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我所見到的胡耀邦

一九五二年夏天，西南大區的軍政首腦在成都開會。西南大區機關所在地山城重慶是有名的長江三大「火爐」之一，相形之下成都當然要涼快得多了。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還居重慶的時候每年夏天，他們的軍政大員也都到成都開會兼避暑。成都有很多軍閥時代留下來的小公館，這些公館往往門面很不起眼，而且一在小巷深處。
　　賀老總在東二巷的臨時住所，就是這樣一所軍閥的公館。巷子很窄，賀龍乘坐的蘇式「吉姆」臥車剛好能開進去，道種「吉姆」當時在四川只此一輛。軍閥時代的小公館一般都是中西合壁，東二巷的這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門樓，院子裡有兩組建築。一組是西式樓房，兩層。老總和他的家人住在樓下，我當時在他身邊工作，我的房間就在賀龍臥室的頂上。樓下還有一間大廳，天花板上裝著一個美國「奇異」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這個吊扇下的長桌上睡午覺。另一組是幾間中式平房，分別作為秘書班子的辦公室、餐廳和會客室。賀龍一週大約只能抽出一個下午和我交談，往往就在他臥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較清閑，除了和孩子們玩以外，每天晚上陪同賀龍外出看川戲或是跳舞，當年，他的精力特別旺盛。如果在家裡舉行舞會，我就是組織者。所謂組織者就是打電話邀請女伴，那時的禁忌不多，既沒有政審之類的手續，也無需攤派自覺自傲。名單在我的手裡，惟一的條件就是舞跳得比較好。那時的成都，會跳舞的女士很多。我問過賀龍，他告訴我，抗戰時期有些援華美軍就駐紮在成都，最早教會四川人跳交際舞的是美軍官兵。那一次西南大區的軍政要員在成都開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擴大會議，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商討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合併的大計。與會者經常來賀龍的住處參加舞會，有：鄧小平、李達、李井泉、李大章、謝富治、宋任窮、張際春、胡耀邦......等還有後來在「文革」中被迫自殺的閻紅彥。只有鄧小平一個人從不跳舞，要找人陪他打橋牌。其中有些頓導人我在四十年代的戰場上都見到過：鄧小平、李達、宋任窮、張際春。因為胡耀邦沒有在第二野戰軍工作過，所以在此之前沒有見過他。聽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動家。一聽到革命煽動家，我就想起列寧。列寧是個小個子，胡耀邦也是個小個子。胡耀邦看起來很年輕，兩眼炯炯有神，不像一個高官，與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閻紅彥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閻二人神情陰鬱、哼哼哈哈，不苟言笑，而且處處擺出居高臨下的樣子。尤其是李井泉，連他的妻子都說：這個人，鬼都不知道他在想什幺！李井泉曾經在晉西北當過賀龍的政治委員，又將榮任合併後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賀龍平起平坐。後來，李井泉不僅不折不扣，而且變本加厲地執行極左的方針，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飢餓之鄉，在四川，有口皆罵，實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對李井泉有過冒犯，但至今不悔/因為他是中國因極左而得寵的幾位「封疆大吏」之一。宋任窮曾經是我的兵團政治委員，在昆明他給我起過一個綽號「少壯派」。當他叫了我一聲「少壯派」的時候，胡耀邦立即扭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啊！少壯派！」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胡耀邦。他猜不出我是什幺人，因為在賀龍身邊的年輕人，一般應該是保衛人員，可保衛人員怎幺能在首長們中間跳舞呢？

　　「文革」後，億萬傷痕纍纍的中國人都面臨再一次的思想覺醒，常然也包括中共的領導層在內。胡耀邦這個名字像萬馬齊喑後的鐘聲那樣，一次又一次在我耳邊轟嗚。他不就是我二十四年前見到的那個小個子年輕人麼！胡耀邦是中共高層最先覺醒並立即勇敢地走進前列的人之一。一九七七年底，他還是個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時候，就敏銳地從劫後餘生的群眾呼聲中，意識到解決一切問題的障礙首先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諸如怎麼看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幹部和「走資派」、「反右」剛爭、知識份子、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乃至「文革」……等等。他勇敢地肯定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準則，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在當時對於長期只有群體意識，而沒有個人獨立思考的中國，無疑是一顆振聾發了的超級炸彈。幾千年來，在中國，真理只屬於一個人，那就是世襲君主或終身制領袖。如果實踐可以檢驗真理的話，豈不是也可以檢驗君主或領袖了嗎？這太不可思議了！許多在歷次政治運動受傷害，甚至致殘、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級干都），都不能、也不敢接受這種「異端邪說」。我記得，一九七七年冬天，我請還沒有復出的羅瑞卿，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觀看我寫的話劇《曙光）內部演出。由於很多人認為這部《曙光》無光，沒能公演。坐著輪椅的羅瑞卿對如此真實揭露三十年代中共黨內極左災難的戲劇先是十分困惑，他說他曾經在紅一方面軍槍任過保衛局長，他坦白承認：「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做的……生活的真實是一回事，編成戲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會產生什麼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後，深夜時分才給劇組的一位演員打了一個電話，說：「我想了很久，覺得最可以公演和應該公演的。」可我想，當時如果已恢復了他的職務，他會怎樣講呢？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屬基本的原則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堅持「兩個凡是」既是一種為了維護傳統特權的需要，又是一種盲從的習慣。

　　歷史的機遇使胡耀邦脫穎而出，毫不誇張地說：胡耀邦的脫穎而出又給「文革」後的中國增強了復甦的希望。我在一九七九年的春節晚會上合著熱汨朗誦了一首題為（春夜的歌）的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經流逝的年華，
不要再嘆息被扼殺了的青春，
青春怎麼會死去呢？
她姓勇敢，名叫鬥爭！
還有：
我們花費了兩年的時間，
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這就鋪下了長遠長遠的堅實的路基，
雖然有些枕木通不那麼平整。

　　胡耀邦堅持這個「標準」，在中央組織部長任上平反了千千萬萬件冤假錯案。而且不管哪個時期。哪個階層，甚至力爭糾正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錯誤，這些運動傷害到的知識份子數以萬件。為此，他遭到中共內部某些人強有力的抵制，最終總算得到了平反，雖然並不徹底。在知識份子等同資產階級的時候，他的這些「冒尖」行為不能不說是在冒險。他的勇氣來自他自己在實踐中的認識，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賦閑的時候，接觸過許多知識份子。正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紅軍老幹部，對知織分子也沒有偏見，所以漸漸對中國知識份子的艱難困苦、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在劫難中九死不悔的愛國熱情，才有了比較深刻的瞭解。

　　一九七九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請文化部代理部長周巍峙找了幾位當時比較活躍的作家，到富強胡同的胡家開了一個無拘無束的座談會。我依稀記得，他的家離老舍先生故居很近。這個會很特別，一反過去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先生講、學生聽」的老辦法，而是「學生講、先生聽」。那時的作家們所關注的是撫摸人們心靈上的傷痕，衝破陳舊的觀念束縛，因為無數觀念的束縛仍然是社會生活中的致命障礙。胡耀邦只在作家發言時進行插話，他的插話很風趣，沒有一句教條。他對作家們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覺到：胡耀邦對「文革」後的形勢充滿信心。他熱情洋溢，平易近人。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簡練、明快。聽得出，他讀過很多書，但並沒有張口馬、恩、列、斯、毛，閉口馬、恩、列、斯、毛。胡耀邦說的都是通過胡耀邦自己的大腦思考過的胡耀邦的語言。那次座談會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產生了一些錯覺，認為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樣，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慘痛教訓，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藝領域內的寬容度更應該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話想告訴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輕朋友向他表達了我的願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如約來到了富強胡同的胡家，在第二進的一間客廳裡見到胡耀邦。當時的中國，恐怕沒有第二個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地問：你想談什麼問題？還沒等我開口，一個秘書就進來了，向他報告說：宋部長來了！他說的宋部長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宋任窮，只有他可以不預先打電話就登堂入室，因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壓力最大，幾乎全國各個歷史時期的苦主來京上訪，都要湧到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一位負責信訪工作的老幹部對我說：「信訪處的同志不要我聽那些上的人員的傾訴，說：『你的眼淚比他們想要多。』是的，我聽不得，可我非聽不可。現在我才知道，我們共產黨人並不是『文革』中才有冤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冤獄。」在胡耀邦的任期裡，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問題，但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的最後落實，都有一個長期馬拉松式的過程。宋的到來，一定有重大的疑難問題和胡耀邦商量。相比之下，我的約見只好放棄。我和宋任窮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過面了，我和他寒暄過之後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辭了。在胡家的沙發上頂多隻坐了五分鐘，惟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發太破，沙發裡的彈簧頂得屁股疼。那次見面我一言未發，感到非常遺憾。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國第四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以後，國內外許多媒體都作了報導。胡耀邦看了這為講話後，讓人轉告我，他對我的大部分觀點都表示認可，只是覺得其中第三部分談到知識份子的安全問題，他認為大可不必憂心仲仲。我當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後來的事實證明我並非多慮，而是他過於大意了。

　　僅僅一年，《苦戀》（即《太陽和人》）攝製完成，在文化部送審期間，引起軒然大波。據外電報導：中國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憤怒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還鄉，勞動改造。個別人的主張尤為極端。有些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說成是「炮製反動電影《苦戀》的黑後臺」。這樣一來，一部再現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電影的問題就上升為政洽問題了，中國人立即敏感地聯想到《清宮厥貳貳ⅰ逗Ｈ鳶展佟貳Ｖ泄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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