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誰來寫《中國「農民工」調查》?

發表:2004-04-21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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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棣和春桃兩位中國安徽作家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已經成了中國的熱門讀物,甚至已經引起海外讀者的興趣。這本書是作者嘔心瀝血,深入安徽省貧苦農村,走訪了大量的最底層農民和村鎮黨政官員,花費了兩年多時間,以事為依據,講述了中國農民真實的故事。這本書的轟動效應將長期存在,因為書中所描繪安徽農民的遭遇具有普遍性,是大多數中國農民景況的真實寫照。中國十三億人囗中農民佔了九億,佔了70%,這個比重未來多少年不會有大的變化。中國農民是中國最貧困的階層,戶籍制度將他們拴在土地上,讓他們成為"二等公民",經濟上、政治上都處於劣勢,是中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所以解決農民問題經常成為中共當局的首要問題,但農民問題一直無法真正解決,究其原因,還是一個制度問題。製造城鄉差別,製造城市市民與農村農民之間的對立,始作俑者就是中共當局本身。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中國工人狀況又怎幺樣呢?尤其是中國"農民工"狀況怎幺樣呢?我不喜歡"農民工"這個詞語,因為這是帶有歧視性的語言。工人就是工人,幹嘛要分出"農民工"呢?但在中國,"農民工"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工人。

中國工人狀況一直在惡化,其實主要還是指的"農民工"狀況的惡化。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急速進行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而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農村為資本原始積累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城市化和科技的飛速發展,不僅依賴農村提供原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可以任意殘酷剝削的對象。農民進城是被歧視的,農民是中國的二等公民,沒有文化,沒有教養,不懂規矩,衣衫襤褸,粗言穢語,在城裡人看來,鄉下人只能做苦工,凡是城裡人不願幹的活兒,都讓農村人來干。服務行業的清潔工、餐廳服務員、保姆等,建築行業的建築工,煤礦特別是小煤礦的礦工,紡織服裝制鞋行業、電子裝配和玩具製造行業工人等等,都是"農民工"賣命的行業。

中國工人群體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前,城市與農村完全隔離,所謂工人都是城市戶囗身份,而農民戶囗身份的只能被綁在土地上種植,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被迫成為中國二等公民。由於城市拒絕農民成為城市市民,因而農民不能成為工人,除非將農民戶囗轉化為城市戶囗,成為城市人是農民夢寐以求的幻想。如今的中國工人階層已經不是過去的工人階層,農民漸漸成了工人的主力軍,儘管他們被冠以 "農民工"的"美名",但城市工人階層的成分主要開始由原來農民身份的工人組成,這的確是中國的一大變革,工人與農民實際上緊密聯繫在一起,說到農民就是指的農村種莊稼的人,而說到城裡的從農村來的工人卻不得不加上"農民工"的概念。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工人中的60%是農民工,也就是說有一個多億的農民已經進城成為工人,只不過他們沒有城市戶囗而已。

有人質疑,為什幺中國人要暫住中國?暫住證針對的主要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戶籍制度就是要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但工業化又需要農村廉價勞動力。儘管農民進城了,成了各行各業的打工者,城市的建設者和財富的創造者,但城市依然把他們當作農民,當作下等人。於是,為了區別城市和鄉村,也為了歧視的需要,責令他們辦理城市暫住手續,繳納進城打工的苛捐雜費,暫住證就成了城市裡農民工的標誌,直接告訴人們,持暫住證的是農村人,是低下的賤民。

在中國東南沿海發達城市和發達省份,大量工廠企業裡的工人群體主要是由進城農民組成,許多企業沒有工會組織,就是有工會組織的也都是流於形式。我們知道,中國的工會組織是依附於中共黨組織的所謂"群眾組織",工會負責人往往都是黨組織負責人兼任。這就導致了中國工會組織是一個花瓶擺設,沒有真正的實際意義。工會組織不獨立,就不能起到維護工人權益,保護工人利益的作用。現階段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本身已經變成權力資本性質的組織,在工礦企業,共產黨組織與資本家成了合作者,他們共同要做的是怎樣更多的剝削工人壓迫工人,以獲取資本的最大收益。於是,血汗工廠在中國遍地開花,"農民工"用血汗,用生命,建設了花園般的城市,引來了全世界各地嗜血的資本,也為歐美和全世界提供了廉價商品,創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但是有誰來關心"農民工"的生存權、生命權等基本人權呢?

可嘆的是西方國家勞工組織和人權組織主動來關心中國工人的悲慘狀況,而聲稱工人階級政黨和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共,卻扮演了阻撓調查,隱瞞事實真相的角色。如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不遺餘力調查監督西方企業在中國是否違反中國勞工法,是否違反西方國家勞工法。該組織執行主席李強先生的一份對廣東東莞裕元鞋廠的調查報告(《一家中國三資工廠工人狀況的調查報告──耐克和阿迪達斯製造在中國》),揭露了當今中國農民工的悲慘狀況。農民工不僅在政治上、權力上受到中國政府的壓抑,經濟上還要飽受中國資本家和西方資本家的剝削壓迫。東莞裕元鞋廠隸屬臺灣寶成集團,大陸的工廠主要分布在東莞、中山、珠海等地區,主要為耐克(NIKE)和阿迪達斯(ADIDAS)生產鞋子。李強的詳盡的報告披露了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罪惡。蘇紹智先生有篇文章《二十一世紀的血汗工廠》,就是根據李強先生的報告,通過分析裕元鞋廠農民工悲慘狀況,揭示了中國社會面臨的深刻危機。我們來看看裕元鞋廠工人狀況的一些描述:

▲該廠主要只招女工,不招男工,目前工廠的男女工比例是一比十五。許多女工必須做男工的體力勞動,還有被性騷擾的情況,使女工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都很大,工廠中突出的問題是女工累死、病死乃至自殺的事件多次發生。在調查期間,東莞裕元鞋廠竟有十五個女工跳樓死亡。

▲ 工資是計件工資制。計件的價格由工廠決定,由於工作定量太大,每小時的工資就被壓低。東莞市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33美分,該廠每一工人每小時的平均工資是28美分,扣除個人費用,如醫療福利費等以後工人實際得到的工資是每小時24.4美分(按:美國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5到6美元)。一個工人一天不停工作十小時實得工資是2.44美元。

▲據統計,一雙耐克鞋完成在中國所有的加工程序,總共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到1.5美元,而耐克"喬丹五型"的鞋在美國賣價在120美元以上。可見剝削率之高。

▲勞動時間。該廠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十個小時以上,而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是八小時;該廠工人一個月工作和加班時間是256小時,而中國勞動法規定是176小時。可見勞動時間之長。

▲勞動強度。該廠自實施耐克的行為標準以後,加大了工人的勞動強度,要求在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車間還安裝了監視器,以監視工人。

▲工人勞動和生活條件均極惡劣,勞動中一直未能避免或減少使用有毒的化學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積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個人。

▲工廠沒有按中國規定給普通工人購買任何參加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工廠有醫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須請假回家,工廠不負擔任何醫療費用,工廠只招收18歲到25歲的女工,如果不能適應工廠的勞動強度,只能在沒有任何保障下離開工廠。

國際勞工組織或其它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工組織所關注的當然是中國工人權益,但他們還是有範圍限制,他們最關心的是在中國的西方企業裡的工人權益,還有為西方企業加工生產的中國企業的工人利益。如裕元鞋廠因為是生產耐克和阿迪達斯產品,他們很關心生產工人的狀況;再如,為沃爾瑪(Wal-Mart)提供商品的中國工廠的工人權益也是他們關心的。那幺誰來關心除此之外的更多的中國工人權益呢?中共組織嗎?中國和各級地方政府嗎?中國的各級工會組織嗎?當然不是。如果黨、政府、工會都真正關心中國工人權益,國際勞工組織和西方其它國家組織不必如此操心。事實正好相反,中國的黨、政府、工會幾乎清一色的站在工人的對立面,尤其是"農民工"的對立面,他們要維護的是資本的增值利益,壓榨工人的血汗是他們與中外資本家共同的利益所驅使。

儘管每天都有媒體和作家在零零碎碎披露中國工人的悲慘狀況,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看到像《中國農民調查》一樣的《中國"農民工"調查》。最近傳聞說當局下令嚴禁炒作《中國農民調查》和《往事並不如煙》等幾本書,看來當局害怕真相。揭露中國農民、工人的實際真相,等於是在嘲笑"三個代表",等於在打"偉大、光榮、正確"的大嘴巴。(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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