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因家父在1968年文革邪教運動中遭受25天的非法關押受虐含冤而死，十多年的冤案在山東省申訴無效，我曾赴北京國務院信訪接待站上訪。當時我在山東省工藝美術學校上學，我對學校謊稱有病請假，帶著我們兄弟六人多年為父伸冤的上訴材料與母親的囑託隻身登上了進京上訪的火車。儘管時光飛逝，世事如煙，但當年走進通向國務院信訪接待站的那條狹長的街道的情景卻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那是冬天的一個早晨，當時在國務院內務部工作的姑姑陪同我第一次走進了那條位於陶然亭附近的有名的「上訪街」，街道兩旁滿是上訪者搭建的低矮的窩棚，每個窩棚旁邊都堆積著一些破爛不堪的雜物，衣衫襤褸、愁容滿面的上訪者從窩棚裡鑽出來，在各自的窩棚前支起簡陋的灶具生火做飯。滿臉污垢的孩子們也從不同的窩棚裡鑽進鑽出，窩棚與窩棚之間就是他們的世界。記得當時我姑姑告訴我，由於歷次政治運動製造的冤案遍及全國，各地來京上訪的人多得數不勝數，這裡的上訪者有的在這裡已經住了好幾年了，有些人可能從來沒有被接待過。那天，當我從那些絕望無奈的面孔前走過，同命相憐的悲慟令我淚流滿面。
我的上訪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作用，一紙「轉山東省信訪辦處理」的信函，一張返回濟南的免費火車票便打發我走了。在那輛滿載上訪人員的慢車上，我聽到過用各種方言講述的冤案奇聞。家破人亡的悲劇在這片被稱作「神州」的土地上何只千千萬萬！父親的冤案最終得以「平反昭雪」是在後來最高當局對文革冤案「全面落實政策」的檔下達之後。一條人命，十幾年的上訪，最終得到的是三千多塊錢的「撫恤金」。
2004年2月17日，也就是25年之後，我又一次來到了這條充滿了苦難記憶的街道。此行是應老友廖亦武之約陪同他前來為他正在撰寫的《中國冤案錄》進行採訪，同行的還有一位是犀銳新文化網站主編陳勇先生剛剛介紹認識的朋友詩人回地先生。按照事先電話約定，我們在建國門附近會面。為了這次採訪，學者余世存先生給我們引見了《紐約時報》住北京記者儲百亮先生。據余世存說儲先生很瞭解上訪村的情況，可請他做我們的嚮導。儲先生熱情地在建國門附近的一家餐廳請大家用餐，但也許他擔心自己的「老外」身份過於敏感，最終沒有與我們同去上訪村。而我也覺得在北京尋訪上訪村請一位「老外」做嚮導對我們也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用餐後，我們一行三人便從建國門打車直接到達了坐落在京城宣武區永定門車站附近的陶然亭國務院信訪處。在那個看不出有任何信訪處指示標誌的路口，我們與聚在路邊的人們閒聊了幾句，向他們詢問了上訪者們的行蹤。在這些人中，有幾個是初來乍到的上訪者，還有幾個是開「京牛」三輪車的車伕，另外幾個是給旅館拉客的。他們把我們當成了記者，說我們來得不是時候，信訪處今日不辦公。有人告訴我們，上訪者有的住在離這裡有一公里遠的接待站，有的住在信訪處四週一些一天十幾元或七八元甚至兩三元的簡陋小旅館裡，還有一些人晚上就露天睡在路邊、野地或者過街橋洞下，而那些常年居住的「專業上訪戶」則集中在永定門車站附近的上訪村。有人草草地給我們畫了一張去上訪村的線路圖。
我們決定先到信訪處門口去看一看那裡的情況。通向信訪處的街道是條長長的死胡同，約一公里，信訪處就設在胡同的最裡面，而胡同並沒設置任何信訪處的指示標誌。橫跨在路口之上的是「XX長城印刷有限公司」的大字標牌，下車忙於和路口的人說話，沒有記住兩邊牌子的內容。從我拍下的數碼照片中看到掛在路口牌子一塊是「北京印刷二廠」，另一塊是「北京教育學院宣（武分校）」（牌子的下半部從「宣武」的「宣」字以下斷掉了，「武分校」三個字是我猜測的）。無論是胡同口的設置還胡同深處的布局，怎麼看都不像是一處中央級的「衙門」所在地。它與那些設立在一環以內中軸線左右有衛兵崗哨把守的霸氣十足的「大宅門」相比有天壤之別。若不是有過來這裡上訪的經歷，路過此地絕不會對這裡有什麼特別的印象，更不會想到這條長長的胡同裡充滿了無數上訪者們無盡的辛酸與悲哀。
走進500米左右，在胡同的腰部，有一塊頹敗的綠瓦紅牆牌坊，上面赫然刺目的三個大字：「團結緊（張）」驟然把我的思緒拉回到了那個瘋狂無恥的年代。那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毛語口號中被應用的最廣泛的一句。儘管這八個字組合在一起不倫不類不近情理，但由於出自「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統帥」之口，就被無限放大不斷重複地書寫在車間、教室、營地、會場等各種各樣的地點場合。如今，在城市的某些角落，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此類毛語口號的猙獰殘跡，它們帶著往昔揮散不盡的陰氣與今天四處瀰漫的商品拜物教的氣息構成了一種荒誕不經的關係，也提示我們雖然原教旨的毛主義已經逐漸讓位於後毛時代的權力實用主義，失去了往日獨霸「神州」的囂張氣焰，但實際上毛主義作為中國數十年來黨國集權體制的基礎觀念仍是今日中國現實社會的政治底色。
「上訪街」路邊25年前我親眼目睹的那些簡陋的窩棚早已被歲月的流水沖得無影無蹤，在上訪者搭起窩棚的位置現在停著幾輛轎車、麵包車。從那些車前走過，我發現有幾隻眼睛透過車窗晦暗的玻璃和反光鏡正詭秘地窺視著我們。往日記憶的圖像和眼前的場景在我的腦海中糾纏疊印成一幅錯亂的畫面。一種類似於駐足廣場敏感地帶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它提醒我們三個「別有用心」的來訪者應當盡量表現出自然而然若無其事的樣子。
在「上訪街」的盡頭，信訪處的大門緊閉著。一些上訪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門前閒聊。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上訪者正斜臥在門前的地上酣睡。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位獨自面壁坐在牆角地上的老年婦女，她身穿一件油乎乎髒兮兮的黃棉襖，腰間紮著一根細繩，一直面朝牆壁手裡握著一根淺綠色的圓珠筆聚精會神地埋頭書寫。她身邊的地上的一根拐棍使我彷彿依稀看到老人走在來此上訪的路上時那蹣跚的身影。堆放在她身邊的幾個鼓鼓脹脹的編織袋應該是她的行囊，然而那卻是她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扛不動的一堆東西。當我們走近她，從她的身後側面看過去，她的眼睛正透過老花鏡盯視著行李上的一摞已經被她寫滿密密麻麻字跡的稿紙。這位老年婦女就像一尊被人遺忘在角落的雕像。顯然，她已經完全沉浸在她正在用文字敘述的對自己遭遇的回憶之中，當我們走到她的身邊，觀察她，並拍下她埋頭書寫的照片，她竟然沒有任何一絲一毫被驚動的跡象。那是一種具有超強意志的人或絕對神經麻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瀋著與專注。我們始終沒有看到老人正面的面孔。下午的陽光映照著老人那孤單的背影與灰白的頭髮，在她前面投下悲涼的暗影，我忽然懷念起飽經人間悲劇的磨難之後終於回到上帝的懷抱安息的母親……
老廖說，走吧，在這裡採訪不了，一會兒就會有人干涉。離開老人往回走，老人雕塑般的身影仍不斷地在我的腦子裡閃現。
尋找「上訪村」
在路上，老廖給我們講起了他在四川做採訪時遇到的一些經歷，還講到了他和陳勇一起為《沉淪的聖殿》一書來北京採訪「朦朧詩」開山人物的故事。他說自從做那本書之後他就與採訪結下了不解之緣。老廖曾經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詩壇上名震一時的先鋒人物，經過「89」煉獄，他不再與饒舌自戀的詩人為伍，多年置身於強權奴役下的民間底層，記錄眾生苦難之心聲，為普羅大眾立照，已然成為一位在海內外都具有影響力的訪談專家。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早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為底層代言」的經典文本。
在此之後，他在完成出版自傳體紀實作品《證詞》的同時，又投入到另一項頗具現實意義的社會調查工程－－《中國冤案錄》的採訪。由於官方「喉舌」媒體一直漠視上訪村的存在，人們普遍對上訪村的情況知之甚少，我也僅在網上看到過一篇來自民間的報導。但願此次老廖的採訪能使外界對上訪村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
走出了長長的胡同，我們在信訪處路口附近溜躂了一會兒，希望遇到一個採訪物件或找到一位元可以為我們帶路的嚮導。一位拄著枴杖的老人從沿街的高牆之下迎面而來。等他慢慢走近後，我掏出數碼相機用我長期練就的「盲拍」方式拍下了他行走於高牆之下的孤獨身影。這時，走在前面的老廖已經用四川方言與老人聊上了。老人說他今年72歲，是貴州人，1948年參軍，是彭德懷的兵。他那裡因為計畫生育的事，很多人家的房子和地都被搶走了，所以全村人推舉他來京上訪討「說法」。他悲憤而自豪地說自己是全村人的代表，一定要為鄉里鄉親討回一個「說法」。我問老人來北京多長時間了，住在哪裡，他沒有聽懂我的話，老廖又用方言問了一遍，老人說他來北京已半月，住不起旅館，就四處「打野」（即露宿街頭）。
告別老人，我們來到前面的十字路口，老廖和我們商量，希望找到那些上訪者聚集的小旅館住下來以便接觸他們。但我們接連問了幾個人都說不清楚上訪者都住在哪裡。我們又向兩個正在一家店舖前打掃衛生的婦女打聽，她們說有些上訪者就在前面過街橋下面的過道過夜，但前幾天已經被警察用卡車拉走了，並說這是經常發生的事。
穿過馬路，我們朝永定門車站行進。幾個在路邊等候顧客的「京牛」三輪車的車伕告訴我們車站附近有個上訪接待站，上訪者都住在那裡，他們可以拉我們去。於是，不一會兒我們就被他們拉到了目的地。從車上下來，我們看到接待站的大門緊閉著，好像不讓人隨便進入。我們要闖闖試試，但我們推開金屬護攔旁邊的一個小門剛踏進腳去，馬上就被門衛擋在了門口。門衛說，要來這裡找人需要有信訪辦的介紹信才能行。無奈，我們只好退出。這時，老廖忽然想起了信訪處胡同口那個給我們畫線路圖的三輪車伕，他找出那人的電話號碼遞給我，我打過去問對方能不能過來拉我們去上訪村，對方說過不來。沒辦法，還得繼續自己找。
我們來到了永定門火車站。這裡和許多年前一樣，沒有多少變化，一切都彷彿蒙著一層往日的灰塵，看上去沒精打採，毫無生氣。熙來攘往的人們的面孔、服飾、精神面貌一如往日一樣。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油然而生。我們彷彿回攪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