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奔走呼號，不遺餘力地進行著一場保衛動物園的集體努力。
被忽略的程序
據北京動物園有關人士透露，直至今年4月媒體報導之前，上面一直要求動物園對搬遷「保密」。一些工作人員甚至是在媒體披露後，方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動物園可能遷至大興，與大興野生動物園合併。大興野生動物園地處北京南郊，距離市區35公里。
其實早在去年，有關動物園搬遷的議論就已開始，但時至今年3月卻未被公眾知曉。一位動物園工程師證實，今年2月，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員會主持召開的首次「北京動物園搬遷問題座談會」，並未邀請動物園方面參加。
同樣議題的會議之後又舉行了兩次，動物園領導去了，議題開門見山：動物園該往哪兒搬？
據新華社《瞭望週刊》報導，今年4月15日北京市發改委的會議曾要求北京郊縣大興、延慶、順義等像「申奧」一樣參與動物園選址的方案競爭。但是在4月21日會後，參與方會下對北京市有關部門內定大興達成共識，「申辦」競爭僅為形式。
在動物園搬遷悄然醞釀、即將拍板的情況下，一個名為「綠網」的網站首披此事。「綠網」是一個由民間環保群體通過網際網路自發組建而成的公益網站。網上激辯最終引起傳媒注意。
誰有權決定動物園的搬遷？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最後搬不搬是個結果，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們關心是否程序正當，只要程序正當那麼結果就是正當的。」北京優仕聯律師事務所律師陳岳琴博士說。作為3歲孩子的母親，她每月要帶孩子來這裡一兩次。聽聞此信，她的心情極其複雜。在隨後一週的時間裏，陳岳琴個人走訪了北京市動物園，核實事情真相。
陳岳琴發現，動物園搬遷的程序有很大問題。「動物園搬遷漠視了公眾參與決策的權利。」她認為，搬遷作為涉及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其決策權在於公眾一致同意授權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門。
和陳岳琴持相同觀點的法律界人士認為，北京動物園搬遷屬於政府決策中的重大事項，應該經過人大審查、專家論證、行政聽證等法定程序。
本報記者調查後也發現，北京動物園自身權利在搬遷事件中確實有被忽視之處。動物園理應是搬遷問題最直接、最具體的利害關係人，在這事關自身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動物園至少擁有建議權。「該不該搬、為什麼搬、怎麼搬、搬到哪裡，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但事實上他們被忽略了。」陳岳琴說。
搬遷三大理由
5月22日，87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林業大學教授陳俊愉參加了一個由民間機構組織的「關注北京動物園搬遷」研討會。他說，「這個事太重要，我一定要來。」
陳俊愉院士回憶了他9歲時第一次去動物園的情景，「當時賣票的是兩個巨人，有兩米多高，穿著長袍，很有意思。」
始建於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的北京動物園，曾是明代皇家園林，至今已有98年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面對公眾開放的動物園，時稱「萬牲園」。1949年改稱「西郊公園」，1955年命名為「北京動物園」。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會上，大興區委辦公室主任郭寶冬和9名代表提出「搬遷動物園」的建議。主張搬遷的理由基於三點：公共衛生安全、城市交通和動物福利。
驚恐於SARS和禽流感的相繼發生，部分代表和官員也認為：一、動物園置於城區，會對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二、動物園地處繁華地段，龐大客流惡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門交通狀況；三、動物理應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動物福利。
三條理由均遭多數學者專家的反駁，其中包括5位著名院士，他們是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孟兆楨，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亞平，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光美，東北林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建章，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陳俊愉。
動物園可能成為疾病源？劉農林工程師用「可笑」二字作為評價。他反問，「去年SARS，醫院是重要的傳染源，為什麼不從北京搬出去？」據本報記者瞭解，SARS發生後，中國動物園協會曾對25個SARS疫情省份的一級動物園做了調查，結果無一動物園工作人員感染SARS。
專家普遍認為，從200多年動物園發展史看，沒有先例表明動物園是傳染病的傳播地。業已退休的北京動物園副總工程師劉維新舉例說，在西尼羅河病毒肆虐最厲害的時候，華盛頓動物園就有烏鴉飛著飛著就掉了下來，美國也死了幾個老人，但並沒有因西尼羅河病毒在美國氾濫而將動物園遷出。相反，面積不大的華盛頓動物園既是科普單位，又是研究機構，對美國動物學貢獻巨大。
作為一個城市文化和歷史的人文象徵，城市動物園一般都位於城市中心。由此帶來的交通問題，各國都是由城市管理部門作出道路等技術方面的整體規劃；因擁堵而搬景點，這種做法被學者認為「邏輯有問題」。
今年3月，北京動物園在給市發改委的匯報材料中表示，動物園附近正在修建的要道，一定會使「西直門交通狀況得到改善」，急迫言辭似表決心。
同樣在3月，由動物園召集的論證會上，北京市林業局侯寶昆處長贊成搬遷。除公共衛生安全和交通問題的考慮外，他認為，「尊重、維護動物福利，具有文明與進步的意義。動物園的搬遷有利於動物福利的提高。」
那麼，移址大興是否意味著動物福利的真實提高？
「往哪兒搬都不能往大興搬。」據劉農林工程師介紹，大興土質屬永定河的沙地，水很難留存。「他們野生動物園是用塑料布鋪的底兒存的水，那樣的地方怎麼能建動物園？」劉農林工程師激動地向記者表達不滿。
專家稱，大興野生動物園沒有天然林，全是人工栽植的林木。
一位在動物園工作多年的工程師告訴記者，搬遷對動物造成的最壞結果就是死亡。有的動物可能長期無法適應新環境，有的動物則可能因環境驟變而突然死亡。
沒有動物的城市
汪永晨帶著一幫孩子來研討會討論動物園去留問題。這個被稱為「感性的環保主義者」的女人，剛剛阻止了怒江建壩計畫。在她為怒江奔走最絕望的時刻，得到工程擱淺的消息，50歲的汪永晨放聲高叫，然後掩面長哭。
作為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的負責人，這一次汪永晨的戰場又轉到了北京，「動物園搬家要徵求市民的意見，尤其是孩子。作為公眾，他們有發言的權利，政府也應該重視這方面的聲音。」
有個孩子語出驚人，「我覺得這事兒應該讓所有北京人投票，我們小學生也要參加。」
多數人認為，動物園離開城市，意味著它作為教育功能的喪失。北京市人大代表吳青依然懷念母親冰心當年帶著她和姐姐參觀動物園的情景，「我堅決反對動物園搬遷。動物園是愛心之園，它讓人學會熱愛環境，熱愛生命。中國人需要重新培養愛心，動物園應發揮這方面作用，讓孩子們從小懂得尊重生命。」
讓吳青感到痛心的是，2006年動物園即將迎來百歲生日，大家本應為其祝福，如今卻在這裡討論它的去留。
北京動物園有關人士無奈地表示，提出動物園搬遷的種種缺乏科學依據的理由，正反映出中國目前公眾科普教育水平還不高。在很多人由於沒有受到必要的科普教育而產生對動物存在價值的疑慮時，動物園一旦搬遷會誤導公眾對動物的敵對情緒。
作為一個有百年歷史的文化遺存，動物園的搬遷讓眾多學者感到痛惜。北京動物園老園長馮友謙言之切切，「作為一個曾經長期任職的動物園園長，我認為動物園的搬遷必須慎重考慮。北京動物園在歷史上和現在以至於將來都將發揮巨大作用，這點和北京市的地位是相符的。」
數位專家都不約而同提到當年北京拆除古城牆的慘痛教訓。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海淀區人大代表馬寅生說，「從文物保護的角度出發，動物園的搬遷不合時宜。不能再重蹈北京古城牆被人為拆除後永遠無法恢復的歷史遺憾了。」
城市動物園紛紛搬遷，成為近年來中國城市上演的奇特場面。據北京動物園有關人士介紹，從1996年始，全國已有30多個動物園進行了拆除或遷徙。「西安動物園賣了一半地，又到郊區買了地辦了個野生動物園。動物們全擠在剩下的半個動物園裡。前兩天野生動物園也停了。還有昆明，它是全國惟一一個盈利的動物園，去年被拆了。」
城市動物園搬遷的背後是兩種利益力量的逼迫：城建商業開發，以及以盈利為目的但卻舉步維艱的民營「野生動物園」對其的虎視眈眈。兩把鋒利的利益大刀正架在它以公益為己任的腦袋上，岌岌可危。
據中國動物園協會提供的信息，目前至少有16個城市動物園在「為城市建設讓路」的方針下，處於搬遷、待搬、再建新址的狀態。國內城市動物園被迫外遷，幾乎無一成功，但悲劇卻是災難性的。據北京動物園有關人士介紹，在西安、昆明等地動物園搬遷過程中，一些動物因不適應急劇變化的環境而死亡，其情勢相當嚴峻。
據悉，此次動物園搬遷的一次性建設預算為40億元，完全建成需要10年時間。「現在政府每年補貼1000多萬，將來搬出去恐怕就是每年5000萬到8000萬左右，這麼大的財政負擔，我不知道市政府考慮過沒有！」劉農林工程師焦慮地說。
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許志永表示，如此浩大的財政預算支出，必須經過人大審議方可通過。
北京市林業局侯寶昆處長也承認，搬遷投資過大，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搬遷後的職工福利、大興地區環境不適等也都是問題，但「總體上看，動物園的建設是北京野生動物保護事業的一大課題，搬遷是大勢所趨」。
佔地87公頃的北京動物園位於北京繁華的西直門，它四周的鄰居是：向南四達商業大廈，往東服裝商品批發市場、必勝客……往西西苑飯店、國美電器、家樂福、華夏銀行、廣州證券……這裡商品房的均價為7000元 ／ 平米。
如同一隻有力的大手，四周的這些現代文明一直緊緊卡著動物園的脖子。而現在，本已脆弱不堪的動物園處境更為艱難，因為那只巨手正在發力，正在越來越緊，正在試圖扼住它的咽喉。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