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開始準備留學是１９８５年當了講師以後的事情。七七級入學時本來就對拉郎配的專業沒有興趣，念在本專業是全國本行的「聖地」，也曾試圖想在祖師爺、祖師奶奶們那裡掏點真金。但是當與那四位老牌教授在同一個教研室裡混了幾年後，看清了過去頂禮膜拜的權威們的敗絮內涵，便心灰意懶了，打算出國留學改門換庭。
先是問在佛吉尼亞當醫生的姨媽要了一百刀，用來考託福和申請學校用。我的臭英語本來就是上大學才開始學，託福考了個灰頭土臉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一邊準備英語，一邊找經濟擔保自費留學。當我向姨媽提出後，才知道姨媽早已得了乳腺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又問在芝加哥獨身的大姑，大姑說她已經擔保了我上海的表弟，讓我問問其他親戚。向第三個開口的是在西雅圖的堂姐，結果連回音都沒有。雖說還可以向其他親戚一個一個問下去，可是想想除了姨媽回國見過一面外，其他在美國臺灣的親戚也就近似名分而已。我恢心了，還是回到本專業，找獎學金吧。
在我找獎學金的同時，學校也已內定派我出國進修，使我有機會脫產去外院出國留學人員培訓班進修英語一個學期，後來經過爭取，又不脫產地賴了一個學期，這一年對我提高英語聽說能力受益不少。
當時我那託福成績別說找獎學金，入學錄取都不夠，怎麼辦？於是我以科研當磚敲門，把當時搞過的一些科研成果和閉門造車推出來的一些數學物理模型簡要地附在了給教授們的信中。這一招還真靈，中西部這所名校的Ｒ教授看上了我，不僅給獎學金，還給該校國際學生辦公室打報告免了我的託福成績，要我去了後註冊一門ＥＳＬ補補就行。
１９８６年冬，拿著收到的Ｉ－２０表找學校批，系院各級領導也高興我為學校省出一個出國名額，一路順風，幾天就辦完了校內所有的手續，當時的感覺是有點飄飄然，好像明天就要出國了。
沒想到過了幾天，師資科通知我，學校主管部不批，理由是當時國家教委《關於出國留學人員的若干暫行規定》第六項第五款說「專業技術骨幹人員，包括助理研究員、講師、……申請自費出國留學，應盡量納入公派範圍，……」這就是當時所謂「自費公派」的由來。到了部裡，這一款的解釋就成了「講師只能出國進修，不能讀學位」。師資科長好心地告訴我，只要你能說通部裡，學校不會為難你。
８７年元旦過後，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八角橋附近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出門，北京那幾天氣溫零下１５度，現在還記得那天大腿被凍疼的感覺。乘地鐵來到位於長安街上的部裡，在一個大辦公室裡碰到了教育司綜合處Ｓ處長，該處長的形象，除了《智取威虎山》裡的「小爐匠」，誰也不像。人長得瘦小，說不說話，兩隻鼠眼都在你身上滴溜溜亂轉，不由得你不跟著他也往自己身上看。若是個女的，一定會懷疑他在打壞主意。還沒等我說完來意，小爐匠就衝我來上了連珠炮：「……誰讓你來的？是你們張院長還是李書記？……還是個講師，連點規矩都不懂！……這是國家政策，你想改？！……回去！該幹啥幹啥……」小爐匠不容我分說，說完轉身就走，邊走又回頭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小爐匠劈頭蓋臉的一頓教訓搞得我找不著北，站在那裡發起愣來，發現那幾個辦公室裡的人不時瞟我兩眼，弄得我臉一陣紅一陣白。過了好一會兒，一直坐在旁邊辦公的那位中年婦女勸我說，你這事情自己來是辦不通的，還是回去讓你們學校誰來說說看。想想自己跟那小爐匠的對話根本上不了軌，只好算了。沿著長安街漫無目的地走到了西單口，突然想到去教委問問什麼叫「申請自費出國留學，應盡量納入公派範圍」，我就沒搞懂，《暫行規定》裡只說「納入公派範圍」，並沒說不能讀學位，再說公派出國讀學位的人多了。接待人員一副忙得要死的樣子，只扔給了我一句話：「部屬院校找主管部。」找不著北的我找到了火車站，當天晚上又是十三個小時垂頭喪氣地回去了。
師資科長告訴我那個Ｓ處長難說話，教育司Ｈ司長人比較同情達理。當時《參考消息》上剛好登了一篇「美國最好的十個理工科研究生院」的短文，我所要去的學校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心的我兩個月後又二次進京，避開小爐匠直接找到Ｈ司長辦公室。瘦瘦高高，戴著一付暗紅框眼鏡的Ｈ司長，五十歲左右，典型的知識份子形象，六十年代蘇聯留學生。聽我講完情況，也溜了一眼我帶來的那篇參考消息文章，他就開始給我解釋他所理解的出國政策。我則強調公派範圍也應該包括讀學位，我還答應改辦Ｊ－１簽證，按自費公派辦理也沒用。唯一讓人得到點安慰的是，Ｈ司長說他可以直接點名給我一個去美國的訪問學者指標，你說那個學校好、教授好，你就還去那個學校找那個教授。依你的歲數，碩士博士讀下去不一定最好，早點回來，對國家和你個人都有好處。
找到了獎學金，卻無法去讀書，真不甘心放棄這個機會。不記得怎麼打聽到了Ｈ司長家在新街口附近的地址，我在他家附近找了一個小旅店住下，天黑前敲門進了Ｈ司長在第十層樓上的家裡。兩個人仍然是雞同鴨講，各說各的，還是白天那一套。我不知道是《暫行規定》後面還有內部精神呢，還是部裡的和尚念歪了經，反正Ｈ司長在讀學位這個關鍵問題上就是不讓步。另外一個可能是，小爐匠處長不同意，司長也犯不著為我去撕處長的臉。第二天我去當教授的五爺爺家商量，大家勸我先不要名分，去了再說。
回到學校仍然是無計可施，日子一晃就是兩三個月，眼看著８７年秋季入學是泡湯了。我想過辭職，也想過先以訪問學者身份出去，然後當不受軍命之外將，還擔心在同一個學校的夫人將來被卡住不放，等等可能的出路和後果。無論如何，先穩住獎學金再說。於是編了兩條一時不能赴美的原因，寫信請Ｒ教授把獎學金保留到第二年春季學期，並重給我寄一份辦Ｊ－１簽證的ＩＡＰ－６６表。
當時國內送禮行賄之風早已聽說，想試試，只是不通行情，不懂規矩。我帶上託人搞來的兩瓶汾酒和兩條中華牌香菸，揣著新寄來的ＩＡＰ－６６表，第三次進京，去做那自己都鄙視的事情。自認為小爐匠處長怎麼看都像個腐敗分子，先從他入手。心裏有鬼，嘴裡就啥也不會說了，光知道掏禮品，小爐匠那雙鼠眼挺忙，除了打量我，還忙著打量那菸酒，我感到整個氣氛都凝固了。其實也就幾秒鐘，小爐匠發話了：「我說講師，你這人咋不懂事呢。我呢，也沒那閑功夫跟你泡。提上你的東西回去，還是那句話，該幹啥幹啥，啊？！」，討了個沒趣，尷尬得無地自容，真後悔掏出了菸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小爐匠是嫌東西少呢，還是他本來就是個拒腐蝕的好幹部。我是徹底的失望了。
我一個麻木的人由著腿走，不知不覺又到了西單。坐在路邊花壇上，面朝長安街，十足一個面無表情的盲流。慢慢地，腦子裡開始梳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結論是我的情況是可批也可不批。最後就想到去找一個在京城當大官的親戚，我媽的叔叔，我叫三外公的幫忙，他就住在這西單鬧市後面的一個胡同裡。可是我既不知道具體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沒法去找。急急忙忙到不遠的長途電話局，打到家裡跟媽商量。媽說從文革開始她就再沒有見過這個叔叔，早想見見他，讓我在北京等著，她盡快就到。
說到這裡，就要交代一點背景資料。外公早年考取公費留學日本，主修眼科醫學。回國後由於是軍閥閻錫山家鄉同鄉，閻錫山偏偏是個家鄉觀念極強的人，閻錫山便讓外公在其軍隊裡服務，官拜中將軍醫。三外公雖比我媽長一輩但卻小兩歲，從小跟母親姐妹四人一起玩大。外公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從初中開始就把四個女兒和三外公送到北京讀書，寒暑假再接回太原。母親是老大，在京管著妹妹們和叔叔的生活費用。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在大學讀書的母親隨校內遷走了，在讀高中的三外公和二姨一起，走上了抗日救國之路。解放後，赴朝參戰，受傷回國，授銜少將，後來又升任解放軍總ＸＸ部付主任。小時候跟母親到北京三外公家去過一回，那時他家住在將軍樓裡，沒有現在這種大四合院氣派。文革中誰也不敢跟誰聯繫，一直到在電視上看到任全軍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的三外公在審判黃吳葉李邱的特別軍事法庭上宣讀起訴書時，母親才算放心了。
三天後，七十多歲的母親由姐姐陪著來到北京，就住在西單後面的三外公家。我找到地方，秘書把我領進客廳，兩個老人正在炒他們那些冷飯往事。三外公不愧為儒將，中國老年書畫協會副會長，解放軍老幹部書協常務付會長，客廳裡到處挂了不少自己和他人的書法繪畫作品。三外公已經知道了我的事情，又大概問了一下，就在一張黃紙紅道豎式信簽上寫了一封漂亮的毛筆小楷便信，讓我拿著此信去木樨地部長樓找Ｈ顧問。
Ｈ顧問是退居二線的老幹部，原來是我校主管部的第一付部長。Ｈ顧問跟三外公其實每個星期都在網球場上見兩次面。Ｈ顧問瘦高個，足有一米八，花白頭髮，長得很精神，非常健談。我一進他在五樓的家門，就跟我談起我外公來，我才知道他跟我外公曾有過一段交情。Ｈ顧問和三外公當年都是解放太原那場攻堅惡戰中的軍師級幹部，打下太原後Ｈ顧問是市軍管會負責人，很快找到沒有逃往臺灣的外公壓驚，後來又給外公安排工作，讓他在山西大學醫學院教授和太原第一人民醫院眼科主任兩個工作中挑，還安排外公當了省政協委員。Ｈ顧問說起這段往事，還把外公誇了半天。
大概正是因為這層關係，Ｈ顧問只問了我一個問題，「花不花國家的錢？」我說一分不花。於是他當著我的面就給當時的付部長打電話：「小Ｄ呀，有這麼個事情，你給辦一下。。。」Ｄ付部長當時是新提拔的（現在是正部長），清華老五屆畢業，教育司由他分管。Ｈ顧問放下電話幾分鐘後，Ｄ付部長又打過來，讓我明天去教育司綜合處辦理出國手續。事後，Ｈ司長還專門給Ｈ顧問寫了一個書面解釋，其中有這樣的內容：「……江流是學校培養的年輕教學骨幹，我們本想讓他早去早回，彌補師資斷層，起承上啟下之作用，對江流個人和國家都有好處……」，云云。
第二天早上來到綜合處，小爐匠雖說還是用眼不停地打量我，卻滿面陽光地迎上來跟我握手：「江流，咱們是不打不相識，今天咱倆交個朋友。」一番讓座、端茶、恭維之後，叫部裡專門辦理出國手續的大Ｗ帶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下午是美國大使館辦Ｊ簽證的時間，大Ｗ自己開一輛小麵包車帶我到了大使館，跟門衛打了個招呼，我們就進到了裡面，大Ｗ的派頭讓我看得傻了眼。
好事多磨，碰到了一個死板教條的簽證官，說我的獎學金尚差＄１０５０才能滿足所需費用，讓我再找一個小額經濟擔保。一點都沒法討價還價，只好暫停。回去後寄了一份獎學金的拷貝寫信給當時住在芝加哥的二姑，請她出一個＄１０５０的經濟擔保。這次順利，拿著經濟擔保和ＩＡＰ－６６表，第四次進京，簽證官沒有打拌，給了Ｊ－１簽證。這算是一段小插曲。拿到簽證後，分別去三外公和Ｈ顧問家道謝，則是題外話。
動身出國那天，父母送我到樓外，母親最後跟我說「以後國內下一代出國，你可要幫他們出經濟擔保啊。」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乘美國聯航班機從上海起飛，當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二姑夫婦到機場接我，第二天，他們又把我送上了去學校的長途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