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火山之上的「穩定」
這樣的改革自然不能為中國帶來穩定。本書的後半部分就在集中解釋這種排斥政治體制改革的跛足改革為中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與「新左派」的論點不同的是：「新左派」認為這是中國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的治國方略帶來的後果，那麼筆者想談的是：所有這一切，是因為中國20世紀的極權政治道路的必然結果。
1、中國宛如一座巨大的火山
中國是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黨與政府完全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近年來中共在維護內部秩序時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將一切不安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共努力造成這樣的現實：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統治中國，中共的滅亡必然會導致中國的崩潰。由此推論出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了中國不陷於崩潰，就得容忍共產黨通過「改革」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中國共產黨構造的這幅圖景非常有利於維持他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國際社會因此對中國採取了「綏靖政策」，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建立民主政治的呼聲越來越弱，這一點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從21世紀初開始，面對江澤民的老邁無能，國際社會唯有寄希望於一點：通過共產黨權力的代際更替，促使一些所謂「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上臺，從而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這種看法實際上是過度重視中共通過政治暴力整合社會的能力，完全忽視了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基本因素，如生態環境（人口與資源）的限制性作用，道德倫理對社會的整合能力。生態環境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底座，這個底座堅實與否，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道德倫理構成社會整合的文化親和力，相對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倫理是軟性的，也更具有張力；而政治整合力則是法律與制度層面的一種強力約束。
（1）生存基座－－生態環境的破壞
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危機。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當中，改革以來尤甚。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38％，這使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雪上加霜。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
如果要按照綠色GDP計算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中國這23年的發展可以說是負值。
（2）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壞
從道德倫理方面來看，中國正處於空前的「禮崩樂壞」的狀態。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關係中，道德整體性敗壞表現為經濟信用失常，中國的合同履約率只有不到60％。
社會道德敗壞的源頭可以追溯至政府。中國政府本身就是一個虛假信息的製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製造假新聞，均算得上舉世無雙。地方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具有兩面人格的人物，他們最擅長的「為官之道」，就是能夠輕鬆自如地隨時轉換兩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員們習慣用官腔官調講各種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成克傑、陳希同之類有關「廉政」的說教曾被他們自己編成語錄集錦發行，但這絲毫不表示他們將按照自己的說話施政與生活。實際生活中，這些官員貪污受賄、嫖妓養二奶，魚肉百姓，胡作非為。官場的迅速腐化墮落必然引致整個社會的墮落，中國成了一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
在任何國家，社會道德都是社會整合的一種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著比法律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提供了起碼的判斷是非標準，規範著人們的行為準則。而今天的中國，連是非判斷標準都已經陷入嚴重的混亂，比如對貪污腐敗的認同與辯護，甚至成為中國經濟學家們竟相追逐的時氅。
中國社會現在只剩下一種整合力量，即共產黨的強權高壓。
2、90年代以來中共的統治方略
在貪污腐敗肆虐、盜賊蜂起、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者遍佈全國城鄉，黑社會化趨勢加快的狀態下，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一盤散沙的崩潰局面，完全是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暴政。
首先，中國政府大大加強了各種社會控制手段，藉助現代文明國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其次，在政治上藉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統治者內部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這種反貪污腐敗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控制腐敗，而在於進行內部清洗。
中國的官員並非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局面堪憂，也並非人人都從心底裡認同目前這種「黑金政治」，但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架按慣性運作的巨大國家機器面前，他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零部件而已。如果他們不按照官場慣性運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
江澤民統治時期，中國政府適時地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加強對公共領域的集權控制，建立了與經濟精英及知識精英的結盟，從而成功地在短期內維護了所謂「社會穩定」。
（1）意識形態戰略
在實行新的意識形態戰略與加強公共領域的控制方面，江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要嚴厲得多。政府完全奉行江澤民的意旨，「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任何真正的獨立民間團體在這種控制下不可能產生。從實踐效果來看，江澤民政府採取的軟硬兼施策略，其實比毛時代純粹的政治高壓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感。
以醜化西方民主政治為核心內容的中共意識形態戰略，與公共領域的控制相輔相成：
－－在學校里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通過語文、歷史、政治這三門課灌輸給青少年許多政治謊言。這就是當代中國青少年對美國既仇視又崇拜的矛盾心理由來，「仇視」通過意識形態教育強行灌輸，而「崇拜」則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積累而成的一種綜合效應。
－－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中國政府壟斷了幾乎所有媒體，並「與時俱進」地完善了毛時代對媒體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從業者的胃」這種手段，迫使新聞從業人員自覺認同「黨的喉舌」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識精英沒有任何輿論陣地可以依托。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網羅了不少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擔任網路警察，並制訂網際網路管理法規，希望控制住網路這匹奔騰的「野馬」。
－－對知識份子採取「收買」與「打壓」並行的策略。「六四」民運之後，知識精英們面臨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用收買政策，用各種學術榮銜與物質利益作為誘餌，將絕大多數知識精英納入了體制內。對於那類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則採取各種嚴厲的打壓，如規定各類媒體與出版社不准發表與出版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讓這些人所在的工作單位以各種非政治理由將他們開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對於社會影響極大的知識精英，則派國安局特務跟蹤監控，搜查住所，進行人身迫害，想方設法迫使他們離開中國。這種軟硬兼施的策略極其有效地消彌了知識精英的批判意識，大多數知識精英根據本身的資源佔有狀態調整了治學方向，對政治與社會採取了犬儒主義的苟且態度。
（2）精英聯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國政府表面上堅持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但官員們則與經濟精英之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關係。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總財富的85％已經成為少數精英們的囊中之物，中國政府因此調整了自己的階級合作戰略，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給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合作拓展了廣闊的解釋空間，「讓私人資本家入黨」只不過是讓經濟精英進入體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國知識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產階級一旦成熟以後，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利。這一幻想至90年代後期完全破滅。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將經濟精英與聽話服從的知識精英納入體制之內共享利益，並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對於底層動亂，中國政府則越來越依賴暴力鎮壓。扑滅地方性的小規模群體性反抗，已經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日常作業，這方面他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每逢發生失業工人與農民群體性抗爭事件，「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總是行之有效。所謂「胡蘿蔔」在此處是指小量的物質利益，如給失業工人一兩個月的生活補助，以此消解失業工人的反抗行動；「大棒」則主要是針對工人與農民領袖，一旦抓到這樣的「動亂分子」，中國政府一概予以嚴懲，從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垮，必要時從肉體上予以消滅。這種嚴厲懲罰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不想再成為群體性反抗事件中的「領頭羊」。
在精英集團聯盟日益加強的情況下，沒掌握任何資源的社會底層動亂雖然有如烽煙四起，卻因新聞封鎖而只能侷限在某一地區，且往往被有效地鎮壓下去，根本無法構成對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威脅。對於一個已經流氓化的政權來說，人權已經被他們曲解成「生存權」，哪怕中國人生活得有如動物，在中國政府及為他們服務的學者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權」的落實。
3、精英們對未來的選擇
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的評估，一般比較樂觀。尤其是近兩年來，人們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安慰自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對於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相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第二個神話正在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許多跨國公司為了商業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