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美護翼衛生巾的生產廠家是義烏的一家鄉鎮企業，小梅買的這包衛生巾生產日期為2004年1月13日，保質期2年。
「我6月份才來佛堂鎮打工，初來乍到，根本沒想到是衛生巾的問題……」小梅沒好意思將身體的變故告訴小姐妹，她以為是自己的清潔衛生沒做好。
她在宿舍偷偷將毛巾用開水消了幾次毒，每天也更為注意個人衛生，但是症狀仍在加重，她對衛生巾心生疑慮，換了一種叫「安香」的衛生巾，這是江濱工業園區內的仟羽衛生用品有限公司的產品。
炎症有所緩解，但沒過幾天又開始反覆，憂心忡忡的小梅私下詢問老鄉小琴，小琴一聽就責備她，「義烏產的一些衛生巾不衛生，我們早就上過當，不敢用了。」小琴將小梅帶到一家診所，醫生說小梅感染了黴菌。
在小梅的指引下，記者找到這家小超市，超市裡銷售的衛生巾幾乎都是義烏本地和福建、江西等地產品，價格非常低廉，小梅買的這種16片組合裝「華美」護翼衛生巾只售3元，而一包30片裝「安香」衛生護墊也只賣3元。
老闆娘很坦誠：「鎮上的女人很少用這種衛生巾，都是賣給打工妹的，非常便宜，一片折算下來才1毛錢，而一片名牌的衛生巾要1元，打工妹捨不得買。」對於小梅的遭遇，老闆娘習以為常，她回答記者，用這類衛生巾後過敏的女孩子不是少數。
記者撕開一片「華美」護翼衛生巾的內囊，一片黃褐色的污跡赫然顯目。「怎麼會這樣？！」老闆娘愕然。
記者隨即撥通包裝袋上的電話，對方要求記者與經理聯繫，但經理的電話卻無人接聽。包裝袋上標明華美衛生用品有限公司的地址為「浙贛線荷葉塘」，應該是指義烏市荷葉塘鎮，但浙贛線荷葉塘段有數十公里，「浙贛線荷葉塘」顯然有些含糊其詞。
再拆開一包義烏市義亭鎮安娜衛生用品廠的產品，內囊同樣污跡斑斑，一捏，粉塵飛舞。記者撥通安娜衛生用品廠廠長的手機。
「你好，我是上海新民週刊的記者。」(廠長打斷)「你們不要搞了……」「我還沒說找你什麼事，你怎麼就讓我不要搞？」「……我們什麼事也沒有……我在學摩托車，你不要搞了！」
此後記者再與該廠長聯繫，他一聽到記者聲音就匆匆挂斷電話，而當地百姓也不知道該廠的確切地址。
殺手「伴侶」
按照199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次性使用衛生用品標準》，目前市場上銷售的婦女經期衛生用品每克細菌菌落總數不得多於200個。
一些大的跨國公司和著名企業還共同參與起草了專門的衛生巾行業標準，做出更細緻的規定，如「產品銷售包裝應能保證產品不受污染，應選用具有防潮、防滲、隔離性能好，且能密封的材料」。
然而，這幾年，全國各地頻頻亮起紅燈，查出大量細菌含量嚴重超標的衛生巾。
最為駭人聽聞的是，2002年媒體曝光，成都市有人專門在一些城鄉接合部的垃圾場和公共廁所撈撿使用過的衛生巾，以每片幾分錢的價格賣給收集者，製造出「二次衛生巾」。
這些生產「二次衛生巾」的地方都在很偏僻的居民房裡，生產設備相當簡陋，生產者先是把骯髒的衛生巾倒進一個水池裡漂洗，再用硫磺烘乾漂白。這些程序完成後，再用事先印刷好的仿冒包裝袋重新包裝。
「二次衛生巾」被送到一些批發市場及居民小區、城鄉接合部的小商店出售，受害者多是鄉鎮婦女和一些女性農民工，他們反映使用了這些標有名牌標誌但包裝粗糙的衛生巾後，出現一些難以啟齒的病症，引起夫妻間的猜疑，導致家庭關係不和。
廣州媒體也曾報導，一個外來妹在偶爾使用了從地攤購買的兩元一包的衛生巾後，居然感染了淋病。浙江省衛生廳在一次抽查中也發現一家義烏廠家的衛生巾真菌菌落總數竟然超標48倍。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一些浙江鄉鎮企業在生產劣質衛生巾，且有產品流進上海、杭州等城市城鄉接合部的小超市、小賣店。
一位在義亭鎮、佛堂鎮打工6年的江西民工告訴記者，這義亭鎮、佛堂鎮有十多家生產衛生巾的鄉鎮企業，每個鎮的工業園區內都至少有三四家，在義亭鎮境內的浙贛鐵路線周邊還隱藏著五六家作坊式的衛生巾地下生產點，佛堂鎮工業園區附近的村莊則更多。
劣質隱患
義亭鎮、佛堂鎮的一些百姓也對江西民工的這個說法做出證實，義烏一家大型衛生巾生產公司的總經理王睿(化名)說：「幾年前的確是這樣，現在小作坊不一定有那麼多，但肯定還有，只是隱蔽性高，難以被外界發現。」
如同溫州鞋和樂清低壓電器當年因質量差聞名全國，義烏在一段時間內也曾因衛生巾的造假在衛生巾行業內出名。一些國際品牌的公司感慨，他們在中國遇到的最大競爭對手不是其他品牌，而是假冒偽劣生產者。
王睿告訴記者，義烏的地下衛生巾產業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至1999年到達鼎盛，衛生巾產業利潤豐厚，最先一批淘金者發家致富後，更多的農民企業家加入「逐鹿」。
當時，義烏共有60多家衛生巾生產企業，但真正達到生產要求的不過10家，甚至有一些造紙廠也紛紛轉產衛生巾，地下衛生巾產業暗線之龐大令人吃驚。據說，義烏當時甚至出現了個別專門製造假名牌衛生巾的村子。
「無論是正規的、假冒的還是劣質的，都依附義烏小商品市場流向全國。」這給義烏在外形象造成了很大損害。
2001年，義烏市有關部門開始嚴厲打擊，地下衛生巾生產開始萎縮，一些制假者遷出義烏，向其他地區轉移。
而留在義烏的企業中，一部分逐步發展壯大後「改邪歸正」，剩下的則越加狡猾，造假行為更趨隱蔽，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他們愈加團結，分工明確，互通打假信息，為避開執法部門的檢查，制假者通常選擇凌晨或者週末工作，半夜出貨，跟打假搞時間差。
另一個常年跑銷售的義烏人說，義烏當地有個別生產創可貼的企業白天生產創可貼，晚上關起廠門來偷偷生產衛生巾。
王睿說，衛生巾的生產流程要求相當嚴格，一條衛生完全達標的流水線，投資需要幾千萬元，但現在義烏的這些衛生巾廠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有這樣實力。
義烏現有十幾家衛生巾鄉鎮企業，幾乎都集中在義亭與佛堂，王睿說，這些企業從溫州購進機器，一般只需十幾萬元，甚至還有企業購買淘汰的生產線，只需幾萬元，再有二十幾萬流動資金，立即可以上馬。
設備的限制使得這些企業的產品質量問題突出。王睿說，衛生巾應該是全流程自動化生產，無人工接觸，開機前要用紫外線消毒半個小時，工人須持有健康證，進車間時必須嚴格消毒。
但小企業統統做不到，它們多是人工化操作，在炎熱的夏季，車間沒有空調，工人揮汗如雨，汗涔涔的手直接接觸衛生巾，極易導致衛生巾染上真菌。
「我們使用六七千元一噸的衛生巾專用進口絨毛漿，但他們使用的則是三四千元一噸的造紙用板漿，板漿的衛生標準與衛生巾相差十萬八千里。」
「就這樣，還有一些企業偷工減料。大公司剛開機生產的幾百片衛生巾，考慮到接觸空氣可能受到污染，都淘汰了，小企業就以三千元一噸的半價收購回去再加工。」
王睿說，一些隱藏在居民家中的小作坊問題更為嚴重，這些作坊有時候會帶著原材料到稍大一點的企業初加工成半成品，然後在家裡包裝。衛生巾半成品就直接堆放在地上，進行分裝，有些加貼假冒標識，冒充真貨銷售。
而義烏有眾多服裝廠、鞋襪廠，每天都會產生大量廢棄工業下腳料，一些人會將這些廢棄品收來，「用二次粉碎的黑心棉生產的衛生巾質量最為低劣，內囊用的漿棉如同豆腐渣，一捻就碎。」
這樣生產出的劣質衛生巾成本低廉，佛堂鎮那家小超市的老闆告訴記者，16片包裝的衛生巾零售價3元，進價只有2元2角。
揭穿遮眼法
王睿告訴記者，劣質衛生巾主要銷往農村地區，廠家往往處心積慮，使盡遮眼法矇蔽消費者，要命的是，農村的女孩子自我保護意識普遍薄弱。
劣質衛生巾多在包裝上做文章，打上「消費者信得過產品」等字樣，印上執行標準號與衛生許可號，但王睿說，劣質衛生巾大多沒有備案號，有備案號就意味著企業經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等部門備案，是正規企業。
「有些消費者認為衛生巾越白越好，其實有些摻雜了大量危害人體健康的石灰粉和熒光劑。還有廠家違規使用國家禁止的複合袋包裝，複合袋中的有毒化學成分會滲透進衛生紙。」用複合袋成本反倒會提高，但廠家看中的是它的光亮度好，賣相好，容易吸引消費者。
「正規產品除了大包裝，裡面的每一小包還有一個包裝膜，但劣質衛生巾沒有，為什麼呢？不用包裝膜，消費者選購時更容易看到袋裡的衛生巾很白，更易上當。其實應該用小包裝，洗手間裡潮濕，如果沒有包裝膜，剩餘的衛生巾裸露在空氣中，容易吸潮霉變，滋生細菌。」
王睿說，小企業品牌雜亂，一個廠常有三四個品牌，一旦一個品牌在市場上反應冷淡，立即換上另一個品牌，而大的企業一般只有一兩個品牌著力打造名氣。
王睿說，浙江衛生巾地下生產主要集中在溫州、蕭山、義烏三地，以蕭山為最，劣質產品除銷往農村地區，還有部分流進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城鄉接合部的小超市、小賣店。
上海白領小姐「品牌忠誠度」頗高，不輕易使用其他品牌，但有時碰到「緊急情況」，為避免尷尬，也不得已就近買一包廉價衛生巾救急。
曾有媒體報導，一家外資公司女職員，在公司附近買過一包5元的衛生巾救急，用了一個多月後，感到皮膚搔癢難受，去醫院診斷下來是鏈球菌感染。
然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念珠菌這樣的感染要斷定是不是使用衛生巾引起的，醫院有時也拿不準，這客觀上給劣質衛生巾提供了「淘漿糊」的機會。
「不光是衛生巾，成人尿布、兒童尿布都是如此。一些大城市寫字樓的大卷裝衛生紙也面臨同樣問題。」
王睿說，義烏的這些小企業很多都有政府部門發放的衛生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必須對這些企業進行整改，否則有一天真要大聲疾呼「婦女同胞高危」了。
新民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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