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醒轉，床頭的熒光表已顯示四點二十五分。女兒在臂彎裡酣睡，氣息中帶著清甜的奶香。從隔壁屋裡仍然傳來強力迅疾打擊鍵盤的叭噠叭噠聲，這是他敲打鍵盤的方式，唯一的方式，我稱之為亂箭破空。如同珍愛情人般他守護著他的計算機，每日與之相伴的時間遠遠超過我這柴米油鹽妻。我支起身，到底沒喊出聲──喊了也沒有用！
每當進入五月，在這南方都市開始迅速升溫之時，我們家也進入戰備狀態。不分晝夜驟響的電話，愈來愈頻繁的聚會，小區治安委員會莫名其妙的抽查，總在家附近逡巡的「熟悉身影」，而他則時常徹夜工作，還總有幾日忽然的失蹤。
第一次經歷他的「失蹤」，我們正準備結婚。婚期由他理所當然地定在六月四日，以便將來可借紀念結婚週年為名紀念六四。知情的朋友中有一位研究黃曆通書之類，打趣說當年該日不宜結婚。我聽了，不以為意，心裏為他至少沒「押解」我前往北京舉行「廣場上的婚禮」暗自慶幸；何況這樣他將無論如何忘不了我們的結婚紀念日。然而，沒有婚紗、喜筵、親人的祝福，在婚禮二天前，新郎卻不見了。
此前，我們計畫旅行結婚，希望有一個安靜的蜜月；可他還是因為更重要的事情決定留下來。那夜，我始終守在電話旁──以往若深夜遲歸，他總會來電通知──這一良好習慣為他後來年終的丈夫職稱評定頻頻得分。
電話卻一直沉默著，空蕩蕩的屋子裡，時鐘的滴答聲鋸齒般一點點咬噬寂靜。我隱隱覺察發生了甚麼，但無法確知。許多親人最害怕的大約便是被未知無明遮籠著的、令人窒息的漫漫長夜，坐立難安，輾轉反側。我傾聽每一次電梯的轟鳴，心艱難地隨著它一層層向上攀升，然後再「咚」地急速下墜。
這之後，有許多我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探監，第一次被警察召見，第一次被領導訓話，第一次被父母拒之門外。但在我習慣諸多動盪變化已達標成為六四家屬的五年後，黑夜裡在未知的焦灼中的等待仍令我心驚不已──總是知道有人在暗中拉弓上弦窺視著你，但永遠無法確知何時，那箭將射出，擊中心臟──這令你在擔憂不安的同時，還有被戲弄的憤怒。
有一年，我對一名長期在家附近辦公因而彼此「熟識」的便衣說：「下回再請我們家那口子進局，好歹說一聲；要不，事先通知，我給你們送去。」不久，這樣的通知便來了。幸好，只有這一回！
那一次，我等了三天，吃了六個麵包，但一直試圖鎮靜──直到他再次完完整整出現在我面前，我攥緊他的手，方才哭了。「執子之手，生死契闊」，那一刻真有出生入死的感覺。
我們在一次朋友的茶話會上相遇，彼時大學風行辯論，那次討論的是「外來民工是否是本市髒、亂、差的主要原因」。我對席間幾位城市精英對民工優雅的譏諷頗為反感，反唇相譏後，一直沉默的他起立發言，列五大要點進行反駁，足足說了半小時，隨即告辭。
我們由此相識，一年後的某個下午，在坦白不宜結婚的種種理由後，如政治背景不清白（六四問題），生活動盪（那時因革命的要求，他辭去北方的工作，潛入南方，正處失業狀態），婚史記錄欠佳（鍾愛的前妻離他而去），他鄭重地說：「我把靈交給六四和中國，把愛交給你，我們結婚吧。」
我並非是彌爾頓所謂的隨時隨地準備向落難英雄奉獻憐憫與愛的女人，但那時真是年輕，覺著生活如鼓脹的帆，載著信念與激情，彼岸在即。我自然而然地回答：「好。」
好，就這樣定了終身。婚後我方才覺察他之前的警告樁樁屬實，而且每一樁都直接危及我所認為的正常生活。我們各自的生活期望迎面相撞，分外愕然。上大學時，一位師長曾說：「愛一個人，便隨他去吧。」我深以為是，但愛一個人可隨他去，可與一人生活在一起，要隨他去，多少是困難的，何況他所謂的生活僅僅是「一日三餐有拌麵，夏披一領和尚褂，冬裹一件夾克衫」，餘下的便是六四和中國社會，而我早已習慣父母給予的豐衣足食。
最初的一段時間內，他的工作因屢遭干擾而不得不終止，我們共同賣文為生──我在報社寫，他在家裡寫。他寫的多是反動文字，發表有限，我們無論怎麼寫，到底沒寫出黃金屋，住的是充斥著油煙味的老式公寓樓，灰暗仄逼的二居室。我由此有了許多「不再」：不再以餐館為食堂，不再出入名牌店，不再輕易打的。
後來他得了另一份活，因為力鬥二歹徒救了一名私營企業家。企業家問以何言謝，他想了想，答道：「我會開車，或許對你有用。」老闆素來樂於自己駕駛，但為報答，給了他一部老爺車，負責接送他的家人，主要是他的二老。
這位清華研究生（雖然最終沒讓他畢業）從此成了司機，並因為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還有一部幾乎可自由支配的車而格外興奮。那輛車自然成了民運專列，時常氣喘吁吁，七竅生煙地回家。好萊塢的某部影片中有一位私家車司機，選擇職業的理由是由此可得大量閱讀的時間，他時常以此自比。但那司機留意東家的股市投資動向，跟著買進賣出，並留了百萬家產給女兒的精明，他是一概不提的。
我有時提醒他不妨拓寬視野就此一比，並指出女兒的用品從嬰兒床到奶嘴全是她大姨張羅的，他擺擺手說：「我給女兒的是厚禮──一個健康的中國社會。」
然而，並不是清貧的物質生活使我們之間開始爭執──即便私下我認為在經濟上省心的女人還是幸運的，但總不至將由他承擔實現我的需求視為當然，尤其他在此上從不覺欠缺而陶然自足──而是我漸漸發覺自己開始與他的六四事業搶奪他以及我的生存空間。當我最終意識到此時，心裏格外酸澀。
對於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事業，我出於基本良知敬重同時也視為己責，但如同任何一個女人，我將家首先看作私人的棲息地。而對他而言，事業是革命事業，家是革命場所，而我，看來勢必要成為革命伴侶。
大概因處於邊境的原因，家中時時接待來自各方的朋友。有朋自遠方來，自然是令人高興的，但有時清晨裹著睡裙蓬著頭走出臥室，赫然與一陌生男子迎面相向的會晤實在尷尬；而在二居室（後來搬了家，也是兩間房）內數月一家四、五口的狀況下要安靜閱讀或寫作也是困難的。
一次，我外出採訪幾星期後歸家，家儼然已成梁山泊，眾好漢在一地果皮、碗碟、衣物中高談闊論，氣氛熱烈。進入臥室，只見一天一地小冊子、海報、傳單，床上攤放著毛筆、墨汁桶、和未完成的條幅，淡藍色碎花床單已是墨跡斑斑。深呼吸、閉閉眼，我到底沒發怒，只暗自咬著牙說，我們圓桌會議上見──為避免家庭武裝衝突，婚前我們約定有問題在圓桌會議上解決。這個圓桌會議曾成功地解決了我們家務分派，家用分攤，照顧女兒等一系列問題。
那次會談的結果是我們在家附近另租了一個單間，正式辦起「民主之家」，為此提前啟用了女兒的教育基金。我很高興他願意理解我的感受，並沒上綱上線拿「不支持民主事業」、「不舍小我何成大我」（如另一六四家屬曾委屈地向我訴說丈夫對她的指責）的大蓋帽令我自慚形穢。
日子從磕磕絆絆到自自在在，我為能與他結伴共度此生深以為幸。我是所謂的「尷尬的七六一代」，文革後才出生，文革反思、民主牆的熱烈是趕不上了；八九時尚是懵懂少年，六四反思、天安門的熱烈也趕不上了。沒有傷痛記憶的一代，我們承受著生命之輕，在這一點上我以為六四一代是有福的。如他所說：「我曾是一隻在朦昧中扑飛的飛蛾，向火光飛去，是我幸福的宿命，我知道，在火光中的燃燒將照亮我灰暗的翅膀。」
當一個卑微的個體生命在溫厚的大生命中安棲時，方才獲得超然從容，而由此脫卻了塵間陋俗的羈絆。如同對於物質的缺乏，我一度頗感窘迫難堪，而他即便衣衫襤褸坐在垃圾桶上也能君臨天下似地談笑自若。婚後不久一位朋友送來一臺二手電筒視，我滿臉通紅、手足無措地立在一旁，他則欣然收下，打開看看說：「挺好，還帶彩。」他對物質的疏闊明朗，我一直驚以為異，但至今無法仿效；所幸他並不譏笑我有時在物質滿足上得到的愉悅，倒是我自己開始不時地嘲弄先前對從西方複製來的小資情調的喜愛。
如一股從麥田上吹來的風，他領我走出高閣香閨──原來比藍寇香水更芳馨的是自由的空氣，而香奈兒玲瓏的高跟鞋並不能使我在大地上昂然地站立。
在與他結識之前，關於六四我知道的並不比官方要求知道的更多，然而，在讀了他的六四日記並從此走入六四的歷史，我方才知道血液可以怎樣地燃燒沸騰，而苦難又是如何在宣傳的篡改歪曲中被遺忘。
以往，我對中國社會的關注並不比修剪花園的用心多，而如今農民的辛酸，宗教人士的受難，愛滋病村村民的無助已使我無法再自向一隅偷安苟樂。不再自我欺騙地躺在經濟繁榮上妄生強國夢：窄窄的止血帖如何掩蓋中國社會的巨大傷口？不再小心翼翼期望在現有體制下解決社會的弊病：專制的鐵匣中如何容得下健康肌體的自由成長？
而當我終於開始赤著腳在大地上奔跑時，我也不再自我逼問活著為何的生存問題。我知道，我將是另一隻飛蛾，為照亮灰暗的翅膀，向燃燒的火光飛去。「我選擇了你，而你選擇了六四」是在一次圓桌會議上我的抗議之辭，而在我們結婚六週年、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時，我想我將說：「我在選擇你時，已選擇了六四這條通往永恆的道路。」
當我最終決定起身寫下與他我度過的五年的全新生活時，不免有些惶恐不安。在六四難屬的哀慟、流亡者的艱辛前撥弄我的針頭線腦，難免貽笑大方，然而十五年的曲折中，始終相伴著六四家屬不離不棄的身影，我願與她（他）們分享這些喜怒哀樂。
（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六四徵文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