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這一決定帶出了政制爭拗以外新的問題，即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生態是否已遭到破壞？ 人大釋法會帶來香港人和國際上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衝擊，會使中國付出相當的政治成本，這應該已在北京的考慮之內。但今次中國有可能因此而要付出額外的成本。
因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及民主派正驚覺，全國人大否決直選已超出釋法的範圍，是對香港作出的一項"行政決定"，改變了一國兩制下的中港政治關係。 北京的主觀意願也許只是要在香港政治問題上快刀斬亂麻，但由於罔顧程序及做法過於赤裸裸，因此埋下香港人新的抗爭伏線,像"五一"這樣的遊行會陸續有來。
"程序錯誤"？
中國人大在今次釋法中，提出的"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原則，雖然不能反映香港的主流民意，但在法理上大致沒有問題，但明確指出O七、O八年不能有普選，卻犯了嚴重的"程序錯誤"，可以理解為是對香港事務的粗暴干預。
這亦令回歸六年來一直將北京視為開明"太上皇"的香港人驚覺，原來"太上皇"的開明是不確定的，他可以隨時對香港作出直接干預，而且有時還不按牌理出牌。
否決O七、O八年普選，香港人不會覺得意外，如果北京對香港存有基本的尊重，他其實毋須急不及待，也可以包裝得更好一點，北京完全可以在提出了"循序漸進"的指導性意見後，由港府以政制檢討藍皮書的形式向公眾徵詢意見，雖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支持O七、O八普選，但是由於商界及親中力量反對，因此港府仍然可以收集到足夠的"不同意見"，並制訂一個不普選但比上一屆更具包容性的選舉方案，然後交由全國人大拍板通過。
這樣香港的主流民意雖然仍不滿意，但是由於在形式上符合民主及法治程序，因此社會上應不會出現較大及持續性的抗爭行動。
犯下大忌？
但北京今次犯下了民主社會中的大忌，即未經民意諮詢程序便匆忙下結論，不但激起民主派的反彈，而且亦觸動了更多香港人的"一國兩制"神經。 北京今次冒這麼大的風險，付出這麼大的政治成本提前否決O七、O八普選，不排除有善意的可能性：
一是不讓漫無休止的政制爭拗干擾香港的經濟發展；
二是轉移香港人的矛頭，避免已瀕於管治失控邊緣的香港特區政府再遭民意的直接打擊。
如果北京真的是出於這樣的善意，後者可能奏效，但前者的效果相信幾近於零。 雖然筆者也認為，未來三、五年，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其實並不是政制層面的矛盾，而是經濟層面的矛盾，是香港創富能力相對弱化與市民追求優質生活之間的矛盾。
競爭要素
但香港全力發展經濟及提升競爭力，需具備如下兩大要素：
一是香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需有一個具有戰略眼光及管治能力的"內閣"；
二是北京和代表香港主流民意的民主派必需取得諒解。但目前，香港這兩個要素均不具備，香港高端的戰略人才不論在建制內還是建制外均屬稀缺資源；
三是北京對民主派的政策，不是和解，而是拒絕、分化,令香港的政治對抗成為常規遊戲。
當然民主派亦並非無可指摘，民主力量片面追求香港人特別是自身的政治利益，而並未顧及香港階段性的發展戰略，使香港的政治矛盾成為社會焦點，而全社會的主要矛盾則被掩蓋。 由於這些原因，因此即使北京在今次事件中存有善意，但亦無法使香港納入正軌。
而且並不是有太多的香港人相信北京具有以上的善意，有輿論認為：北京有感香港人回歸六年以來過份強調"兩制"，而罔顧"一國"，因此今後要在重大問題上採取斷然措施，令香港人感受到"一國"的存在，認識到兩制是"一國"下的"兩制"。
如果北京今次的決定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那麼無異是提早動手摧毀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樣板。
特殊處理？
香港一段特殊的歷史決定了她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一國兩制"是一個特殊的概念,是一幅特殊的政治界線圖，北京與香港各守各的疆土，"一國"指北京在國防與外交兩大領域有決定權，而香港則有不能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義務；"兩制"是指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與中國內地自治區完全不同的自治權，可以說，香港在國防及外交領域以外，在不謀求推翻北京政權的前提下，當地的事務可以自行決定，政制發展為什麼不可以理解為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因此人大動不動就釋法，本來已是一件有爭議的事,現在又超出釋法範圍，在徵詢民意之前為香港政制事務做出具體決定，其意義已超出扼殺普選的本身，而上升到對"一國兩制"侵犯的層面。
因為特首上呈的政制報告只是在法律原則及程序層面尋求指引，並未要求人大代為決定香港應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這是一起典型的中央主動干預特區事務個案。
北京今次"主動出手"是中港政治關係中的一個新動向，香港人應該用時間觀察，判斷這是一次偶然事件，還是北京日後干預的先例，如果是後者的話，則意味著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生態已被粗暴地改變，它對香港的傷害遠大於政改步伐被拖慢。
香港民主力量的抗爭焦點要因此而作出調整，在爭取建制內的發言權之外,還要在民間築起一道政治"防火牆"來捍衛"一國兩制" ，防止香港由"港人治港"逐步淪為"京人治港"，防止香港由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淪為中國一個內地化的自治區。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