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一九六六年生於四川，八二年入讀北京大學，八六年保送北大遙感所研究計算機識別衛星圖像專家系統，八八年獲高級程序員證書，八九年五月獲波士頓大學五年博士學位獎學金。八九學運期間當選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任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六四後在國內逃亡的十個月中感悟傳統文化價值，遂棄理從文，出國後轉入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歷史系，九五年獲碩士文憑，九六年通過博士候選資格答辯。九七年在荷蘭萊頓大學研究儒教，九九年回法國撰寫博士論文研究道教和中醫，二○○三年七月獲得博士學位。以設計因特網資料庫為業。現主編《六四檔案》。兼任《公民議政》編委。
記者：封從德先生，您好! 舉世聞名的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已經過去了15年，您作為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一名六四事件的見證者，您是怎樣走入89學運的？您的經歷是不是有代表性？
封從德：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被捲到學運當中的。其實我在89年1月已經以很高的分數通過了託福考試，確定去美國留學。我覺得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中國的知識份子及學生對中國的現實及文化都很失望，對中國的文化也是持一種極端批判的態度。他們對中國不管歷史文化還是現實，都比較失望，所以大家都想出國，當時學生中流行麻派（打麻將）；托派（考託福出國）；黃派（賺錢、賺黃金）都比較頹廢。但一夜之間，胡耀邦的死，激發了大家的愛國熱情，學運起來了，大家發現彼此的想法是那樣的相似：都認為中國沒有希望了，但同時又希望中國將會有希望。希望中國能有希望的這樣一種激情激發了很多人。
我當時還有兩個月就要答辯，我是做遙感圖像衛星處理的，非常依賴於電腦。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都在機房裡邊，每天就是三點一線：住處--機房--食堂。4月15日，胡耀邦死的那天，我的電腦剛好壞掉了，我沒法工作。就是這樣一個偶然的因素使平時不關心政治的我，去了三角地，看到了很多的大字報。那天碰巧還是我妻子柴玲的生日。那段時間我的電腦經常壞掉，我也就在學運中卷得越來越深，我的妻子柴玲因為我的加入，也走了進來。歷史中有很多的偶然，但是也有一種必然性。因為我們都希望中國能有希望。
記者：您在89學運中擔當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封從德：北高聯成立於4月23日，我4月29日進了北高聯，第二天就被選為北高聯的主席。記得第一任主席是周永軍23-27日，第二任是吾爾開西，擔任28、29日那兩天的北高聯主席，30日就是我。
我當時不認識王丹，也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龍」，大概只知道鄧小平是誰，連趙紫陽都沒有聽說過，反正就是對政治很無知啦。但是很有熱情很有幹勁。所以當時學生會把像我這樣的人、偶然進來的人選到最高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證明這個運動肯定是自發的，要不然如果有真正所謂的「黑手」，什麼「小集團」的，肯定不會讓我上去。
這種自發性非常普遍，很多人像我一樣，就是覺得中國沒有希望，但又是中國人，忽然看到了一點希望的時候，這點希望的吸引力就特別的大。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就是希望中國能有希望。所以當時已經準備出國，都放棄掉了，當時準備出國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下5年、10年的功夫。本來6月12日碩士論文答辯以後我就可以去美國了，當然後來等來的是通緝令，這是後話。
五四過後，復課了，我就辭職離開了廣場，因為我還要準備論文答辯呢。因為對政治本來我也沒有興趣，而且也沒把這個當政治，實際是很危險的。第二天，我回到北大遙感所，我的導師，原本是特別不喜歡我參與到這些學潮中的。但是我此次萬萬沒想到我的導師見到我回到學校很高興，他悄悄的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這個學潮使他覺得中國又希望了。當時的北大校長丁石蓀5月3日也表示同情學運，他也認為年輕人的參與使得中國又有希望了，但是他不希望學生走出學校。回校後的當天下午，我的計算機又壞了，我又回到了天安門。
六四期間，作為北高聯的主席，我覺得應該更好的組織大家，沒有絕食。因為我有組織廣播站的經驗，在天安門廣場就組織起廣播站，後來因為有喇叭，那個廣播站也自然成為了指揮部。這樣我也就自然而然進入了廣場指揮部。當時在廣場上表決是否撤離時，也是我組織的。因此，我特別適合做一個歷史的見證。我做了一個檔案，現在是一個關於六四資料最全的一個網站。因為我差不多從頭到尾參加了六四，經驗比較獨特。幾個主要的組織我都參加了。幾個重大的決策我也都在場。
記者：十五年後的今天看六四或者說那段在廣場的日子，最值得紀念的是什麼？
封從德：六四期間最值得紀念的就是民眾的愛國情緒。六四期間，整個北京的民眾特別團結、很友愛。整個北京的民眾一夜間突然發現大家的想法那麼相似，在廣場上大家也非常親近。北京市民間也非常互助友好，生怕給中共造成一點鎮壓的藉口。當時中共故意把交通警察都給撤了，交通很亂。但是，據北京報紙6月1日的一個報導，當時的交通事故反而下降。就連小偷都貼出告示聲明罷偷。這是在中共統治下從來沒有過的。
六四前後的愛國情緒是有區別的。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國人，希望中國好、希望中國強盛、希望中國強大。但六四以後，中共多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有他自己的政治意圖，而把這種情緒引向不是很正常的軌道。比如：民調顯示百姓喜歡美國，不論是思想文化還是在物質上，有很多值得學習借鑒，但在表現上經常有反美遊行，這種情緒是完全被中共所掌控、煽動起來的。仔細分析一下，這種情緒不正常，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六四的自發愛國情緒是完全不一樣的。
記者：能不能談談您對六四的反思？
封從德：我想談三點。首先，中共在六四開殺戒，是很罪惡的，不是一個簡單的錯誤。但是學生也好，民眾也好，都有失誤。最大的失誤是對中共認識不清。就像今天大家也沒有想到中共會那麼殘酷地迫害法輪功的學員一樣，當時的民眾根本沒有想到中國會如此殘暴，運用坦克、機槍、開花子彈，在日本鬼子進京時都沒有運用這種手段。六四時，好多人都挨了槍了還以為中的是橡皮子彈。這樣也導致了後期判斷失誤，沒有想到對方是石頭，以雞蛋碰石頭，傷亡很大。鎮壓後才認清中共的無恥手段。
第二點是我們組織的不成熟。首先，沒有民主運動的概念，對民主的理解不正確，先天不足。這就導致了我們的組織工作很難，進度很慢。民主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平等的概念。這與中共沒有給民眾一個公共的空間有絕對的關係。因為，沒有公共的空間，民眾就沒有自我培訓的空間。比如在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從來都是老師訓話，學生從來沒有自己的空間。
第三點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認知不正確。這當然也是與中共長期扭曲的教育，對歷史文化的篡改有關。當時的這場運動還主要是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雖然當時有上百萬北京市民的支持，但是這不表明學生、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思想完全一致。民眾站出來的主要目的是反腐敗。但當時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思想主要繼承的是五四反傳統的思想，從這一點上看，也沒有跳出中共的反傳統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框架，與民眾的傳統思想根基不一致。
後來我明白，89年時的知識份子和現代的很多知識份子一樣，恰恰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群體。他們可能會造飛船和原子彈，數學、物理都非常好。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光是不瞭解，而且是排斥的。中國知識份子從五四時代繼承的思想是反傳統的。在近代以來，反傳統，反文化，使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低到了極點。由此造成六四的民運思想不成熟，太老舊。同時由於知識份子與民眾的認知的不同，最後導致這場運動沒有得到民眾真正的支持。而現今的法輪功就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上，使得這一民眾抗爭運動延續至今。要想真正能夠產生影響，使共產黨被迫進行改造，就必須植根於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中。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民主政府並沒有矛盾。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包容的文化，不走極端。
記者：您認為六四之後，中國政府在民主方面是否有所改變？
封叢德：15年後的今天，中共對於人民的統治有些方面有改進，有些方面更惡劣。如對於一些敏感問題比八十年代更惡劣，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大倒退。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