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業對利益最大化的瘋狂追逐已把自身降低到了和一般物質產品相同的層次，逐漸放棄了自身應有的底線，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中國所有的引進圖書，商務印書館的老牌叢書「漢譯名著」對中國人的恩澤將是長遠的。讀書求知生活三聯書店引進的許多學術精品，以及大量翻譯過來的世界各國的文學名著，乃至科學著作（如湖南科技出版社引進的《愛因斯坦全集》）等等都大有益於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然而這些書在近些年讓人眼花繚亂的引進圖書中已不再是主流，反而退居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不讀書、尤其不讀好書的年頭，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遭遇了淪落「五元書店」的尷尬境地。這一方面是讀者市場庸俗化導致的問題，另一方面出版界更是難辭其咎，正是他們將大量包裝精美卻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垃圾圖書引入中國，誤導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學術名著、文學經典多累人啊，而娛樂性的、不負責任、沒有精神負荷的引進圖書，那些純粹一次性快餐式的讀物讀來確實輕鬆，不需要動腦筋，不需要嚴肅、認真的思考，只要人云亦云，跟著鋪天蓋地的廣告走，跟著感覺走就可以了。說句不無危言聳聽嫌疑的話，這實際上是在戕殺一個民族的生命，長此以往，我們愈加淪為淺薄、無知、不學無術的高等動物。這與世界接軌，向現代化之路邁進的宏大目標是相背離的。試舉幾例，以見引進圖書衝擊中文原創危機之一斑：
一、翻譯名著的粗糙。世界學術名著、文學名著這幾年照樣也在引進，這誠然不是什麼壞事，但由於譯者的中、外文程度和人文素養的缺陷，以及敬業精神的缺失，中譯本往往顯得晦澀，甚至支離破碎、不堪卒讀。至於錯譯、誤譯、任意刪改之處往往不為人知（讀者畢竟不可能都有能力讀原著）。加上編輯水平普遍性的下降，和職業道德問題，說實話，現在也確乎很難找出認真負責、嚴肅、的像樣編輯了。想起當年葉聖陶們做編輯時的一絲不苟，不禁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反映在出版業同樣如此，以商務印書館百餘年的金字招牌，中國出版業的佼佼者，我手頭就有一本它於1999年8月出版的西塞羅的名著《國家篇法律篇》，可是封面上赫然竟是《國家篇法津篇》，這樣一個校對上的小小錯誤可以原諒嗎？白紙黑字，印在那裡，斧頭也是劈不掉的，何況是在封面。像這樣印數不過三千、讀者有限的古典譯著想必是沒有人盜版的。你盡可以說這不過小事一樁，何必咬文嚼字，「律」和「津」不是差不多嗎。然而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現在出版業的職業操守普遍缺席的問題，從開始自居「出版人」的當家人到普通編輯、校對，無不如此。翻譯、引進異國的文化是一項非常崇高的事業，決不僅僅是賺它個盤滿缽滿這麼簡單。遠的不說，自嚴復在19世紀末的暗夜裡翻譯了《天演論》以來，一百多年間我們曾湧現出許多第一流的翻譯家，如傅雷、朱生豪、查良錚、楊憲益、何兆武、賀麟、許良英……這是一串我無法一一列舉的長長的名單，正是他們，幾代學貫中西的學者孜孜不倦，為古老的民族引入了大量代表世界水準的文學藝術作品、學術和科學著作。他們的譯筆或許不是盡善盡美的，他們的眼光或許受到時代和其他因素的侷限，但他們開闊的視野、他們包容的氣度，他們負責的精神，都是今天許多粗製濫造的翻譯者們所無法想像的。這已經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觸及出版管理機制、出版自由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二、更嚴峻的是，上述外國名著中譯本在引進圖書中已退居次要位置，充斥圖書市場的是作為一次性消費品的次品、贗品、偽劣產品，即使在其本國也是不入流的，靠廣告吹噓出來的，是商人精心策劃的結果。前幾年被炒得熱火朝天、有人大撈特撈的一些書，如《誰動了我的乳酪》《學習的革命》等，其實並無什麼思想含量，卻被吹得天花亂墜，彷彿有點石成金之效，讓國人側目以視，趨之若騖，幾乎到了人人爭相閱讀的地步。青少年和平時讀書少的成年人自身缺乏判斷能力，除了跟風，沒有別的選擇，所以一本本來稀鬆平常、可有可無的引進圖書一經炒作，一夜之間就會身價百倍、洛陽紙貴。出版業追逐利益本是正常的，但過分追逐利益最大化、利字當頭，必然會導致「書將不書」的嚴重後果，在引進版「乳酪」大行其道之際，國產版「乳酪」更是風起雲湧，發了瘋似地以最快的速度跟上，前前後後至少有十來種「乳酪」問世，幾乎一時間舉國爭說「乳酪」。這真是21世紀之交的怪現狀。究其原因首先是出版業的短視和急功近利造成的。正如有人說的，這不僅是出版現象，更是瀰漫全社會的普遍的文化現象。老實說，上面舉的這幾本書還算不上是最糟糕的。
三、少兒圖書市場差不多已成了引進版一統山河的局面。類似《哈利波特》、《冒險小虎隊》這樣的兒童讀物以其驚人的發行量取得了無可爭議的龍頭圖書地位。你可以說這是讀者自覺選擇的結果，不能怪出版業，數字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文革」期間「語錄」、紅寶書的發行量又當如何解釋？很多時候讀者市場的培育是一個刻意引導的結果，兒童（乃至家長）的辨別能力、選擇能力都非常有限，出版商在後面有意的引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相比之下，中國本土原創的兒童讀物已淪落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因為沒什麼發行量，出版業出於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考慮，不再重視推出本土的原創兒童讀物，更不會致力於發現新人新作。長此下去，有多少中國孩子將成為哈利波特魔幻世界的俘虜，與那些沐浴著安徒生童話、伊索寓言的光輝成長起來的孩子相比，他們缺少的是對真、善、美最樸素的認識，對人性的探尋，對智慧的強烈樂趣等。現在的孩子幾乎已對此不屑一顧，我的兒子正在上小學四年紀，對安徒生童話之類毫無興趣，我不禁想--難道真正的童話真的已過時了嗎？儘管熟悉出版業情況的朋友告訴我，安徒生的作品一直在熱銷之中，但由於安徒生沒有版權，所有出版社都可以出，所以利不大。國內許多出版社主要還是靠出版名著生存，特別是文學類出版社，名著並沒有衰落。但我依然感到憂慮。
四、追星的背後是利益最大化的驅動，現在出版業願意以最大的資金、最多的精力投入明星暢銷書（無論是本國的還是異國的）的炒作，卻不願化哪怕不多的經費引進一些有益於世道人心、文明進步、提升人類精神生活質量的圖書，更遑論出版有價值但市場有限的本土優秀原創作品。克林頓因桃色新聞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人，他的夫人希拉里的自傳也因此成了出版社瞄準的搖錢樹，因為急於上市、時間倉促及其他原因，居然還鬧出了未與作者商量就擅自刪改部分內容的跨國「官司」。從球星到脫星，只要是星無不在圖書市場上火一把。這些娛樂性至上、精神性缺席的引進圖書佔據了最好的中文出版資源，浪費了大量紙張不說，對公眾更是產生了漸在的誤導，使國人誤以為外國只有性醜聞，只有足球和光屁股明星。出版業本應擔當起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使命，和教育、新聞等行業一同重塑民族的未來，但從目前的狀態來看，它確實擔當不了這樣的角色。
以上所述挂一漏萬，而且只是一種浮光掠影的印象，遠不能全面概括引進圖書衝擊中文原創圖書及中國書業的危機。但僅就我極為有限的觀察，也足以讓人感到觸目驚心。在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出版業就是從引進西方學術名著起步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風行之後，他相繼譯出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許多西方經典，為近代中國因如了新的思想資源，啟迪了、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其中包括了魯迅、胡適、陳獨秀在內的「五四」巨人們。「嚴譯」的學術名著和不懂外語的林紓翻譯的「林譯」西方文學作品，讓國人開了竅，看見了一個更為豐富多彩的世界，毋庸置疑，當年出版「嚴譯」、「林譯」的少年期中國出版業功不可沒。這兩個福建人的譯本不僅有精神價值，而且有物質效應，用庸俗的話講就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我相信這樣的書現在不是沒有，而是不少，只是中國出版業不願化心思去做罷了。我們探討出版道德就是要對21世紀的出版業提出這樣的希望和要求。據我所知，北京電影學院崔衛平教授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多年未能出版，最後只好自費印了幾千本，卻廣受讀書界的歡迎。像這樣的好書不能公開出版，難道不值得出版業深思嗎？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由於出版環境的限制，出版社、編輯能自主發揮的空間很有限，作為讀者我對此只能深表理解和遺憾，但不能因此而推卸自身的責任。道德上的承擔不是一個高調的要求，而是做人的底線，就出版人而言也是先做人，然後才是做一個出版人。想想過去，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下，張元濟、王雲五他們在商務、陸費憒等在中華都曾出版大量優秀讀物，其中也有許多引進的外國經典，但更多的是中文原創作品，以商務「大學叢書」為例，僅原創的學術專著就出了52種，如馮友蘭的《新理學》、《新原道》等、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錢穆的《國史大綱》、王世傑和錢端升的《比較憲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傳世之作，涉及到哲學、語言學、史學、法學等多個學科。即使在血與火的抗戰期間也沒有中斷過出版高質量的學術文化原創著作。商務印書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蒸蒸日上，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中流砥柱不是無緣無故的，它並沒有因為出版這些有重要價值、的原創作品而影響經濟效益。一些規模較小的出版機構，如北新書局、亞東圖書館和晚些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開明書店等也因為出版魯迅、陳獨秀、胡適、沈從文等人的原創作品而飲譽當時，名垂史冊。因而，我深切地感到，中國出版業現在面臨的急迫問題不是急於找外因、找藉口，而是自身的道德反省。儘管我深知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沒有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也是爭取來的,不是坐等來的。
畢竟出版不是市場的附庸，也不是其他什麼的附庸，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獨立的尺度，它承擔著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無可爭議應有展開的文化擔當、文化責任和文化自覺，尤其處在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轉型時代，更應該為國人提供更多、更優秀的讀物，為國人引入新的精神資源，引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推出有價值的中文原創著作，提供本土產生的新的精神食糧，人在吃飽了飯之後終究還是有著更高的追求。對中國出版業而言，這已經無法迴避。在寫這篇小文的過程中，我一再地想到對出版道德的批判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常識問題，所以不揣冒昧將自己的點滴感想寫出來，不是基於某種「理論」，而只是我的切身感受，一點常識判斷而已。我多麼希望我的批判都是不著邊際的、錯誤的，那將是中國出版業之幸、民族之幸。畢竟出版是千秋之大業，功不僅在當世，也是在後代。
源自《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