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一九九五年初冬的一天，我從門外的信箱裡發現了一張寫給我的小紙條，上面留有呼機號碼，說希望能來家看望我。幾天後，一位素不相識的姑娘來到我家裡，說她叫胡某，是本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的進修生。她說她兩年來從外電中常常聽到我的聲音，也聽到很多有關的報導，知道我們一直在尋訪「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和傷殘者。她想見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她說在她父母居住的一個軍隊大院裡，有一位退伍的女軍人在「六四」時被打死了。她認識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軍人，年齡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說，這位老軍人自妻子遇難後，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單，朋友們為他介紹了一位喪偶的退休小學教師，作為晚年的伴侶，現在兩人相依為命。
這位女學生舉止文雅、大方，說話慢悠悠的。談話間，有一種很容易溝通的親切感。那時，「六四」大屠殺所造成的恐怖氛圍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門「便衣警察」的嚴密監控，像她這樣敢於邁進我家門的青年學生並不多。也正因為如此，我特別珍視這份純潔的友誼，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抗美援朝女戰士亡於中共槍下
同那位老軍人接觸，我有很多顧慮。因為畢竟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六四」後各個單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這位軍人對那場大屠殺、對他妻子的死難持何種態度。為此，我請那位女學生事先作了探詢。結果證明我多慮了。
我記得第一次與這位老軍人見面是在我家裡，是由他後來的老伴陪同一起來的。初次見面，老軍人就坦然地陳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難的經過。
他前妻叫馬承芬，一九三四年出生於河北省，一九四九年參軍，一九五一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一九五八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六四」時，他倆都已退休，本來可以安度晚年了，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訴我，當時，他們所住的干休所就在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二百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他們居住的干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憤憤不平。夜間十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裡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他的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他就站在離妻子兩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將她送到附近的醫院搶救，可他們部隊單位有命令，所有汽車都不准出動，於是只好借了一輛三輪車，於十一點多把他受傷的妻子送到了三○四院。但是，當時醫院的傷員太多了，直到四日□晨三點多，他妻子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給輸氧。當時都以為她的傷勢並不嚴重，能躲過這場劫難的，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妻子的突然死亡，使他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發作，醫生又把他送進了搶救室，兩個多小時後才緩過來。
五棵松附近坦克把人碾成肉泥
老軍人無法遏制他對這場殺戮的憤慨。他說，一九八九那場運動，廣大學生和民眾從國家前途□想，起來反對貪污、反對腐敗，要求實行民主。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還有身為一國總理的李鵬，本來應該聽取廣大民眾的呼聲，但他們不僅不聽，反而喪盡天良地發布戒嚴令，調動軍車、坦克進城，把槍口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他說，他妻子在學運期間，沒有上過街，沒有參加過甚麼活動，她只是一個普通的退伍軍人，當年她沒有死在朝鮮戰場上，晚年卻無緣無故地死在了「人民軍隊」的槍彈下。這個政府怎麼了？還是人民政府嗎？他說，他也是一個軍人，軍人怎麼能向老百姓開槍呢？為了給死去的妻子討個公道，他曾在「六四」後多次向軍隊的總政治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從此，這位在共產黨軍隊裡服役了大半輩子的老軍人，不再對這個黨、這個軍隊抱甚麼希望了。他說當局一再厚顏無恥地說甚麼「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想以此來掩蓋他們屠殺的罪行，「我要問問他們，我妻子是不是你們打死的？她究竟犯了甚麼死罪？」他說他是尊重事實的人，他在妻子遇難的那天早晨從醫院的急救室出來時，親耳聽到醫院的護士邊走邊議論：「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他說這難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謠？
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軍人。他胸懷開闊，深明大義；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觸中，絲毫感覺不到軍隊與平民之間的隔閡。他現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為了撫平丈夫心靈的創傷，不僅在生活上精心照顧他，而且同他一起參加我們難屬群體的活動。
我想，正是她的這種關心和支持，才使得這位晚年喪偶的老軍人能從痛苦的煎熬中挺過來，而且頂住了來自所在部隊給他施加的種種壓力。
一到敏感時期就會被「請」去旅遊
他曾對我說，自從他參加我們的簽名活動後，他所屬部隊的領導曾多次說他「本來是很老實的，現在卻不老實了」。部隊領導還常常找他「談話」，說甚麼「你是軍人，原來還是我們的領導，道理你比我們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從國家的大局，部隊有部隊的紀律，不要再去摻和地方上的事了」。但這位老軍人斷然地回答：「不是說軍民一家、軍民魚水情嗎？為什麼不參加？『六四』是對人民犯罪，必須平反。難屬群體的要求是合理的，我為什麼不支持？」以後他每次簽名，領導都要找他談話，他也都是那幾句話，而且反過來要他們回答：政府為甚麼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為甚麼不給個說法？後來，單位領導一看壓不服他，就改變了方式，一到敏感時期，就請他去外地「旅遊」，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參加簽名什麼的，給單位的領導添麻煩。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還是照常參加難屬群體的活動。在這個到處是強權和金錢主宰的世道，兩位老人從這個群體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因此總想□要為大家做一些事。當他們得知還有很多同命運的人處在無人過問、無人幫助的境地時，遂積極地參與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他們常常去附近地區訪問受難的家庭，給予難友們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外出旅遊，也不忘外地的受難親屬。有一次他倆去我們蘇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時還特地繞道蘇北，去看望了一家難友。
在幾年前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被國安部的警察監控在家裡，不能出門。他倆來看我，說話間，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可是姓名、地址都並不確切。兩位老人當即答應由他們試□去尋找。事後，他倆向我描述了尋找這家難屬的艱難經歷。
協助尋找「六四」難屬
那天他們頂□烈日，乘了很長時間的公共汽車，走了很長一段泥濘小路，又在居民區的樓群裡轉了好半天，終於找到了所要尋找的一個住宅樓，但一問卻並沒有要找的那個家庭。他們又詢問了好多人，仍無下落。就在兩位老人幾乎要放棄的時候，發現路邊有幾位老婦人在聊天，便上前打聽，問他們這裡有沒有一個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們不敢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只說是從外地老家來找人的。也許是他們的誠意打動了那些老婦人吧，其中一位指□另一位說：「她就是，她家兒子沒有了；她自己也剛出院。」原來所指的那位老婦人正是我們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兒子打「六四」失蹤後，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父親因失去兒子抑鬱過度已於一九九四年病逝，老母親接□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軍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們經歷不同，職業不同，甚至地位也不同，但相同的命運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從此，老軍人夫婦與這家難屬建立了牢固的聯繫。
現在，這位老軍人七十多歲了，他的老伴也快七十了，但他倆不想像別的退休老人那樣，無所事事。他們除了有一個小家，還有一個大家，一個由一百多位難友凝聚起來的大家。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他們義不容辭地為群體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們有生之年，還會繼續下去，這正是我最為感動的。
(2004年5月前哨雜誌 丁子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