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強調指出，討論中國能否穩定或者發生災難與否的問題，與討論中國發生革命與否、中國發生民主化改革與否的問題，這三者有重合，但不是一回事。人們常常混說了三個層面的問題。我個人特別關注的是第一個層面的問題，即會不會發生大動亂、大災難，例如會不會再上演死亡幾千萬甚至上億人的大慘劇。
有兩種不同意義上的穩定，一種是官方自以為是的穩定，一種是具有社會發展活力的穩定。後一種意義上的穩定因素，中國幾乎不存在，或者說很微弱，不談，這裡是從官方的角度來討論。
官方的穩定，我將他命名為「窒息」，這是一種死的穩定，它既窒息社會的活力，也就必然會導致最終的窒息，「死」的意義在這裡是雙重的，一是過程，一是結果。這一穩定籠統說靠的是頑固的權力，具體說則有暴力工具的控制、物質經濟資源的壟斷、政治資源安排的獨佔，其中暴力控制是核心，各種既得利益的維護是實質。我在去年「六四」前夕給尊敬的鮑彤先生打電話，請教到他這樣一個問題：從認識上講，關於民主自由比專制好的道理現行領導人肯定也懂，在這個意義上，例如我這個普通知識份子肯定不會比例如李鵬高明，但是，認識是一回事，行為又是一回事，這怎麼解釋？鮑彤先生沈默片刻回答說：「是利益……」這道理我當然也懂的，人們的言行是由一個利益中軸支配的，在這一點上，絕大多數正常人都是一樣的，正如在上帝眼裡人們有同樣的原罪。人們所有的認識行為都服從於追求與維護其利益的認識行為，現行統治者與民運力量、自由知識份子、普通工人農民和其他各色人等，概莫例外。
而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從根本上講也就是兩類，其一，權力結構是單一支配型的，統治集團是絕對自私的、人莫予毒排他性的，可以將它概括為不平等反公正的制度。至於它的具體樣式例如奴隸制、農奴制、工奴制、智奴制等等的社會學區分，則是知識性的，相對枝節次要的。二是權力制衡分享型、人我共處、相對自私容他性的，可以將它概括為權利平等講公正的制度。如今歐美地區左右翼互動相容，或者叫中左亦中右執政的狀態，比此前的政治狀態更體現了制度的公正──所謂制度就是人們的實際優勢言行。至於憲政、共和、民主、自由等等，都是其具體一些的互相交融的方面。而總統制、半總統半議會制、議會內閣制等等，更是相對技術性的情形。反公正的制度是不穩定的制度，中國歷史上的幾十次改朝換代，就是明證。但是，必須承認，強勢暴力利用人們求生的本能施加於人們的控制是可以有一定長度的，使用權術、權謀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苟延，中國的統治者現在就處在這一苟延中。
被統治者的被迫屈從也構成社會的穩定，我將這穩定命名為消極的穩定。服從選擇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僅是民眾的怯懦、忍耐、等待所致，還有相對來說較為理性的情形，例如那些房子起得較好、收入也還過得去的農民，儘管有戶口制度的不公、土皇帝的壓榨、外出時遇到的歧視、收入難以增長或者在減少、環境嚴重惡化等等痛苦，他們的苟活心理還是不能低估的。而城鎮人口呢？賣了新房子的、銀行裡有一筆存款的、工作收入還過得去的、天天埋怨股市低迷卻也不希望股市崩潰的，這些人的心理還是不希望亂的。我相信，深刻的思考表明，民眾中的求穩怕亂心理，不完全是出於利益本能，也有相當的理性自覺成分。設想一下，一旦亂起來，一個清醒的股民首先會想到無疑是他的股本命運。
將上述兩方面綜合起來，我的觀察是，中國當局除了主要依靠傳統政治手段維護穩定外，早已自覺不自覺地出於正當不正當的動機，力圖使民眾越來越多地纏繞、陷身於既定利益格局了。例如實行股份制、股市融資，理念上的市場經濟改革與動機上的圈錢自肥，既有名義上的正當性又有實質上的非正當性（明知不夠上市的條件也大多成了上市公司，並且民營經濟幾乎不能分享股市資源）。還有鉅額國債，那些購買了國債的人們當然希望穩定而不希望出現動亂的。
又其實，20多年的對外開放，客觀上使得外商乃至一定意義上看的外國政府，也已經與中國權力集團結成了利益關聯體，特別是參股基礎設施與投資長線製造業的外商，更是利益緊密相連。加入了WTO，只會使這一過程加快加深。我近來老尋思：那些WTO的規則究竟是確保賺錢活動的安全可靠成分大呢，還是確保賺錢活動的長期可持續，因而必定很在乎賺錢環境穩定的成分大呢。目前我是既看到它有利於中國進步的一面，因而我非常贊同加入──好歹使中國獲得了新的動力，又看到一些專制國家已經是它的老會員的事實（可以斷言：WTO不必然導致專制的覆滅）。
坦率說，我個人是希望穩定的。但上述穩定因素並不讓我樂觀，因為我看到的中國不穩定的因素要大大超過穩定的因素。因此，我當然特別留心中國發生災難的作用力──官方的顢頇頑固當然是第一大作用力。我願向人們進一步說明我的憂慮。
2002年6月18日
(轉自《學而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