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的關係從來不好，這裡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個天生就很淘氣、滿腦子各種鬼主意的孩子。剛滿月還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機開關，挨了電打從桌子上摔下來，把大人折騰得不輕。四歲時我率領小夥伴們上山冒險，摔得頭破血流，現在眉毛上還留著傷疤。再大一點兒就更不得了了，飛檐走壁，打抱不平，以為自己是天下一大俠，大院管理處和警衛連每週都上門告狀。偶爾碰到兒時玩伴，我還常常提起當年的「英雄壯舉」，猶如昨日般記憶猶新。
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課老是看小說，上了癮一樣。快要考中學的時候，我的測驗成績差得全班倒數。班主任董老師終於不能忍耐，到家裡告了一狀。我父親平時很少和我們說話，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裡說：「從現在開始，你必須在考試前的一個月裡完成董老師給你安排的所有補習作業。如果你考不上中學，以後這個家裡就沒有你的房間，也沒有你的飯！」因為他從來就很嚴肅認真，我不得不乖乖讀書。結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學校，但也從此恨上了這個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當然認為讀書沒什麼重要的，看小說不也是讀書嗎？
中學的三年，我們的矛盾更加劇烈了。星期天回家，我們家的飯桌常常成為辯論會場。小孩子讀書多了就變得精靈古怪，常常氣得父親摔下筷子回屋抽煙去。這時我媽媽就成了我們之間的調停人。由於我是個主意特別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監獄回到家裡時，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揚。在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時候（第一名後來成了名作家，叫柯雲路），他臉上也不動聲色，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有我媽媽高興地加做了幾個菜。我因此更覺得父親是個無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後來回老家安徽巢縣魏家壩鎮上山下鄉的時候，才從鄉親們口中得知，父親13歲時被發現是個過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機會讀書；19歲就已經在師範學院當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點點成績的確沒什麼可驕傲的。我父親七、八十歲了，還能每天向我弟妹詳細複述美國之音講了什麼，BBC講了什麼，自由亞洲講了什麼，法廣的誰誰講了什麼。這方面我從來都贏不了他。
當時的安徽只有一個師範學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為受到中共地下黨員的影響，這些人全都被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戰爭前後紛紛加入了共產黨，成為新四軍幹部來源之一，並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戰爭年代拍馬屁是不吃香的，人們自然而然就會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樣。我父親由於才能卓著，30歲就已經是正軍級幹部了。49年中共將要打進北京時，他被調到中共軍委擔任航空系統軍事接管小組長，成為組建中國民航和空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當時他和毛澤東是鄰居，並且被毛澤東推薦為毛岸英的古文和歷史業餘教師，直到進城以後才停止教授。現在有人說，中共老一代幹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為；如今都是有大學文憑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親身觀察，他們說話的前提就是錯的。
在民航時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親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當時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發有十萬銀元賬目不清。過去軍隊的財務管理非常簡單，進城後有很多幹部親屬需要安置，這些都由處、科級幹部批個條子就開支了。但中共一搞運動就有指標，為了指標就常常不講理。負責運動的一方（中央組織部）硬說十萬元按制度需要局領導簽字，否則就按貪污挪用公款處理。當時就抓了八名處級軍官，拉到刑場上準備槍斃。我父親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份檢討，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於一死，而我父親卻落得個開除黨籍、解除公職的處分。如果沒有我父親的舉動，人們今天就不會只說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案了。因為這八個人全是老紅軍，55年評軍銜時都是少將中將。
但是人才總有人要。當時中共政權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吳法憲很快就把我父親招攬到空軍，讓他擔任組織動員部長，這相當於現在的黨系統組織部，加上軍隊系統的幹部部和軍務部合二為一的部門。但是我父親像很多老共產黨人一樣，把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看得太認真了，不知道共產黨一執政就變了形勢。在一次空軍高層會議上，為了和蘇聯合作的問題，父親與留蘇派的司令員劉亞樓發生了衝突。他條分縷析，擺事實講道理，硬是逼得劉亞樓認了錯。雖然按他的原則寫出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但父親從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麼寬闊的司令員。隨後劉亞樓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軍服上班，不系風紀扣等等，把他連降好幾級，一直降到科長。父親還不服氣，要和劉亞樓拼到底。年輕氣盛如此，看來非要碰到南牆才回頭，是個不得好死的種。幸虧有吳法憲從中調和事情才有緩解。吳讓父親去蘇聯民航局當副局長，父親捨不得老婆孩子，讓他去西北空軍當司令員，他又捨不得劉亞樓。他這人心太重，仇人和親人都捨不得，這樣的人在那種時代能活下來，也算個奇蹟吧。我父親對吳法憲的評價不同於一般人，他認為吳的確是個能在同事之間起平衡作用的人。遺憾的是，前幾年空軍老幹部投票評選，吳當選為空軍最沒骨氣的老幹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現不好。而我父親當選為最有骨氣的老幹部，理由是上述的兩件壯舉。大家說父親有中國傳統的俠義和敢直言的作風。
在此以後的歲月裡，父親還為中國走出封閉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領導層的老關係，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走出國門經營的公司--中建公司。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打了頭一炮。我進監獄後，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各部委外事局領導，都曾在他的辦公室裡工作學習半年。回去後陸續組建了各部委的對外公司，這是中國的工商業走出國門的開始，是改革開放的一個小小的序曲。隨之，受我的牽連，他還沒有到退休年齡就離休了。離休後父親天天在家「偷聽敵臺」，喝酒罵現在的貪官污吏如何禍國殃民。六四屠殺使他和他那一代許多老共產黨人發現，他們的路走錯了，我這樣的人倒是繼承了他們理想的人。所以我從監獄出來以後，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揚。我已經記不起為了什麼事情了。
父親一生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說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溫情脈脈的所謂「感情生活」。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這些就沒有了那些。雖然父親很少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但我還是看得出來，他非常愛我們，愛到有時會影響他的判斷。在我進監獄之後的某一天，有個朋友向他傳了個話，說畫家黃冑在酒桌上向幾個朋友說我的壞話。父親聽了立即吹鬍子瞪眼，從此不和黃冑來往。人家幾次打電話要來看望他，他都說沒時間。他一個退休老頭兒，怎麼會沒時間呢？是心裏有氣，心太重了。因為我們兩家的關係歷來極好，我常去黃家，他們也不拿我當客人。我父親自然認為黃說我壞話就是撒謊，不夠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釋之後才好認定呢。第二，在鄧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鄧某，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對特定的對象說了幾句隨大流的話，不為大過。我在監獄裡天天聽人家說我壞話，我都不在乎，因為我知道人人心裏都有桿秤，這年頭兒說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說的，何必認真呢！但是父親就是這麼一種個性，他愛憎分明，像眼睛裡容不得沙子一樣。人們敬他是為了這個，他自己吃虧也是因為這個。93年我在家的時候，曾試圖開導開導他，但他不聽，脖子一扭頭一揚：免談！我在心裏感慨，共產黨勝就勝在當年有這麼一批正人君子，如今敗也敗在沒有了這麼一批正人君子。
父親和我媽媽那一代人是這麼一種人：愛什麼憎什麼都會達到忘我的境界。到父親快死的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還在電話裡笑著對我弟弟妹妹說：「沒事，我沒事，你們不用擔心，好好做自己的事去。」我明白他這是不想動搖我們的軍心。因為我們一幫人正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裡，為提高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保障，和中共的貪官污吏，以及成百萬美元的賄賂進行戰鬥--就是那場那些人打了一輩子沒打贏的戰鬥。
現在一些人可能會認為，我父親他們這一代人和我們這一代人都很傻，不會生活。自找了那麼多挫折、坎坷和災難，總之，瞎忙活了一輩子，沒有過上什麼好日子。但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聲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探索者的生活就是為芸芸眾生的好日子找路開路。即使萬一找錯了，但不能說不該找路。所以還得繼續找。
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魏京生 2004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