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大致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第一、對自由派知識份子控以「性犯罪」。第二、對體制內反對派控以經濟犯罪（有時候同時控以性犯罪）。第三、對已經監禁的人士通過刑訊逼供──有的甚至完全是捏造──獲取「悔改書」、「保證書」以根除將來「平反」之可能。第四、把政治異議者污稱為當下嚴打運動的對象（如FLG）以便獲得整肅的正當性。這一政策呈現三大特徵：第一，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第二、法律案件道德化──或者說，詆毀被害者名譽成為同人身刑同樣重要的目的。第三，這一司法理念有強烈的預後性：防止政治變遷可能導致的翻案風潮。
最後這一點非常重要。通過它可以洞見「政治案件非政治化」這一政策背後的陰暗世界。首先，它說明有關當局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後整個意識形態自信的喪失。一九八九事件真正政治效應也許是：當局自身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因此北京被拋於「未決犯」的恐懼之中。正是這種未決之恐懼，或對政治平反的記憶與前瞻，政治「智慧」援用「非政治化」之鎮壓政策進行法律自衛，以期望把政治案件做成無法平反的「鐵案」。其次，八九事件進一步使中國社會道德徹底敗壞。既得利益者成為道德敗壞的代表，成為良心事件的敵人。但是，道德墮落會產生一種內在的精神焦慮和恐懼，它會動員心靈進行道德自衛。這一墮落者的道德自衛一般指向兩個方向：一方面頑固堅守既定的罪惡行徑以顯示正確，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通過把別人也弄得一樣髒以取得心理平衡。社會心理學的一項研究表明：頑固，事實上已經是內疚。而對他人進行道德捆綁（參見上述四種表現方式），則表明道德上的絕對幻滅。這是一種流氓行徑，但它帶著深刻的絕望和報復的快感。人們可以想像染了絕症的人，由於缺乏愛的教育，往往會仇恨生者，因此可能會選擇同歸於盡這種攻擊方式。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性誣陷和腐敗誣陷還利用了人性中的性壓抑和財富嫉妒兩種因素。關於性壓抑導致性誣陷和性自慰，弗羅伊德主義者在分析「法西斯主義心理」時有過傑出的理論貢獻。按這一派的觀點，性壓抑首先導致攻擊性。需要補充的是，這一攻擊性更傾向於攻擊女性（特別是明星）、弱者，或者津津樂道受害者的性生活以及「性犯罪」事件。黨內鬥爭、知識份子紛爭、街談巷議、掃黃，等等，都呈現出這樣一種性變態問題。顯然，性審判具有群眾基礎，這一點擁有本土文化的支持。性壓抑也導致對性的仇恨，但對性事件的津津樂道則透露出論者與其說是仇恨性，以顯示自己的道德優越性，不如說同時也幫助他實現了一種性自慰。
進一步說，喪失了自信的既得利益者充分利用了人性中最陰暗的力量，它把政治復歸於陰謀崇拜這一原始思維中。由於這一傳統，墮落並不導致公開的內疚，反而會形成一種智力上的快感。這一快感可以武裝他們將罪惡進行到底。幾年前，我談到中國心靈的根本問題是「無恥是智慧，冷漠是成熟」，事實上，「政治問題的非政治化」是這一精神的官方表現。
當美國為虐囚事件無地自容的時候，中國正為劉水事件以恥為榮。當耶穌被公開審判並釘在十字架的高處的時候，甚至還能夠呼喊的時候，我們震撼於神揀選之奧秘──在中國，這一切甚至是奢侈，仍是不可能的。在這裡，政治犯不能公開審判，君不見林昭、儲安平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在這裡政治犯不能公開喊叫，君不見張志新、李九蓮喉嚨被割斷？在這裡，政治犯甚至具有經濟價值，抓鬮分衣服是浪費，君不見黎蓮的腎被活生生剜下送給革命幹部保養天年？在這裡，更具有創造性的發明是：政治犯被政治流氓化裝成和他們一樣的流氓進行政治展出。這是絕無僅有的。
劉水不是最後的受害者。
2004年5月8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