近日網上發表了鄭貽春先生的文章《恢復法輪功的合法地位》，再次展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尊嚴。
發生在去年年初的SARS瘟疫，以及由於江澤民刻意隱瞞SARS疫情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使民眾認識到剝奪最起碼的「知情權」可能給自己生命帶來的威脅。緊接著，有關孫志剛案、強制拆遷戶的上訪乃至自焚抗爭、乙肝病毒攜帶者的維權運動等，也都方興未艾。胡溫當局在對待這些維權抗爭時，在某種程度上採取了有別於江澤民的措施，因此一些人把2003年稱為中國公民的維權元年。
談到維權，就不能不談論中國大陸最廣泛和最持久的維權運動──法輪功的信徒爭取自己信仰自由的和平抗爭，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場維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劉曉波先生曾經在《民間維權運動的困境》一文中說「法輪功作為半信仰半健身的氣功組織，本來與政治毫無關係，而主要是滿足了普通百姓的強身健體和社會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澤民政權的野蠻打壓和法輪功信徒的頑強反抗，使之演變為六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維權運動。」然而，「法輪功維權因過於敏感而罕有社會精英敢於公開關注……在獨裁政權不准信仰的鎮壓之下，法輪功維權所表現出的堅韌和勇氣，足以令自稱有良知的知識界汗顏。說句重話，中國知識界對法輪功受到殘酷迫害的集體沉默，無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帶來的巨大恥辱。」
法輪功與其他維權運動有著顯著的不同。在中共當局看來，由孫志剛案引發的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只會給老百姓以政府正在慢饅變好的希望，解決強制拆遷戶的問題和給與乙肝病毒攜帶者應有的權利，至少暫時都不會危及到江澤民的地位和「安全」。但是法輪功卻是近年來江澤民最大的血債。恢復法輪功的合法權利，緊接著而來的就是上千名甚至更多的法輪功信徒是在江澤民的這場鎮壓中被活活打死、被各種酷刑折磨致死的，那麼當局該如何回應法輪功要求依法懲辦凶手的要求。孫志剛案牽涉的收容遣送人員只是專制機器中微不足道的螺絲釘，把他們槍斃以平民憤不會影響到江澤民的利益，但是法輪功在抗爭中一直把矛頭緊緊指向鎮壓的始作俑者江澤民，還在全球各國到處起訴他。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從政治局常委李嵐清、羅干、吳官正到省部級大員劉京、周永康、劉淇等等，都在法輪功要求懲辦之列，中共當局要不要把這些人都繩之以法？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們都能看到法輪功事件對中國未來的影響。他的維權運動已經超越於某一個階層的某一種訴求，而是遍佈中國（乃至世界）的各界人士對於最基本的信仰自由的爭取。可以說，江澤民不斷地加大鎮壓力度把法輪功變成了中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最大事件。這個事件的走向，對於江澤民來說就是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江澤民對軍委主席的位置不敢須臾放手，因為他太擔心那上千條人命、數十萬被關在勞改營受到洗腦和酷刑的法輪功信徒向他討還血債了。因此，表現在社會上，就是對敢為法輪功說話的知識份子進行殘酷鎮壓，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商量和妥協的餘地，也沒有任何擦邊球可打。在中國這樣一個權力踐踏法律的地方，得罪了手握槍桿子的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大陸有很多敢言的知識份子，可以對當今的制度乃至共產黨本身進行嚴厲批判。對於最知名的人士，中共也許是出於國際形象的政治考量而給予他們一定的言論空間。但是法輪功問題一旦提出，那麼這些知識份子也就算「越線」了。最典型的就是網路作家杜導斌先生，他曾經在海外發表過數十篇批判專制和反思社會問題的文章，但一直平安無事。直到他發表了揭露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並為法輪功呼籲的文章《良心不許我再沉默》，結果被逮捕，現在仍然關押在監獄中。即使在檢察院以證據不足退回公安機關，未予起訴的情況下，江澤民的喉舌新華網卻在法庭審理之前充當了一回「法官」的角色，稱杜先生就是要顛覆國家政權。
大紀元最年輕的專欄作家楊銀波先生在《楊銀波致《靜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中說「尤其是當幾乎所有恐懼都被自己戰勝，然而卻在法輪功維權案例上僅僅止於較低層面的呼籲與吶喊時，這種強烈的失敗感超過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挫折，它源於面對『禁區之禁區』的『恐懼之恐懼』。迫於專政、迫於政治暴力，我被迫喪失了作為『人』的『發現的權力』、『發現的自由』與『發現的能力』。」
楊銀波先生自我反省的勇氣令我非常欽佩，敢於說出恐懼是克服恐懼的第一步。
我們認為，如果一個知識份子敢於在法輪功的問題上大聲疾呼，那麼他就克服了內心對江氏暴力機器的最大恐懼，從此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嚇阻他們，再也沒有什麼話題會成為他們討論的禁區。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無畏」使他們的尊嚴和良知變得真正完整起來。當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走出恐懼時，他們卻帶給自己最大的安全，因為當他們的聲音被國際社會和民眾聽見，並形成一個很大的群體時，當局就越來越不可能用對付杜導斌的手段來對付他們。
然而最先說出自己的恐懼，並為法輪功呼籲的知識份子卻在冒著最大的風險，這成就了他們作為社會良心的角色。可以說杜導斌、楊銀波、鄭貽春，以及余傑、東海一梟、劉曉波、趙達功等人就是帶領中國維權運動走出恐懼的先行者。
鄭貽春先生除了揭露迫害的殘酷性之外，更提出「為消除江澤民禍國殃民的罪惡，必須恢復法輪功的合法地位。必須對遭受殘酷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給予應有的國家賠償。江澤民及其領導的罪惡組織中國共產黨必須向包括「真、善、忍」信奉者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表達他們對於自身罪惡的應有懺悔！」表達出民間知識份子對法輪功的認識已經超出「停止鎮壓」和「平反」的層面。懺悔並在法律層面真正追究迫害者的責任才能警示後來的人不要重蹈覆轍。
祝願中國大陸的民眾和知識份子能夠在維權的路上走得越來越安全，越來越穩健，讓類似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