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李鴻章

　　1883年正月廿六日，直隸總督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上疏朝廷，請求賞假回籍葬母，李母李太夫人於上一年3月去世。公務繁冗，李鴻章拖了一個月才成行，自天津乘輪船回原籍合肥。

　　李鴻章這一年正好是60歲，雖至花甲，官宦生涯卻正值巔峰。按古來「丁憂」制度，為盡孝道，官員應該在家守喪3年。但朝廷此時怎麼能離得了李鴻章呢？去年他幾次回去辦理喪事，不都被朝廷召回嗎？

　　離開京畿，倒是能夠暫時躲開耳邊的喧囂之音－－－因為新近在中法關於越南問題上的談判失敗，他正在遭受朝野的指責。

　　早春三月，跪在母親墳前，李鴻章心情複雜：他20歲時做詩言志，願做賈誼這樣的青年俊傑，言猶在耳，但是，倏忽年已花甲，兩鬢花白，他卻發現自己步履維艱，做什麼事情都被互相牽制而留下遺憾。

　　可讓他安慰的是，在188年，他所致力推動的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20年，似乎已經初見成效：

　　輪船招商局創辦僅3年，就從洋商那裡分回了1300餘萬兩的市場份額，並把有的外商輪船公司擠垮。而到本年度，長江上的華商已經佔了十分之六。開平煤礦從生產之日起就和日本煤爭奪天津市場，而且漸呈優勢。「官督商辦」得到買辦富商們的響應，在1883年形成了一個高峰。輪船招商局僅在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萬兩。《字林西報》還在這年的1月22日報導：「現滬上股份風氣大開，每一新公司興辦，千百人爭相購之，以得股為幸。」

　　20年前，當40歲的新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初次看到洋槍隊展示的威力，他內心的震撼久久不去。從那時開始，李鴻章自認為他已經發現了挽救大清朝於搖搖欲墜處境中的途徑，那就是借西方科技來充實中國的軍事力量，以達到自強。

　　這種想法不獨他有，「太平天國」之患一消除，有識官員們即致力此道，於是洋務運動從1860年代開始興起。而作為洋務派的領袖，李鴻章持續地推動這項進程，同時也被它時時改變。

　　18**年，他仍堅信中國之各項制度是遠超西方的，只有武器落後於別人，因此他認為中國只要有了「開花大炮」、「輪船」兩樣東西，就有了讓西方人忌憚的法寶。

　　「沙上建塔」而已

　　到了1870年代，李鴻章無奈地發現：孤立地創辦軍事工業，只是沙上建塔，無以為繼，英法等國之所以強盛的原因不僅僅在於船堅炮利，而在於有一個發達繁榮的大機器工業體系作基礎。

　　因而他提出「寓強於富」，以1872年創辦上海輪船招商局為起點，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主持創辦了一些民用企業，但始終未能成大規模。

　　李鴻章更頭疼的是現代人才的極度缺乏，他對中國傳統的八股取士制度深惡痛絕，18**年的時候就提出，應當在科舉中另開洋務一科，用傳統的形式選拔新型人才。

　　為此他還專門設立洋務學堂，早在1863年，就在上海成立廣方言館，設外文、數理、機器製造等課程。1868年，又在江南製造總局內附設譯書館，開始有組織的譯介西方科學技術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後來又在天津陸續創辦電報、水師、武備、醫學等洋務學堂。李在1872年會同曾國藩奏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並在曾國藩去世後獨立主持此項創舉。

　　李信奉的是經世致用之學，也就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世事，他不斷調整著自己的思考角度和實踐重心，這使他比同時代的清流派更具有遠見。然而囿於自身侷限，也受制於外部環境，李鴻章在制度改革上窮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

　　在多年以後，當他因甲午海戰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署而在國內聲譽盡失而暫時賦閑時，與晚輩聊天談到他的無奈：他只是一個裱糊匠，面對一個破屋只會修葺而不能改造。

　　即使是修葺，作為一個改革者，李鴻章發現改變這個帝國龐大的慣性，是多麼力不從心。在此過程中，李鴻章深深理解了王安石和商鞅這些古時的變法者。

　　忌憚與牽制

　　儘管手有重權，但李鴻章能感覺到朝廷對他的忌憚。李鴻章從未進入軍機處，雖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內政上從來未被給予樞密大權，一直處於「外臣」地位。更何況，在朝中自己也樹敵不金明哲保身之道，做分內之事，不敢「好高騖遠」。

　　因回鄉葬母而離開權力中心的這段時間非常短暫，卻讓李鴻章產生了些許不安，並非他過分敏感，實在是因為朝中的各種力量交錯作用，太后心機似海。這位意志堅強的女人獨攬大權的勢頭日益明顯，朝中恭親王尚且戰戰兢兢，更何況是李鴻章？他只能靠多年宦海中積累下的老到和狡猾與之週旋，不敢有絲毫懈怠。

　　另一方面，李鴻章所走的每一步，幾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別的阻撓和攻擊。

　　1883年，朝廷的議論一直在越南問題上，兩三年來，法國在中國的藩屬國越南步步緊逼，朝廷猶豫戰和，官員分為兩派，吵吵嚷嚷。

　　而李鴻章這次是下決心要盡量避免戰事的：洋務實力尚需發展，此戰耗銀巨大而中國卻無太多實際利益，因為多年來清政府自顧不暇，越南實際上已經受到法國的控制，何以現在要冒同法國交戰的危險來爭奪這個宗主權呢？

　　農曆三月十五日，朝廷發諭旨到李鴻章家中，命他回北洋大臣署任；三月二十五日的詔書卻突然命他「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都歸其節制。

　　常人看來，這是朝廷對李鴻章的倚重，但是，李鴻章自己卻察覺到，這可能是政敵設下的陷阱，於是堅決拒絕了這一任命，清廷也只好照允。又過幾個月後，朝廷又召回李鴻章到他原來任上。

　　這一微妙時期於是被安全度過。

　　個人風險得以避免，但李鴻章非常擔心，他深知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銀子，洋務現在亟需錢用，中法之戰不管勝負，對中國而言都是損失，更何況他深知中法力量對比。在兩年前，李鴻章把他在外交和內政方面的思想總結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只要沒有太大的實際利益，能不打仗盡量不打，因為時不我待，世界各國都在發展，國力蒸蒸日上，只有中國還恪守成法，國力停滯不前，即使與一個國家保持了和平，新的敵人又產生了。

　　但是中法之間的戰事最終沒有避免，雖然在陸地打了勝仗，卻在一年後被法國人破壞了福州馬尾的船廠，福建水師主力被摧毀，總損失據稱達「一萬萬兩白銀」。

　　洋務運動深入發展之際，清議彈劾之風也盛極一時。如李鴻章創建大工業，倡導商務，修鐵路、建電報等等，都曾被彈劾。清流派也被費正清稱為「躺在安樂椅上的戰略家」。

　　最荒謬的是鐵路。1883年，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說：「火車鐵路利益甚大，東西洋均已盛行。中國阻於浮議，至今未能試辦，將來欲求富強制敵之策，舍此莫由。」他懇請總署（即總理衙門）出面主持大計。

　　國人對於鐵路的態度實在是可笑可嘆，比如說1876年，清政府以28.5萬兩銀子的價格，將英國商行偷偷修筑的吳淞鐵路買回，李鴻章力主華商集股，繼續經營。但辦理此事的瀋葆楨卻屈服於頑固派壓力，將鐵路拆卸，運到臺灣去了。

　　1881年，李鴻章為了開平煤礦運輸，修了第一條唐胥鐵路。這條鐵路是修成之後才奏報的，而且還故意把鐵路說成是「馬路」。但是反對派想到了他們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說機車行駛會震動東陵，黑煙會傷害莊稼，使小民失業等等，幾經周折，這條鐵路才被允許運行，最初還只准用馬來拉！

　　鐵路風波一直持續到1889年，鬧到李鴻章已經動工的津通鐵路被迫停工。

　　李鴻章對此十分痛恨，認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壞事的，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少年新進，不通世故，也不考慮事實得失、國家利害，隨便找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議論以嶄露頭角，可是國家大事卻為之阻撓。

　　李鴻章很羨慕日本明治維新君王主持，而臣民一起努力的局面。但在清朝，作為一個改革者，他的所作所為卻總是謗議滿廷，而且，他不僅不能總指望在最高層那裡討回公道，還要對他們的忌憚誠惶誠恐。

　　李中堂的侷限

　　把李鴻章在改革上的困境全推給外因畢竟有失公允，其侷限帶著那個時代的烙印。李鴻章在興辦企業的時候選擇的「官督商辦」模式，曾經被他自認是當時最好的解決方案，結果弊端叢生。

　　以當時的輪船招商局為例－－－當時清朝仍需通過運河或山東近海的漕運將長江下游的糧食運往北方。李鴻章起初任用漕幫中人管理招商局，後來改用怡和洋行的買辦唐廷樞為招商局總辦。

　　改組後的船主大都成了經理人員，同時也接受朝廷的職封和俸祿。這些人又讓親朋好友在公司中擔任職務，因此，它既不是官辦企業，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私營企業，而是一種官商合辦的牟利性四不像機構，結果弊端叢生。

　　實際上，與李鴻章同時代的郭嵩燾，便反對官督商辦，但李鴻章不理解近代機器大工業必須建立在私人資本自由發展的基礎上，還是企圖把私人資本納入封建政府的軌道，結果反而限制了私人資本的發展。

　　而李鴻章在對制度的認識上，始終只是「東方的庸人」，甚至到13年後，他以73歲的高齡到俄德法英美考察的時候，還只說「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他到那時候想到的仍是西方的技術和軍事，仍不明白離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些都無法學到手。

　　梁啟超點評李鴻章：「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可謂一語中的。

　　1901年，78歲的李鴻章辭世。洋務運動此時已經過去40年，甚至戊戌變法也都過去了3年，但中國的富強夢仍如水中月、鏡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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