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人：輿論一律 以筆殺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讀後札記

控制人民思想的「工程」
「回歸蜜月期」終於結束，中共當局「七年之痒」大發作了。一場圍剿民主、批判自由的宣傳攻勢如滾滾黑雲，正壓在香港人頭上。兩個「名嘴」封咪，李鵬飛亦退出電臺節目，白色恐怖的氣氛愈來愈濃，令人窒息。

控制人民的思想，讓老百姓老老實實服服貼貼地供自己驅使、奴役、盤剝，是中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皇帝們孜孜不倦地搞了幾千年的偉大工程。這個偉大的工程，只有到了毛共王朝，才取得輝煌的成就，達到了金字塔光輝的頂點。

「在中共的政治----組織構成中，黨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一直佔據極其重要的位置。意識形態宣傳對於中共之重要，不僅在於它可為黨的政治、軍事等一切實踐提供全套的解釋，使中共全部活動奠定在學理和道德基礎之上，而且還可以被黨的領袖運用作為對付黨內政敵的有力工具。」（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中文大學出版社，2OOO年，香港，365頁）

把中國變成毛思想集中營
「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毛澤東：《七絕．詠蛙》）

十六歲就如此霸氣十足的毛澤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終其一生都非常注意抓新聞、抓輿論，從不鬆懈。果然把中國，差一點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座紅彤彤、血淋淋、亂哄哄而又死寂寂的毛澤東思想集中營。

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聽過新聞大家邵飄萍的演講，參加過北大學生社團「新聞學會」的活動；五四時期辦過《湘江評論》、《新湖南》，以「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自命，欲「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長沙，305頁）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以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身份創辦過《政治週刊》，即使武裝暴動，佔山為王之初，在極端艱苦條件下，毛仍組織大家寫傳單，辦牆報，他說：「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

到了陝北，毛縱橫捭闔，大搞陰謀詭計，大玩政治權術，在逐漸篡奪了黨和軍隊的控制權之後，便開始全力經營宣傳輿論系統。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毛趁整風之機，依靠中央總學委全面佔領中共輿論陣地，最終將其置於自己的絕對控制之下（（紅太陽）365頁）。

毛排擠張聞天、博古等人，用摻沙子的辦法把自己親信安插到宣傳輿論系統。如用自己的秘書胡喬木當中宣部代部長。關閉張聞天主編的《解放》週刊、《共產黨人》等報刊，把《新中華報》《今日新聞》等小型報合拼創辦《解放日報》，使之成為自己直接控制的輿論工具。初創的《解放日報》由於未能一下子達到毛的要求，曾多次遭毛批評、整頓和改組，最後以親信陸定一擔任該報主編，才達到完全控制的目的。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建立的「政治功能主義新聞學」，一直到今天，都是指導「黨的喉舌」的根本原則。

黨性第一
一、「黨性第一」。（《紅太陽》373頁）
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和編排，並以黨（其實是黨的領袖或地方組織第一把手）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電臺、電視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導消息的媒體，而是實現黨的任務即領袖意圖的工具，所以各媒體都必須置於領袖或第一把手的絕對領導之下。

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突出領導人「政績」，一切災情、事故都不能報導。如在「兩會」期間不能報導非典，河南省不能報導愛滋村；《南方都市報》報導了孫志剛事件和非典消息，所以報社的負責人就要抓去坐牢。

「虛假真實」與「本質真實」
二、反對「虛假的真實性」。（《紅太陽》373頁）
例如，一九六O年前後餓死了幾千萬人，毛澤東們就詭辯說：那只是表面現象；不是本質問題。所以報紙只能說「三面紅旗好得很」，「我們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畝產十萬斤」，因為合乎政治需要，卻成了「本質的真實」。

按「需要」發新聞和造新聞
三、新聞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紅太陽》373頁）
「搶新聞」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把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需要等一下再發布，有的永遠也不會發布；當然，只要有需要，沒有的也可以編一個。總之，一切聽從黨和領袖的意旨，絕不允許記者或編輯有半點「自主性」和「自由主義」，否則嚴懲不貸。

比如大陸的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之類，許多都是預先彩排過的，誰提問題，提什麼問題，都是早已安排妥當，井然有序。由於習慣了這套做戲的辦法，李鵬當總理那時根本就不允許提問題，因為他無法應付「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場面。此所以在記者「圍攻」、「追問」之下，安民會惱羞成怒，江澤民要破口大罵。

一九七五年河南確山、泌陽幾座水庫同時垮壩，造成波及河南、安徽兩省的巨大災難就秘而不宣。當時沙河店鎮儘管已做了緊急撤離的部署，全鎮六千人中仍有八百二十七人死亡。遂平縣文城公社則完全沒有得到警報，全公社三萬六千人中半數遇難，許多人家絕戶。汝河沿岸十四個公社、一百三十三個大隊的土地被洪水刮地三尺，滿目瘡痍……

這次災難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損失了多少財物，至今仍無準確統計。生命何價？老百姓的生命在共產黨毛澤東的「新聞觀」中是一錢不值的。

這次災難在二十五年後的二OOO年，才由潘家錚院士在他的學術報告《千秋功罪話水壩》中作了大概的描述（清華大學、暨南大學出版社，轉引自邵燕祥：《災難的記憶》，載《隨筆》2003年第3期）

運動群眾，用筆殺人
四、用報紙「指導運動」。（《紅太陽》374頁）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3月31日），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期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陸定一入主後的《解放日報》立即忠實執行毛利用該報指導整風的意圖，開闢《學習》專刊，對如何學習文件，開展小組討論，寫反省筆記等等，都發表文章予以指導，還刊登各類幹部自我反省文章為示範，始終緊密地配合運動的發展。

《解放日報》開創了中共利用報刊整肅異端知識份子的新模式。該報用大量篇幅刊登陳伯達、李維漢等人的大批判文章，對王實味實行口誅筆伐，但卻不給王實味提供為自己辯護的版面。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和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等，毛澤東都是通過報紙、電臺等輿論工具發動攻勢，運動群眾，煽動鬥爭氣氛，製造紅色恐怖。鄧小平繼承毛的衣缽，於一九八九年拋出《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學生和廣大市民反腐敗、爭民主的運動打成「動亂」，為武裝鎮壓製造口實。

去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當局故技重施，發動大批判運動。各喉舌媒體一起發功，為爭民主、爭自由的香港人扣上「港獨」、「對抗中央」、「支持台獨」、「破壞穩定」甚至「漢奸」、「吳三桂」等等莫須有的罪名，栽贓誣陷，攻擊謾罵，威脅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企圖一舉把民主力量鎮壓下去。

毛澤東因為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說而龍顏震怒，使用了流氓語言，大罵梁是「用筆殺人」的殺人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107--108頁）。

毛這種賊喊捉賊的流氓伎倆，含血噴人的惡霸作風，恰恰暴露了他才是如假包換的一手用槍殺人，一手用筆殺人的中外古今第一的最大殺人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我的一張大字報》……都是他用筆殺人的鐵證。

今天，中共御用喉舌所採取的卑劣手法，正是毛澤東「用筆殺人」的遺風流韻。

精神特權
五、新聞保密、分層閱讀。（《紅太陽》374頁）
中共和毛澤東不但把群眾分成左中右，而且還把他們的黨員分成上中下。於是就形成了黨員比群眾知得多，幹部比一般黨員知得多，級別越高的知得越多。如此這般，各種等級的《參考消息》便大行其道，從抗戰之前到今天從未中斷。

一九八O年《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的批語》說：「此件和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可先傳達到全體黨員，經過適當時間再向黨外宣布。兩個審查報告各有七個罪證附件，因為很多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這些附件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一 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又載《國史全鑒》，團結出版社，1996年，北京，5537頁）

中國共產黨的獲利集團就是這樣，他們不但把黨和國家當作私有財產，予取予奪，連他們同夥甚至本身所犯下的罪行也當作禁地，嚴加看守，嚴格保密。究其實，康謝二人在毛的直接指使下，長期從事鎮壓群眾，迫害幹部的勾當，可謂血債纍纍，罪惡滔天，本應受國法制裁，可是中共竟如此私下了結，如同兒戲，再一次愚弄和欺騙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說到底也仍然是為了保毛，保中共，保一小撮特權分子以及他們的家族。

共產黨不但在物質上「食分五等，衣著三色」（這是王實味當年批評的延安現象，如今「與時俱進」，早已不復當年那麼簡單了），在精神上也要分出許多等級來。製造等級，享受特權，儼然就是共產黨鬧革命、打天下的唯一目標。

筆當前鋒，槍作後盾
聽聽那些在香港的御用工具的叫囂：「警告中央是吃了老虎膽」，「人大常委會決定不能辯論」，「懷疑中央是犯上作亂」，就可見一斑。

在毛共既得利益集團及其奴才眼中，人民只是群氓，只是奴隸，根本不配談民主，不配享有自由，根本沒有資格說「還政於民」。八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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