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旗：「愛國」咒語與歷史迷思

六四後的「反和平演變」和仇外民族主義蠱惑宣傳，成了中共的救心丹。這劑愛國迷魂湯，讓許多人相信，靠集權制度是可以建成一 個富強的現代國家的。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可以「和平崛起」；一 塊沒有人權法治的土壤可以生長出「科學發展觀」，實屬匪夷所思。中國何日方從冗長的歷史夢魘裡醒轉過來？

中國人什麼時候起和西方列強仇深如海？標準答案就在大陸的學校教材裡---- 民族仇怨始於一八四O年，西方強盜的堅船利炮撬開中國國門，龍脈蒙塵，割地賠款、民生凋敝……近代史的篇章由民族的苦難堆積而成。這個歷史公式就這樣灌輸給一輩又一輩的中國人，彷彿我們的父兄和子孫，永遠和西方有十冤九仇，所以要強國，要翻身，臥薪嘗膽，韜光養晦，最終中華重光，君臨世界！

如今要和大陸中國人兜售馬列主義、毛鄧思想，實如東風射馬耳，但鼓吹上述那個「強國夢」，卻一呼百諾，從者如雲。於是，要戳穿這個迷魂大法的硃砂符鐐，還須從拆解中共欽定監製的標準化歷史公式開始。

朝貢體系和自由貿易的衝突
自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體系的發育，中華大帝國固有的朝貢體系必然和自由貿易的新時代發生衝突，這是兩種制度、兩種文明價值乃至是新世界與舊世界的衝突。中國從開始落後於人，便步步落後於人，既然對新世紀的曙光視而不見，自不免更深地沉淪於舊時代的黑暗之中。

公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遣使節馬戈爾尼伯爵和副使斯當東爵士率領高規格的使團來華，送來滿船禮品，為中國皇帝祝壽（其時乾隆八十大壽已過），並懇請兩國建立邦交，互派使節，請求大清增開通商口岸，且在廣州允許自由貿易。諸項提議均遭乾隆皇帝拒絕。中英兩國史書載，原先英使不肯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令乾隆與朝臣不悅；後英使同意行跪拜禮，條件是中國使節將來到英國也對女王行此禮。這兩個平等國家的正常外交禮儀，在「邦交」即是「朝貢」的皇帝看來，則為匪夷所思。然而跪叩之禮僅為外在符號，內裡卻是小農經濟大帝國拒絕自由貿易，儒家思想之重農抑商的價值取向。英國和平通商的請求，卒遭清廷拒絕，誠然乾隆皇帝也下旨「賜予」英王豐厚的禮品，價值遠勝於英使的「貢品」，這是中國自漢唐以降的成例---- 恩澤四海，王化蠻夷。在清國天朝眼中，自也只有「朝貢」，而不知「貿易」為何物，你有求於我，我無求於人，這是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心態。英使團欲求平等相待而不得，悻然而歸。而此時歐陸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拿破崙大軍席捲歐陸，英法旋即開戰，與中國的通商事宜被耽擱下來。事隔二十三年，歐洲戰事平息，英國於公元一八一 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再派亞墨哈斯爵士來華遞交國書，再度因為跪叩之禮談不攏，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將來使的禮品和國書退回，把英使押解至廣州驅逐出境，中英關係遂比乾隆朝更糟。

故此一八四O年的鴉片戰爭，是一個已經老態龍鐘的大帝國與如日東升的新銳工業強國的注定要發生的衝突。這場戰爭，英國史稱「通商戰爭」，中國史稱「鴉片戰爭」固然有其道理，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關於這點，臺灣柏楊的《中國人史綱》、陳致平的《中華通史》、蔣延圾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均有客觀分析。平心而論，鴉片輸出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抹不掉的罪惡，是次戰爭的起源雖與鴉片有關，但英國卻不是為鴉片而開戰的。歷史記載十分清楚，英女王正式拒絕從事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啟戰請求，稱英國不會為了非法貿易和無良商人而打仗。然而這些英國無良商人繼續挑唆，將英國為商船護航的兵船和大清水師的衝突，渲染為中英已經發生事實上的戰爭。就在此際，清廷再度鑄成大錯，林則徐虎門銷煙之餘，道光皇帝再接再厲，降旨驅逐所有外商和永禁與英國的貿易。這便是「朝貢體系」昏聵愚昧的又一次發炎高燒。中英之戰，英議會反對者頗眾，最後僅以九票之多通過。禁菸糾紛為表，通商糾紛為裡；先皇乾隆及嘉慶兩朝不肯給外夷以平等地位為因，中國此後被列強施與不平等的苛待為果。總之，在時代大變遷風起雲湧之際，農業帝國的閉關自守和工業革命新貴的「叩關索市」，訴諸戰爭萬難避免，其結局亦不可逆轉。

中國在近代化競爭中落敗
中國的朝廷和中國民間曾經得出結論，何以堂堂中華上國由強轉弱，以致一蹶不振？就是因為西方列強一 再欺負中國。工業化強國有沒有「欺負」中國？當然是有的。資本的擴張，強烈沖刷著世界上多種不同類型的舊式文明，大浪淘沙，被淘汰的不僅僅是諸多落後野蠻的觀念與陋習，有許多並不能簡單作是非善惡之區分的傳統，如耕讀傳家，如鄉紳制度；如宗法社會；如禮孝仁義等，都是與小農經濟相匹配的文化鱗片，它們其時光澤猶存，卻也被時代洪濤無情地裹挾而去，化為敗鱗殘甲。舊文明被新文明欺負，那是一定的，那不獨體現為強者對弱者的欺負，更多時候則為先進對落後的欺負。如中西摩擦的火星之一 酗酒的英國水手誤殺了九龍尖沙咀林姓中國人（英史稱林維喜事件），清朝地方官府便要施行斬首，蓋因以中國傳統觀念及天朝律例，「殺人償命」理所當然。而英國自十三世紀就有了巡迴法庭制度，十四世紀人民陪審員制度已定型，自然不能交人讓你斬首，於是衝突即起；又如招致英法聯軍侵華的導火索「通州談判事件」，清廷將前來談判「到期換約」的西夷使者關押虐待甚至有的被折磨致死；又如廣東炮臺守軍炮擊英國打著白旗前來送信的兵船，諸如此類的事件，都是昏聵與朦昧的一個老大帝國對外部世界與國際公法的無知和敵意牴觸。說到底，這是兩種文明的碰撞，腐朽脆弱的一方自然被輾為齏粉……

中國的洋務運動，就是中國人第一次勉強放下天朝帝國的架子，扭扭捏捏地向西方學習。即便如此，為時約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亦令中國發生了頗大變化。惜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訓，窒息著國人變法的思路與進取心，不得觸及政治制度的革新──這也是專制皇權的必然選擇。於是，國力仍遠勝於日本的大清國，終於慘敗於東瀛島國，這昭示著日本「明治維新」制度變革的勝利，亦是中國在近代化競爭中落敗的標誌。

重回高度集權閉關鎖國老路
又經庚子拳亂，國人痛定思痛，總算徹底放下身段，不能再倚「中學」為體，「西學」也不僅僅為用。這第二波向西方拜師取經的浪潮，建樹良多，康梁的立憲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共和思想，都是「西學為體」。令人頗為感觸，至今中國民間流派紛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理念，依然未能超越康梁和孫中山，而在極權專制文化盤根錯節的國度裡，這些先賢的思想卻始終未能得以實踐。康梁的制度改良已矣；孫中山的制度革命已矣。整個民族反而墮入迷思，誤入歧途，墜落更黑暗的夢魘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氏的暴烈革命是一 劑虎狼之藥，國人真的以為「推翻三座大山」，把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掃地出門，再吞服社會主義這顆十全大補九，便能社百病，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再不受別人欺負了。結果卻是，跌著的國運又完成了一個歷史循環，重新回到高度集權和閉關鎖國的老路，外來的以及本土的資本主義確實被鏟除了，共產專制和封建專制得到完美嫁接，然後在這沒有天敵的土壤上瘋長、蔓延和膨脹，直至文革，喪亂不止，國將不國……這條死路總算走到了盡頭。

毛澤東掌握歷史解釋權
其間值得深思的是，此前清末與民國在民族厄運中幡然覺醒的知識清流，他們對歷史的反思被毛氏革命所徹底拋棄，毛澤東遠在執政之前就深知掌握歷史解釋權和話語權的重要性，他日理萬機之餘仍十分關注如何去「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適逢其時，范文瀾投奔革命來了。範為浙江紹興人，出身書香世家，北京大學文本科國學門畢業，後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秘書。範國學根基深厚，一九二六年時在南開大學教書的范文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脫黨。一九三八年在抗戰期間投入新四軍，次年重新入黨。一九四O年一月，範到達延安，馬上得到毛澤東器重，登時風雲際會，範被任命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再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氏的直接關照下開始整理自己以往的史稿，毛澤東親自劃下規矩方圓，指示「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範的《中國通史簡編》成書，原先不過是為延安窯洞裡「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但旋即被毛推為第一 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該書便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一九四五年范文瀾在延安再奉獻出「馬列主義版」的《中國近代史》（新華晉綏分店一九四七年出版），本書重新解釋了中國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一 九OO年）義和團運動這六十年間的歷史。

范文瀾的歷史著作在中共執政後被欽定為「正史」，而且範還被黨要求繼續改造思想，政治上要不斷進步。范文瀾便一再作自我檢討，今是而昨非，他的自我批判是：以往的著作仍存在「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於是他提出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階級鬥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綱領。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范文瀾致力脫胎換骨地重撰《中國通史簡編》，這回不再是「簡編」了，而是分多冊出版，寫到隋唐五代，因文革狂潮驟起，範被批判鬥爭，卒於一九六九年病逝。

對國民的強力洗腦運動
如上述，毛澤東把歷史話語權看得力重千鈞，同時更輔之以強力的洗腦運動，如一九五O年即開展「三無運動」，主要針對當時知識份子甚至普通國民多對美國抱有好感（譬如，晚清以降，列強中美國對中國最為親善，既無割地亦無租界；美國反對瓜分中國，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反對日寇侵華、二戰同盟國及戰後的物資援華等等），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及《友誼還是侵略》等多篇「反帝雄文」，就成了反美仇美的精神洗滌劑。毛指出：「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丟掉幻想，準備戰鬥》）毛澤東直斥五四以來的新式知識份子為「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他還下達洗腦命令：「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別了司徒雷登》）。

此後，毛氏關於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等一系列批示，無不是為了鞏固和壟斷政治話語權。帝王將相的歷史已化為塵埃，「勞動人民」及「階級鬥爭」成為貫穿歷史的主線，連庚子拳亂都成了「偉大的義和團反帝運動」，更不須提是西方列強既令中國蒙恥又讓這個昏睡的民族看到了現實世界和近代文明──此種史觀已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朝貢」的迴光返照
頗為諷刺的是，毛時代的紅色中國，民貧國亦貧，卻怪誕地浮現出「朝貢」的迴光返照，讓世人看到了帝國天朝清秋大夢的最後幻影。殊不知彼時「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無一不是花錢送禮買來的。且不說朝、越及「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沒一個是省油的燈。單說那些打秋風的亞非拉夜郎小國或者忽生忽滅的小黨，前來朝覲一下，必可滿載而歸。坦讚鐵路的無償援助，就是毛澤東接受朝拜時對讚比亞總統卡翁達的一句話，當堂敲定，且莫說卡翁達本人甚覺意外，連在座的中共同僚都無不瞠目結舌。結果十年工程，血汗斑斑，建成後坦讚土著無人能管理，經濟效益也不堪提起，中國無數次追加註資，也無法救活這條「友誼鐵路」。到現在，它乾脆被非洲地主賣掉了，當然一個銅板也落不到中國人的腰包……幸而幾經蹉跎，「朝貢」廟堂這盞飄搖不定的長明燈，終於熄滅了。

中國第三波向西方學習的浪潮，始於開放改革的元年---- 一九七九年。被趕跑的國際資本主義被請回來了，久違了的賽先生也回歸中土。

八十年代的知識清流
八十年代是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的年代，其時思想解放運動春潮湧動，知識份子終於理清了近代史中國衰落的癥結。西方列強雖令中國蒙恥！卻也給中華民族送來現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和平通商之請，未能打開帝國的朱門，鴉片戰爭的大炮卻帶來了五口通商；八國聯軍蹂躪了辮子國民最後的自尊，卻帶來了「的戶明放」的自由貿易。且看今天中國加人WTO的承諾條款，哪一條不是當年外夷逼著中國做，我們認為是奇恥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過仍須指出，八十年代大陸知識清流的理性認識，為來得及進入學校的歷史課本，其思想高度並沒有超越臺灣學界早已定論的近代史觀。當然那時能看到柏楊、陳致平、蔣延纖等人的書，也並不容易，不過大陸學人通過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漸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燈，燭照歷史，畢竟難能可貴。而臺灣學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幾十年中國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鬱結而生的仇怨？其實無他，彼時的民國雖仍為專制政體，但它沒有「偉大領袖」的耳提面命，沒有各種「光輝批示」和思想運動，學術自由大體未受政治鉗制，故有公正之筆，清醒之論。可嘆的是，及至九十年代，臺灣史學界的成果在大陸已可躋身書店，而陰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義」卻其聲隆隆地大回潮了。

仇外民族主義成中共救心丹
如果說八九民運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必然結果，那麼，六四後的「反和平演變」和仇外民族主義蠱惑宣傳，就成了中共的救心丹，為匡扶搖搖欲墜的政權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藥，也得飲鴆止渴了。一百六十年以來，中華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步履，所以如此沈重─波三折，癥結都在於統治階層的冥頑不靈。中國人在痛苦中反覆求索和一點點積聚起來的理性和智慧，總被風吹雨打去。時間的鐘擺在晃動，歷史卻在迂迴前進之後猛然倒流。聽聽滿耳的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看看學校課本和官方媒體的輿論導向，當權者告訴老百姓兩條鐵律：「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國人民推銷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外夷從來沒安好心。這劑愛國迷魂湯，果然讓許多人相信，靠集權制度是可以建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國家的。於是，「強國夢」在持續發酵膨脹，如同喝了黃表紙灰沖的符水，頃刻成就「愛國」護體神功，百毒不侵，於是便大哉中華、壯哉中華了。

至今人慨嘆者，這個反智的「民族主義」惡性腫瘤溢出的濃液，也被引進香港，一時間「愛國」喧囂不絕於耳……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莫非是偉大祖國的恩澤？香港有著一個比臺灣還成熟的公民社會基礎，而對民主仍可望而不可即，莫非這真是中國人的宿命？

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塊沒有人權法治的土壤可以生長出「科學發展觀」，實屬匪夷所思。回首三朝往事，中國何日方得從冗長的歷史夢魘裡悠悠醒轉過來？哀哉中華，痛哉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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