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陽，以三輪車為生的人，多是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和三峽移民，三輪車載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且每年他們要交納眾多的稅費才能得以在「公共資源」的馬路上行使，如今卻要被政府以拍賣牌照的方式強行終止，這無異於將他們的生存之路堵死。如果生活都難以為繼，則意味著孩子失學、吃喝犯難、窮困的日子愈加潦倒，走向絕路的人們會做出什麼，誰也說不清。我們的社會，真的吝嗇到了連給弱勢群體一點生存便利的機會都這麼難嗎？難道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非要殘忍地剝奪他們生存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不可嗎？
公共資源是所有人的共同財富，政府負責其宏觀調控和資源分配的權力，如果異化成為了一己之私或者為了滿足少數富裕階層利益而出賣多數弱勢群體的利益，其實是走上了一條不歸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的凶險在歷史上不乏前車之鑒。聯想到近年來一系列的鬧心事，不能不讓人深感憂慮。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使既得利益者們擔心自己權利被侵犯，於是掌握話語權的他們開始設限設卡，希望能通過鮮明的條塊分割得以自保，卻不知道，每項所謂「舉措」的誕生都正在一步步把弱勢群體逼向絕路。在偉大的首都北京，居然發生過深夜私闖民宅恫嚇主人強令搬遷的現象發生，朗朗乾坤，天理安在否？「禁討」的爭論似已塵埃落定，而可以看到的結局就是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對其明令禁止，乞討產生的根源卻不見有人進行絲毫的關注，即使有，那些政府部門也只會攤開無奈的雙手錶明自己的處境有多麼難。沒有人願意主動地去關心弱勢群體的生活，只有在剝奪他們驅趕他們管理他們的時候才會多方聯動甚至重複收費，這就是現實。
把弱勢群體逼向絕境的，還有正愈演愈烈的大規模集中地侵犯弱勢群體的利益甚至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行為。進城的農民工拿不回工錢，在家種地的農民消費著對他們的土地沒半點益處的假化肥假種子，農村的老爺爺老奶奶們照顧被父母放在家的孩子但他們買回的奶粉卻可能將他們的孫兒送上黃泉路......農民的利益被最大限度地漠視，地方執法部門的職責被最大程度地褻瀆，而這一切，存在已經不止一年兩年！如果不是拜開始重視三農問題所賜，這層層黑幕這辛酸血淚這連年陷阱農民該向何人說？即使他們說了，誰會感同身受誰會設身處地為他們想誰會正眼看他們一下？
國家信訪局有關人員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上訪者反映情況至少80%以上屬實。80%屬實，是個什麼概念？我們不知道國家信訪部門每年接受的信訪量是多大，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這個數字背後，該有多少徇私枉法、社會不公、私吞亂佔甚至是草菅人命？其中又該有多少足以感動老天淚做傾盆雨的真實在被踐踏？那些從青年上訪到老年的人們，那些為洗刷父親屈辱到城裡討說法的孩子們，那些上訪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們，誰會在意他們的感受，誰又會傾聽他們的心聲？
有關部門為了維護所謂的權威與面子，不惜犧牲廣大普通投資者的身家性命錯誤判定一家名為「深中橋」的上市公司退市，近兩萬名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先後有包括人民日報在內近50家媒體參與了深中僑事件的報導，包括北大、清華法律專家在內的各界說了公道話，尤其是廣大投資者依法採取了各種維權手段，包括寫信、打電話、要求行政復議等，但作深中僑事件的主要製造者：權高位重的財政部和證監會，在深中僑問題上置確鑿的事實而不顧，為了維護所謂的權威和形象，不擇手段地為自己的錯誤行經進行抵賴、推脫，對投資者的正常申訴採取一概不予理會的辦法，完全暴露了其淪為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的嘴臉，喪失了國家機關公正、廉潔、清政的起碼品質，不惜犧牲國家的公權、人民的厚望、法律的尊嚴.
弱勢群體利益被忽視，不是一句錯誤的政績觀就可以敷衍過去的，其背後無不存在著各種利益的糾葛和私慾的膨脹；同樣，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模式，也不是一句玩忽職守就能解釋得了，地方執法部門與那些坑害百姓利益者之間同樣存在著骯髒的黑洞才是要挖出來最根本的問題。地方官員習慣說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地方執法部門門前總愛掛上一張「為人民服務」的牌匾，本文開頭說到的四川資陽市政府門前也有這麼一塊匾，可是，他們是在為誰服務？又是在做著誰的「公僕」？弱勢群體不是生下來就注定要被管理的，也不是隨便怎麼欺侮都可以的。他們也許不需要廉價的同情，他們也不在意自己是否會得到優惠，他們要的，只是公平，這社會最起碼最基本的公平。資陽的事件並不是個案，當公平永久地失去，當正義遠離了真理，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他們可以忍受一時的屈辱，但他們也有自己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一旦爆發，誰都逃脫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