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上午，一場以「六四運動與中國民主」為題的討論會在墨爾本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拉開了墨爾本地區紀念六四十五週年活動的帷幕。討論會雖然由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澳洲分部主辦，但三十多名與會者卻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行業。有二十來歲的青年，有八十多歲的老人；有打工一族，也有學者、作家和媒體工作者。其中，一位女士講了三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令我印象極深。她首先講了她的一位很好的朋友給她講過的在北京親眼目睹中共坦克在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一對小孫子、小孫女身上碾壓三四個來回、活活將她們奶孫三人壓死的血腥事實。並披露鎮壓過後，政府有關官員如何讓這位目擊者三緘其口。她對這樣一個屠殺無辜學生的黨和政府感到絕望而憤恨：單純可愛的學生憂國有民，遊行絕食，何罪之有？殺了人又不敢承認，逼人作假證、說假話，還有甚麼臉面、信譽和權威繼續執政？正因為她對中共的絕望和憤恨，她也曾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後民運高潮時對民運大力支持。但某些民運人士的所作所為並不令她滿意，她在美國的耳聞目睹（即她的第二個故事）使她灰心。中國人啊，民主雖然好，但你們知道怎麼搞嗎？先謙卑地學習，先學會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規則之後，再搞真正的民主吧！她這樣滿腹感慨，慢慢遠離了那些所謂的民運人士。
然而，她太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了，儘管她和父親都坐過中共的大牢多年。她父女二人愛中國的痴心依然不改。不久前，當她在美國整理過世的老父遺物時，看到父親保存的一張張捐款給中國民運活動的單據，情不自禁，淚眼盈眶。一位八十多歲、靠政府救濟度日的老人，卻省吃儉用，將剩餘的款項捐給中國的民主事業。他對中國民主的這種追求，難道不是留給我們的最大財富嗎？她父親的故事讓她思考：我們還是不要光埋怨他人。我們自己也要看看自己能為中國民主做些甚麼，以及我們做了甚麼。所以，當她看到有關紀念六四十五週年活動的廣告後，不但自己參加了討論會、紀念六四圖片展和六四晚上的燭光晚會等一系列活動，而且還邀請了她的朋友、女兒等人一起參加。
六月四日下午，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的圖片展版剛剛在墨爾本聯邦廣場擺好，就吸引了絡繹不絕前來觀看的人群。因為配有中英文說明，觀看的人士看得都很認真、很仔細。這是十五年前那場大屠殺的真實記錄。這鐵的事實再次揭穿中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謊言。有的人向我們詢問當時的情況；有的女士臉上滾下淚洙；也有不少的中外人士在我們為天安門母親所設的捐款箱內投入他們對死者寄託哀思、對生者無限關愛、同情、溫暖的澳元。
我永遠忘不了一位澳洲中年婦女捐獻時的那付境況。善良、慈愛與憐憫寫在她的臉上，但從她在身上幾個衣袋摸來摸去的情形和她那稍帶羞澀而又不忍的眼神，我知道她並不富裕。她向捐款箱放了幾枚硬幣，我不知到底幾元幾角。可我知道她那一顆溫暖的愛心，表達了她對中國人民、對六四死者和難屬們的無限深情。我記得聖經當中記載著一個類似故事：耶穌看到一個窮寡婦只投了兩個小錢。但他卻評價說：「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21：1－4）是啊，這異國異族婦人的溫暖之心，與那些至今還為獨裁者和劊子手們辯護，認為殺人有理，不然國家將會大亂的骨肉同胞的冷血無情該有多麼大的區別？
六四晚上，我和幾位朋友提前十幾分鐘趕到中共駐墨爾本領事館門前。一位澳洲著名作家和其他朋友早已先我們而到。他的心和他的文思一樣細密週到。他特意開來一輛卡車，帶來兩個大火爐和一張長桌。燭光下，一雙雙志同道合的手緊緊相握；火爐旁，一聲聲思念六四遇難學生、關愛天安門母親、譴責中共殘暴無道、要求盡早結束專制獨裁、實現自由民主的時代強音衝破寒冷的墨爾本夜空。
五十多位華人和澳人，秉燭而立在寒風之中兩個小時。雖然，今年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比以往每年僅十多個人或二十多人增加了不少。但在這樣一個擁有三百多萬人口，幾十萬華人居住的國際大都市，實在不成比例、人數少之又少。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相信會有更多人參加。
一位20來歲的姑娘，特意買了一束鮮花，呈獻給那些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英勇獻出寶貴生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六四血腥屠殺的時候，她還只是一個剛上小學、不喑世事小女孩。如今，她帶著一顆火熱的心，帶著對哥哥、姐姐們的愛，帶著對天安門母親的關懷，來參加六四愛國民主運動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卻犧牲了她與年輕夥伴們玩耍、娛樂的時間。是誰叫她來的？還是她被一種力量所感召？經詢問，是她的母親告訴她的。她的母親並沒有強迫她，只是做媽媽的早就在她的孩子心中種下了分辨是非、好壞、真假與善惡的良種，使這位姑娘有了正義、良知和愛心等美麗的甜果。她還怪媽媽沒有早一點告訴她。不然，她還可以多招呼她的朋友們前來。
聽了這位姑娘對她媽媽的埋怨，我感到就是對我們民運工作的批評。不是嗎？我們民運人士需要做、應該做，但卻一直沒有做或沒有做好的工作實在很多很多啊！空喊口號，耍耍花槍，或許可以感人於一時。但如果我們不能深入中國的實際，不能真正而實實在在地幫助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失業工人和農民工，又如何迎接民運高潮的再次到來，如何較早在中國實現由專制到民主的儘可能地平穩過渡，而不流血或少流血呢？我們不得不承認，就在我們海外民運人士身邊，不乏愛國、愛同胞的有識之士、正直之士。因我們過去的錯誤、失誤和自身的不足，使他們遠離了民運，遠離了我們，我們的確應該認真反省和深思。
人間自有真情在，不信春風喚不回。關鍵還在我們自己做了多少、做得怎樣！這就是我在本次紀念六四十五週年活動中的最大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