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經常給一些上訪人員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告訴他們一個人活著不能苟且偷生，要捍衛人權，爭取民主。我要在殺害我以前抓緊寫好遺書，免得遇害後被政府再施加莫須有罪名。懇請國際社會關注虎狼之口的中國民眾生死存亡。
我是鄭明芳，工商業者。中國天津市薊縣上倉鎮人。
5月17日，我將到北京向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訴說我的人權問題。
我家受當地政府欺壓、殘害，剝奪我們的人權，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死囚牢裡被打掉一顆門牙，摧殘至腹中兩個多月的胎兒流產，給我施加莫須有罪名，株連我年幼的孩子，強行為我做精神病鑑定。
中央信訪辦公廳和地方政府給我強加核定了上百萬元高利貸，使我哭訴無門。
89年冬季，政府讓我投資在101國道薊縣上倉處填平一處深坑，按五統一要求建成商業店舖325.5平方米。90年春季政府給我一張20年不變的土地有償租賃合同。合同明文規定此房用途只能用作商貿、住宅，嚴禁拆遷。
因有20年的合同，我又投巨資設變壓器和發電機組一套，架設300多米長架空線路，並打深井2眼。在我苦心經營奔上小康生活後，手機、電話、摩托車、汽車，家用電器應有盡有，我又經地方主管部門允許建成132平方米臨時建築，合同剛到7年多，98年3月18日政府無故強行拆毀我變壓器。
98年4月我出去幾個小時，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我家的店舖被政府強行拆毀，再次高價賣給我原來填平的土地，說這次是永久性的，不會有變動了。
按政府的五統一要求，98年底前必須完工，如不完工，強行沒收1萬元押金。我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按期完工。
99年春季，為了多收費，政府收了我兩個土地照的費用，給我和丈夫黃兆元各1張土地照。鎮政府告訴我土地一次收費以後永不再收費，長期使用。
當我看到自己手裡的土地證使用期限40年，發現自己再次遭到地方政府的欺詐。
上倉鎮政府與我再次簽定一張書面協議，告訴我複印後給我一份，至今仍沒給我早已簽好的協議。
市政府下撥的拆房補助款被鎮長和土地所所長佔為己有，分文沒給我。多年來我一直向各級政府反映。
我再次建築過程中，政府指使電力部門強行多收我2萬元電費，並多次故意給我造成電力事故，給我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89年上倉政府命令我投巨資填平農民取土深坑，90年給我一張政府寫好的所謂土地20年不變租賃合同，合同沒有讓我簽字，98年政府說我89年填平的這塊土地性質是集體的，必須改成國有性質，並再次收我十九萬多元。
如果，哪一天政府官員再次以轉成「國際」性質的土地為藉口，那更會要我們的命。因為，政府經常對人民巧取豪奪，草菅人命。
2003年9月29日，我帶著當地公安部門給我開的證明：「茲證明鄭明芳同志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無歷史問題」。還帶著烈士證明和上訪材料、身份證到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高價出售血液、眼角膜、骨髓、腎臟及身體各器官，被警察抓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分局後，交天津市薊縣人民政府押回。
2003年10月1日上午8點，薊縣人民政府潘主任、馬主任、信訪辦公室馬科長、教育局仇科長、工商局莫所長、上倉鎮政府李鎮長等人找我解決問題。他們轉移話題，激化矛盾。潘主任說，有他在，我什麼也別想幹。還說，什麼也不讓我幹成，就把我困死。
我與政府官員據理力爭，潘主任辱罵毆打我，被仇科長和莫所長抱住，我才得以逃跑。
我回想自己多年艱辛創業，為完成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稅嘔心瀝血，想到政府官員長期欺壓我們，不給我們一絲活路，我繞過一路持槍攔截上訪的警察，帶著14元錢買的半桶汽油，於2003年10日1日，來到天安門城樓下準備自焚，被遊客告訴三個正閑談的警察。他們像電影裡警察抓特務那樣，把我兩個骼膊背後踹在地上，警察一邊收拾我的包一邊大聲對遊客說：「大家不要圍觀，沒什麼好看的，只是抓到一個練法輪功的。」
很多警察拿著照相機和攝像機對我拍照。他們很多人把我用警車拉到天安門分局。
警察吳景業、男、23歲，做了簡短的問話後，代替我在問話筆錄上簽上我的名字。吳景業把我的兩個骼膊反綁後，他穿著皮鞋踏在我的膀子上。幾分鐘後有一個警察看我快斷氣就說：「吳景業你快把腳拿下，這個女的快死了」。
然後，吳景業說，他累了，把我又交給別的警察。有一個大官摸樣的人說：「把她四肢都給我反綁緊緊的，她練了幾十年的法輪功，功底非常深，能承受的住酷刑的。」
警察告訴那個官員：「已經最緊了，再緊都緊不動了。」我不知有多少人的皮鞋踏在我的腰部和背部。我告訴他們我已經懷孕2個多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