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胡耀邦當秘書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團校調到團中央任胡耀邦的秘書，任職三年半，和他朝夕相處。

　　熱愛青年創造性地開展青年團工作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究竟如何開展工作，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同志都做過多次指示。作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調查研究，青年團工作在全國各地蓬勃開展起來。耀邦工作有個特點，每次報告都要由他親自主持起草，廣泛聽取意見，一定要把報告寫得非常好。1956年召開黨的「八大」會議，耀邦同志要在會議上發言，匯報青年團的工作，他非常重視，他和書記處起草小組成員多次議論研究，集思廣益，最後形成初稿。他還不放心，兩次親自帶了初稿向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繩徵求意見，又讓我去請《人民日報》鄧拓、新華社吳冷西幫助審改，還請了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潤色，最後送陸定一審定，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種對工作「極端負責、聚精會神、深思熟慮、一絲不苟、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嚴謹工作作風貫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誌喜歡接近群眾。1955年冬，他出差華東，此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這年十月，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了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開赴鄱陽湖畔開荒生產。耀邦同志下車後直奔「共青社」，鼓勵隊員們說：「現在，我們前進的路上還橫著兩條『大河』，這就是愚昧和貧窮。同志們，我們一定要下決心闖過這兩條『大河』，也一定能闖過這兩條『大河』。」應墾荒隊員們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夾著棉花當毛筆，蘸著墨汁題寫了「共青社」三個大字，直到皓月當空才依依不舍地向隊員們道別。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又到黑龍江省蘿北縣看望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先乘火車，中途換乘鐵路上自用的平板車，再改乘大卡車才到達。三天中，耀邦同志跟墾荒隊員們座談，參觀了他們耕地、播種，親自為他們拍照。隊員們紛紛表示要將北大荒建成「北大倉」（糧倉）。

　　博覽群書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學歷不高，只在少年時代上過兩年初中，不滿15歲就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但他畢生喜歡讀書，且「好求甚解」。

　　1952年秋，我在中央團校工作時，校部請了中宣部副部長、政務院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同志給學員上大課。順便寫一筆，那時請中央高級領導同志給學員上課並不難，團校先後請了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陳紹禹講法制建設問題，鄧穎超同志講《婚姻法》（新中國第一部民法），葉聖陶先生講語法修辭，等等。當周揚同志講到團員青年應當多多讀書時，他說：「你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就是一位喜愛讀書、知識豐富的領導同志，他在延安時，就以好讀書、讀書多出了名。他不但讀了大量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還讀了許多文化知識和文學藝術作品。像中國四部古典文學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對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總是反覆學習的。他的書架上放有不同時期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955年，中共中央編譯局新翻譯出版的《列寧全集》開始面世，他就叮囑我務必及時買全。他拿到手就立即學習，買一卷就讀一卷，決不拖延耽擱。第二年，新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開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買一卷，買一卷他就讀一卷，如飢似渴、夜以繼日地讀。

　　他愛讀文史書籍，買不到二十四史，就託人從中國青年出版社借來一套開明書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頭抽空就讀。

　　1955年國慶前後，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夢》。此書當時在內地的一般書店裡買不到，只在一些高級領導幹部中流傳。耀邦同志借了一套來，這套總計160多萬字的大部頭，他也就是用了個把星期晚上時間看完了。

　　耀邦看書，喜歡琢磨研究，他說，《列寧全集》中既有大部頭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數量佔相當多的是那些書信、電報、摘記、批示、命令等等。這些文獻內容簡短，語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鬥爭中的重大問題，行文是「急就章」風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沒有經過別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風貌。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間，在那樣緊張激烈、錯綜複雜的鬥爭中，列寧是如何領導黨和人民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克敵制勝的。而《斯大林全集》裡的文章，一般都寫得很漂亮，文字有華彩，邏輯也嚴密，看得出來是經過「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讀書還有個習慣，「好求甚解」，絕不強不知以為知。

　　1954年，團中央召開一個小型農村青年工作座談會，請了政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講話。鄧老在講話中說到治理黃河、淮河等水利建設問題，說這是農村青年施展身手、實現抱負的大舞臺。他對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們這一代手中，把黃、淮治理好。否則，他引用一句古語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散會回來的路上，耀邦同志問我：「鄧老剛才講的那句話，你懂不懂，是誰說的？在什麼書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誰說的，出自何書，都不知道。」「你回去後查查，把答案告訴我。」他叮嚀道。我到北京圖書館，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來，答案見《左傳．襄公八年》引古逸詩。我立即向他匯報，他有點驚詫地說：「左丘明如果活著，都兩千多歲了。他引的古逸詩的年代當更為久遠。可見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怎樣的源遠流長啊！更可見黃河的水患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說：一定要照鄧老說的，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黃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還說：「一句古話，聽不懂，這是常事，要放過也就過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這麼多學問來了。」

　　這年，印度尼赫魯總理應邀訪華。訪問結束前夕，毛主席在新僑飯店為他舉行送別宴會、耀邦同志出席了這次宴會。宴罷歸來，他遞給我一張小條，上面記著「闇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他告訴我：「毛主席在致詞中講，『中國有位古人說過』，往下就是這句話，誰講的他沒指明，你曉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別賦》中的文句。不過，這裡的『暗』應為『黯』，『消魂』應寫作『銷魂」。」「啊，對了，就是『江郎才盡』那個人吧？這回可記住了！」此時，耀邦同志簡直就像中學生解答了一道難題那樣，得到了莫大的樂趣。

　　生活簡樸不求聞達

　　耀邦同志生活簡樸，日常生活他從無所求。1955年，團中央決定耀邦和胡克實兩位書記及佘世光同志遷往關東店胡同（「文革」中改為富強胡同，沿用到今）20號。按規定給他配了廚師。耀邦同志有時陪母親、岳母兩位老太太吃飯，有時單獨用餐，用托盤擱在辦公桌或茶几上，邊看書報邊吃飯。零食呢？我見到的他只喜歡吃點葵花籽兒。至於穿著，我未曾見他買過或做過新衣服。

　　耀邦同志和其他許多老革命一樣，從來是手不沾錢。他每個月的工資，都是財務處的同志送到關東店來，由我代為簽收，李昭同志也將她工資的三分之二交我，一併入賬保管。一應家用開支，都從我這裡取錢。他的衣袋裡從來不裝鈔票，只帶香菸。

　　至於「行」，耀邦同志來團中央的第一輛專車，是從前任馮文彬同志那裡移交過來的一輛美造「別克」，而馮也是接用的舊車，這輛專車之舊，可想而知了。1954年，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謝列平贈送了一輛吉姆牌小車，他這才換了車。

　　耀邦同志極少有放鬆的時候。他會下像棋，如有適當對手，偶爾對弈一盤。他也會玩麻將，只在兩種情況之下才可能來幾圈。一是節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開會期間，老戰友如陶鑄、曾希聖、張平化等約齊到關東店看望他，往往就擺擺「方陣」，盡興而返。

　　1956年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耀邦同志在大會上作了發言。開始時，每次散會回家，都是喜形於色。可是到會議後期，進門後什麼也不說，表情嚴肅。進辦公室後，就伏在案上寫，寫完後親自抄好，裝進公文包，第二天去開會時一起帶走。大會閉幕後公布了新選舉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耀邦同志當選中央委員，我們向他表示祝賀。他卻依然表情嚴肅，心事重重地說：「不少省委書記，中央的部長，部隊的將軍，他們的水平比我高，功勞比我大，資格比我老，但還只是候補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寫了幾次信，請求無論如何不能安排我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個候補中委就足夠了。但沒有被採納，我心情很難平靜啊！」後來還聽說，當選候補中委的鄧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寫了「請辭報告」，但中央也沒有同意。耀邦同志對鄧拓很是尊敬和佩服，他給鄧拓寫信時，總稱之為「鄧大師」。

　　尊重人團結人愛護人關心人

　　給耀邦同志當秘書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覺是，他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胸無城府，謙遜寬和。

　　1955年，我母親從長沙來到北京，被安排住在關東店1號院內。我告訴母親：那頭住了兩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親和岳母）。兩位老太太也歡迎我母親去坐坐。這樣，三位湖南老鄉相聚了，敘鄉情、拉家常，很快就變得熟悉了，有時，週末晚上還一同到團中央禮堂去看電影。耀邦、李昭同志對我母親關心和照顧，我下放勞動期間，逢年過節，李昭同志還派人給我母親送來肉菜食物等。其時我母親已遷離關東店。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團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書記胡耀邦被誣為「三反分子」。1969年開辦「五七干校」，把以原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為首的書記處的十來位書記和團中央機關及各直屬單位共一千多人，「一鍋端」到了河南潢川縣黃湖農場「五七干校」。我聽說他秋收打場時，同其他人一樣，扛著裝滿稻穀的麻袋包入庫，我想他那瘦小的個兒，又是五十多歲的人，能扛得動嗎？但是有人說，「他幹得挺像樣兒、幹得挺歡哩。」

　　一日，耀邦同志來到七連，偶然間我們在路邊相遇，他問我母親來干校沒有，我答來了，他又問住在哪裡。後來母親告訴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過她，還問了她和周師母好，也問了「周同志好」！周師母是出版社資深老編輯周振甫姆蛉耍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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