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交織的苦難歷程
對於普通的漢族人來說，西藏只是一個遙遠的「香格里拉」，是一處充滿刺激和挑戰的旅遊勝地。幾千年積澱的「大一統」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不斷強化的宣傳和教育，「西藏從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觀念成為一種不能討論的「元命題」。
一般的漢族人沒有意識、也幾乎沒有渠道去瞭解發生在西藏的真相，他們認為西藏只有詩情畫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讀到繫獄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書時，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這既是一本個人的曲折的自傳，也是西藏半個多世紀命運的縮影。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對西藏動武，達賴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侶被捕入獄。班旦日加措雖然沒有參與抗暴運動，卻因拒絕出賣師長而被捕入獄並被判刑七年。在獄中，他又因無法忍受飢餓企圖逃走被加刑八年。十五年刑期坐滿，班旦被「留場就業」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剛剛獲得自由三個月之後，又因張貼主張西藏獨立的大字報而再度被判刑八年。一九九二年，班旦一終於逃離西藏。此後，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眾講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講述中共政權在西藏從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的罪行。這本自傳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淚交織的「苦難的歷程」
中共不容西藏民族文化傳統
作為亞洲大陸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數干年來西藏一直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中國歷代王朝與西藏之間有過征戰的慘劇，也有過和諧相處的蜜月。總體而言，漢文化與藏文化在長期的相處中，既有交流與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大多數時候，漢民族與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敵與冤家。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一直持續到一 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一 元化的共產主義立且識形態，崇尚暴力和鬥爭的哲學，其思維模式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歸一」的傲慢不謀而合。於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濃烈的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在君臨天下之後，既然胸懷「將紅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繼續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從一開始的懷柔政策到最後的圖窮匕見，西藏毫無還手之力，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中共致力於摧毀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信仰，將階級鬥爭的觀念強加給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萬萬受難的無辜藏人之一，他寫到了這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一名中國軍官把僧侶們的衣物堆在庭院裡，一邊是富裕僧侶的衣物，一邊是貧寒僧侶的衣物。這個中國軍官從富裕僧侶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厲聲追問道：「這是從哪裡來的？」僧侶們回答道：「羊毛。」簡單的答覆把對方愣住了，他以為翻譯漏譯了什麼，就盯著他看。翻譯重複了問話：「這是從哪裡來的？」僧侶回答說：「綿羊。」然後他哭了起來。中國軍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學會階級鬥爭的思維，能夠作出「這是富人剝削窮人得來的」這樣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種單純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意把別人當作敵人，他們的回答自然難以讓中國軍官如願以償。
不可征服的藏人精神世界
要一個民族低頭，首先得讓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權不僅逐步實現了對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還將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統治者將信仰也當作犯罪，在西藏的扎奇監獄裹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班旦觀察到，在被審訊的時候，很多尼姑被迫脫光衣服，赤身裸體站在那兒，警衛們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手上拿著電棍做出各種下流和挑□的動作。這一惡劣的做法，不僅無法剝奪被害人的尊嚴，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惡，班旦寫道：「想到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嚇和殘酷的毆打，對於她們的堅定勇敢，我特別感到尊敬。」如果說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主要是肉體的消滅，那麼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則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殘方面。他們以物質利益來誘惑藏人辱罵達賴喇嘛，卻成效甚微。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這些沒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傢伙，是不會對「天上的生活原則」產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這本回憶錄與其他漢族作者寫的勞改文學相比，明顯感受到藏人的監獄比漢人的監獄擁有更多的友誼和溫情。在獄中，班旦寧願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也不願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學習、鬥爭會和批判會。他發現了中共「統一思想」的秘密：「對共產黨人而言，肉體的懲罰是要達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會他們都要講一段關於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們學習用真心誠意來讚美共產黨。」人世間最邪惡的思想，便是那種企圖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經歷了飢餓、禁閉、半年手銬、兩年腳鐐、吊梁毒打、電棒捅進嘴裡，最痛苦的經驗是「出賣和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綱上線的指控和子虛烏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獎懲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己。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就墮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個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傷了（如果不死）還能痊癒，精神一旦崩潰，就永遠失落了。」大部分漢族人一 生都過著根本沒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難以理解藏族人寬廣、堅韌的精神世界，難以理解藏族人為信仰獻身的激情。
中共統治下的苦難是一貫的
班旦的苦難橫亙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包括胡趙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直到九十年代初逃離西藏才得以結束。獄卒用電棒塞進他的嘴巴、將他的牙齒全部打掉的暴行，就發生在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時代。八十年代中共當局對西藏幾次殘酷的鎮壓活動，可以說開了「六．四」鎮壓的先聲。如果中國的普通民眾早點瞭解在西藏發生的事情，他們就不至於對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認為中共根本不會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這個教訓是沉痛的。班旦的經歷證實了：在八十年代初，雖然胡耀邦曾經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當局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並沒有明顯的收斂。胡耀邦個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質疑 他能夠從中共「善敗惡勝」的人才篩選機制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但是，胡耀邦一個人無法改變中共整個體制的暴虐、瘋狂和蠻橫的本性。我們不能因為胡耀邦良好的個人品質就作出對八十年代過於美化的描述。八十年代，班旦在第二次被捕之後所受到一系列凶殘的虐待表明：一個善良的領袖之於龐大的、按照慣性運作的極權主義體制，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仁愛寬恕的藏文化
尤其讓我驚嘆的是，在班旦的回憶中，他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態，他的講述充滿了平靜與寬容。即便談到那些曾經用酷刑對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對他們懷有深深的憐憫，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班旦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心靈的自由，他驕傲地宣稱：「手銬腳鐐並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帶給我心靈的平靜，肉體的折磨只是牢獄之災加在身上的印記，我依然有能力讓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還特別注意到，達賴喇嘛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他三十三年的牢獄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難耐的飢餓和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終拒絕向壓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氣這樣做，甚至能寬恕他的加害者，這不僅僅是西藏人天性達觀的賜予，我想這跟佛教教導人們應當具有愛心、仁慈、寬恕，以及天下萬物皆相親相屬有關，它是我們內心平和充滿希望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說，浸透了仁慈、寬恕和愛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權謀和血腥的漢文化不知道要「先進」和「崇高」多少倍。我們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嘲笑藏人的「落後」與「野蠻」呢？真正「落後」與「野蠻」的是我們自己，只是沒有多少漢族人敢於承認這個事實罷了。
愧對西藏人民
本書的中文譯者廖天琪在「譯後記」中寫道：「譯完班旦喇嘛的傳記之後，只有一 個想法：像德國總理勃蘭特七十年代在華沙猶太人墓前下跪一樣，有一天，中國的元首也應當將達賴喇嘛請回布達拉宮，並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請求原諒。」其實，我也是懷著深深的懺悔之心閱讀這本書的。雖然我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對類似於班旦這樣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為一個漢民族的知識份子，我卻對自己同胞的惡行長期保持無知和沉默，這本身就是一 種可恥的態度。我必須分擔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須向西藏懺悔---- 不是出於勇氣，乃是出於責任。
二OO四年六月一日
(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