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蓀：警方高壓農民倒戈 張友仁成中流砥柱 （2004年7月上旬，唐山警方打壓維權農民新情況之四）

據悉，3月24日，唐山市公安局召集移民維權代表開會，在警方的高壓下，有的代表抵制不去，更有一些代表紛紛倒戈。在會上，耿國憲說，他參與罷免張和是受了矇騙，並提議，請3萬移民簽名擁護張和，證明張和是好書記。市公安局周副局長婉言謝絕，說是你們有這份心意就行了，反簽名就不用了，我們公安機關自有辦法。喬佔科昧著良心說：萬人簽名罷免活動是受了北京人的騙了，是北京人運作的，是張友仁出的頭。

耿國憲──進京呈狀10代表之一。1月28日，耿國憲和李鐵來北京取回了我最後改定的《罷免動議書》正式文本。他2月28日進京呈狀被抓回。4月27日，他來北京到李柏光和我家，代張友仁取回張被捕時留下的背包，其中有一些上訪材料和我撰的《大逃亡紀實》和張耀傑的評論文等。後來，他把這些東西都交給了公安局，原來是公安局派來的。他現在灤南縣坨裡鎮四新莊派出所打工，每月有四百元收入，是一個並不很壞的農民倒戈者。

喬佔科──進京呈狀10代表之一。2月28日晚，唐山警方把其他7名維權代表一網打盡時，他和張友仁正在我家而漏網。3月4日他回唐山後被雙規，6月中旬釋放後來北京我家取回存放在我家的軍大衣時，對我很友好，我見他很消沉。

一些維權代表迫於警方壓力而倒戈，把責任推到張友仁和我、趙岩、李柏光身上。張友仁成了罷免活動的首要分子，我們北京的3人竟成了幕後操縱的罪魁禍首。

如今，張友仁堅持認為罷免是維權不成的繼續，是依法進行的。北京的3人是為他們提供法律服務的好人。我們大家都沒有干任何違法的事。張友仁拒絕揭發我們北京3人的所謂罪行。他強調說：「我是正藍旗的後代，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昧著良心說瞎話。

我想，幸好有張友仁堅持原則不倒戈，真是一位難得的書生硬漢，比那些倒戈的武夫們強得多。不然，我們北京3人，連同那位被唐山市公安局周副局長說成「也不是好東西」的張耀傑老兄，真是要說不清而麻煩大了。即使如此，周副局長還透露，公安部和安全部要對我們3人立案，我們也不得不做好入獄的準備。不由使我想起譚嗣同當年在菜市口問斬時，不少老百姓向他吐吐沫和吃人血饅頭的場景。儘管譚嗣同英年早逝，慷慨赴死，但他不會因此而後悔的。同理，如今即使農民們都倒戈了，也沒關係，我可為農民去頂罪。苛政猛於虎，張和猛於虎，警察猛於虎，就讓我去捨身飼虎吧！

我認為，農民代表們面對專政的威脅利誘，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難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大可不必苛求。我常對農民說：「警察問什麼，你們只管照實說就是了，不必與警察抗爭，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還得勞改勞教，動輒2－3年，實在犯不著啊！」他們十分贊同。即使有人倒戈投降，也應該寬容，不必抹煞其歷史功績。

我曾向4月16日召開的「五地區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提交的《唐山警方追查萬民折人人自危》一文，論說了張和、耿國憲、喬佔科，轉載如下：

張和們不過是強弩之末

網上大參考3月29日刊載《張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訪的農民都監禁起來》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傳部3月29日）寫道：「3月14日全國人大閉幕，張和連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縣、市、局、處一把手的擴大會議，張和指出，這是唐山的階級敵人勾結北京和海外反動勢力對他個人的攻擊。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國保大隊監聽全市電話。一旦發現與外面勾結，通風報信的幹部，立即開除公職。他對各區縣一把手下了死命令：不許再出現農民到北京上訪的現象，否則立即就地免職。唐山各縣市出現了恐怖氣氛。警察在那些經常上訪的農民家24小時跟蹤監視，不許農民離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現在是人人自危……。從2月28日到3 月28日，唐山警察在張和的指示下到北京綁架了20多個上訪農民回來，我們的公安局忙壞了，聽說我們的警察在北京的一個幫農民搞罷免的法學者的家門口蹲守了近一個月才撤崗。直到抓到最後一個搞罷免的農民張友仁，才班師回朝。」

可見，唐山當局不僅無意解決農民問題，反而頃其所能，組織一切人力物力警力，把「萬民折」作為大案要案來立案偵查，大規模地反攻倒算，弄得唐山移民萬馬齊喑，不等秋後就要算帳，維權更無指望了。而且，把我作為與「唐山階級敵人勾結」的「北京反動勢力」的首要分子來偵查呢。一些官員對農民說：「俞梅蓀是反革命、反政府的。」有不少朋友為我擔心。其實，我為「萬民折」已死過一回了，更是無所畏懼了。向貧苦農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我的神聖天職，為此而付出再大的犧牲在所不惜。一身傷痕真情在，滿目風雨壯歌行。

近來，唐山的鄉、縣、市各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每天在網上搜索我和其他學者發在網上有關唐山罷免的文章，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官員們都十分關注，成了「要犯」，有的電話被掐斷。警方一方面不敢隨便弄他們，另一方面不知日後怎麼報復他們。我告訴農民，如有問題就推到我身上吧，我願為農民去頂罪坐牢。

其實，殘酷打壓上訪維權農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摀住其醜行，說明其外強中乾，垂死掙扎，最後的瘋狂。這是對人大會議剛剛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和中央一號文件的頂風作案，才是反動的。張和這位全國人大代表已成為最廣大人民的死敵，亟待罷免其代表人民的資格。

「萬民折」未被警方破獲而扼殺，送交全國人大，並已昭告天下，張和的下臺已成必然。這一憲政先例必將促進我國憲政民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產生廣泛而深遠的示範效應和歷史意義。

耿國憲比秋菊更能幹

3 月31日傍晚，接到進京呈狀被抓回去的農民代表之一、灤南縣坨裡鎮四新莊耿國憲的電話。他說，近來公安局、安全局分別在唐山6縣區大規模調查和偵查「萬民折」簽名和進京呈送過程，許多簽名的農民及其收集簽名的農民代表紛紛被叫到當地派出所或鄉政府詢問筆錄，要他們坦白交代，互相檢舉揭發，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前天晚上10點多，他在睡夢中被警察從被窩裡叫起來，帶到派出所詢問筆錄。

警察問：你們是怎麼認識趙岩和俞梅蓀的？
當初趙和俞是怎麼來唐山豐南區，幹了些什麼？
罷免張和的動議書是誰起草的？
農民廣泛自願簽名和集資（每人2元）是怎麼收集的？有哪些人參加，散發了什麼材料？
你們到北京都找了誰？（註：他們2月28日到京，29日被捕）

耿國憲說：「我對警察說，我們維權上訪已8、9年，你們除了打我們，抓我們，從不關心我們的死活。這次到北京是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我們上訪那麼多年，張和無論作為市長還是市委書記，乃至省人大和全國人大代表，從不解決問題，省市縣各級政府及其信訪辦、移民辦等有關部門一直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張和已代表不了我們2萬多農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要罷免他。這難道錯了嗎？！這是我們老百姓的權利，我們是按憲法做的，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你們各區縣的警察憑什麼介入調查，立案偵查？！難道我們農民就沒有人權了嗎？！俞梅蓀上次來唐山，是給我們講法治課，向我們提供法律諮詢。」

他還說：「這幾天，大家分別被無緣無故地叫去派出所詢問筆錄，有不少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誰不緊張啊！肯定是上面哪一個領導要追查了。先前聽說張和被雙規（註：官方的新華網上還說唐山許多農民為此大放鞭炮），現在看來張和還在台上。」

他告訴我，在被重點打壓的農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交代」的，他本人拒不回答任何敏感問題。

我說：「他們面對專政的威脅利誘，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難免說一些違心話，大可不必苛求。況且我們又沒有幹什麼違法的事，更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警察問什麼，你們只管照實說就是了，不必與警察抗爭，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還得勞改勞教，動輒2－3年，實在犯不著啊！」他十分贊同。

他正在起草《為什麼農民上訪被警察干涉》的告狀信，近日寫完後即來北京送交司法部和求是雜誌社。他初中文化，曾獲全縣語文比賽第一名。他大概以為這兩個單位都是公安部門的上級機關。

耿國憲開口閉口說憲法，頭頭是道，運用自如；面對警方的強制高壓理直氣壯，令我刮目相看。我問，你叫「耿國憲」是什麼意思，這與「憲法」有什麼聯繫？他說，是耿直、國家、憲法這3個意思。他1955年生，父母受1954年發布的五四憲法影響，這是建國後發布的4部憲法中被公認為最開明的一部。不難想像，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欣欣向榮，人們多麼嚮往依法治國啊！可惜後來接連的政治運動，法治停滯了20多年。

耿國憲說，他平時努力學憲法，懂得一些法律知識。我告訴他，這次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增加的「國家……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規定，這對你們農民更為有利。他表示要盡快找來學習。說到學習憲法的收穫，他覺起碼是能懂法而不違法，在被侵權時可以維權。

《秋菊打官司》這部膾炙人口的電影，喚起了一代農民的維權意識。10多年過去了，廣大農民被嚴重侵權而奮起維權的情況，已更為嚴重得多。我說，你比秋菊能幹得多。慷慨陳詞的他忽然沒話了，片刻後細聲細氣地說：「你可別那麼說，我還做得很不夠，以後還要起訴張和，請你幫忙呢。」與秋菊相比，使他不好意思了，想必秋菊是激勵他堅持上訪的偶像。兩年來，我深入觀察和參與的唐山、秦皇島、自貢3地約8萬失地農民依法維權的悲壯場景，很有戲劇性，如能搬上銀幕則更具普法意義。

喬佔科重病「雙規」在醫院

4月上旬，喬佔科的愛人黃貴梅給我打來電話。她哭訴道：「3月初，警察打電話到北京大興縣妹妹家找到喬佔科，命令他馬上回家。他3月4日到家，5日被帶去他退休前擔任武裝部長的豐潤縣仁各莊新莊子鄉政府『雙規』。經多方請求，3月底才允許她去10里路以外的鄉政府探視。（所謂「雙規」是指對有問題的黨員，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喬是黨員，故為『雙規』待遇而不必在看守所受罪，似是一種特權，但失去自由卻與關押無異）。由於壓力太大，4月初他突然吃不下，睡不著，頭劇痛，拖了好幾天送進醫院，是腦血管硬化。住在豐潤縣城關中醫院治療並繼續『雙規』。」喬佔科在我家的兩天給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較高，說話不多很謹慎，很為農民辦實事，是一位有素質的農村領導幹部。

她說：「2月底，喬佔科出走赴京，鄉幹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監控，不准上街，不准下地幹活，不准離家一步。我著急害怕，緊張得受不了，3月11日與監控我的人吵起來，氣得全身發麻，當場昏過去了，還不准去醫院看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醫院，家裡的2畝小麥無法澆灌返青水。沒人管我們的死活，沒地方說理，沒人與我說話，監控至今已經一個半月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啊！至今手和骼膊仍發麻，幹不了活，我們已經折騰不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了一個能說說話的人，滔滔不絕，泣不成聲，反反覆覆地哀求我想想辦法，救救他們。她比秋菊更慘更無助，我愛莫能助，心如刀絞，熱淚盈眶。

喬佔科和張有仁那天晚上在我家躲過了一劫，卻被剝奪了更多的自由。莫非是我害了他倆？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email protected] 於200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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