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祥這話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內心的有恃無恐清清楚楚，赤赤裸裸！我們能告訴趙忠祥的是：在這個案子裡，直觀地看，你當然勝訴了；從人生角度上看你不只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很慘！你已威信掃地----道貌岸嚴、表赤心黑、慈眉善目的偽君子這些帽子是存進了社會檔案，燒不掉，抹不去。如果趙忠祥的心不對這事有親歷，不早有攻防的準備，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這是科學心理學的公理。
從趙忠祥自己立場上講他在案件進展裡犯有多個致命錯誤，這些錯誤分布在不同的環節事件中，如果學著胡塞爾把現象的成分擱置不計，就可看出這些環節、事件為同一個邏輯所操縱。趙忠祥犯的這些錯誤有利於讓案件朝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可大大的不利於他所希望的清白，不利於他的社會誠信。
那聲音是不是他的，這個追問有兩層關係：第一是個承認問題；第二是個真假問題；如果這個指控是假的，任何人的第一反應都只能向科學求助，因為當代人都不對科學的聲譜分析持有弄虛作假的懷疑。對不白之冤，人首先想到要的只能是洗刷，趙忠祥的反應裡絲毫沒有求助科學的洗刷，相反，他爭取的是不被科學所鑑定----拒絕洗刷。只有當事人知道底細，成竹在胸----早有心理準備的條件下，才有不依靠科學的洗刷，而求助於法律對科學裁判的制止！「誰能證明那聲音是我的」這句話是此地無銀的反駁式承認，這話是以沒有權威來證明為支持做出的反駁。須知反駁只是求勝敗，不是求澄清！這一反駁的心理圖式是：一是對指控事實的內心承認；二是對科學不肯鑑定的仗恃----只有同時具備這樣兩條心理的條件下才能說出這句話來。這句話就反證著：（1）趙忠祥預知真相；（2）預知錄音不能被科學所鑑定。只有他預先獲得「不能被鑑定」的支持，有了底氣，他才能造出這個句子。他心裏的叫板是：任何糾紛對於當事人都不須澄清，當事者能不心明如鏡？要求澄明的是公眾和輿論。公眾與輿論往往受官司勝負的左右，但勝負卻不僅僅決定於真相，還賴於權威的操作，如果科學不介入，除了當事人誰也無法使真相澄清。那麼趙忠祥打的不是真祥澄清牌，而是阻止澄清牌。說到底：趙忠祥對案件表現為恐懼。他不是衝著饒穎而是衝著輿論在活動。
因而，「誰能證明那聲音是我的」這話就支持那聲音是他的！
科學心理學告訴我們：凡知道自己行為有可證證據的，不會說這樣的話；凡是沒有做被指控的行為的人，也不會說這樣的話。這話的底蘊是：那事我是做了，但你卻無力完成法律澄請----因為你無從完成科學認定，你就倒點霉填吧點吧。----沒有這行為的人，就決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絕不做這種反駁。趙忠祥的態度就像橫掃了南北的處女膜案是一個邏輯，處女膜比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比以事實為根據的法官，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的法律，更能還不白之冤者以清白。凡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怎麼樣才能「還我請白」。趙忠祥不求科學鑑定卻去求不予受理，趙忠祥忠不忠，虛不虛也就在這裡了。
趙忠祥求的是勝敗，社會的檔案館卻依據於邏輯支持。邏輯不是事實，但只有事實的聯繫才提供出邏輯。趙忠祥的能量可以將案件壓下，卻不能讓人心不照邏輯去認識他、評價他。
趙忠祥不敢反訴，因為反訴和告訴一樣所澄請的是同一真相。所以：從趙忠祥立場考慮最應當的選擇其實是誠實，把事情講清，只要真講清，就是有過也讓人願諒；人，誰能無過？趙忠祥不是採取講清的方法，而是反駁，因而他就喪失了信譽，他意為他還不身敗名裂嗎！
二、本文要完成的只是對人類理性力量的區別趙忠祥不是官員，他如何生活是他個人的自由，別人沒有插嘴的份，但饒穎狀告了他，使私人生活公眾化了，這事件又抄得沸沸揚揚，一方面他是名人，還是說教的名人，二方面他在被訴案中有一系列表現，這案子做為公眾性事件，我們便有了將其做為已知，當作理性清理的材料來做代入演算的方便。這一清理不是對實際的趙忠祥的貶褒，也不是針對兩個人作的評價，它只是一組代數演算，已披露出來的這一案子的那些具體環節是些已知材料，理性批判就是刪繁就簡那些生動細節，將之代入不變程式，直逼包含在事件中的聯繫。我們就能辨析被感覺視為混一不分的人類意識其實是不同成分的組合，它有哪些成分，各有什麼作用，怎樣發揮，其運用所造成的又各是什麼後果？這對於我們撻伐共產，追求民主是十分重要的。
專制又是什麼，還不是一種理性不清所導致的政制？民主仰仗什麼？還不就是理性的開明嗎？有了智慧的澄明才能造成運用上的開明。對專制的消除依靠著兩樣努力：一是鬥爭，這是人人能夠的；二是理性的清理，因為專制也是一個理嘛，這樣才能縷清所以專制和怎麼樣才能不專制----進入民主。
借趙忠祥案的方便是：它曠日持久，吸引各階各層的智慧於其上，已經釀成一種理性批判的氛圍，只要輕輕一撥，就能洞見真理。由於他在案件進展的各階段各環節的應對只受勝訴機制的牽制，他是當局者，就把實際的真相和心理暴露在眾目暌睽下，這是一種無意間完成的邏輯值暴露，方便了我們觀棋者的順手牽羊。只要對環節做出抽象，就能看清背後的心理力量是什麼，也可藉以識別社會，發掘出它所以朽爛的根據。中國社會所以破敗到這一地步，也是某些理性運用所導致，當然就可以被理性的批判所澄請。
我所以將自己的文章命名為理性批判，並一二再地定義理性，不是要別出心裁，而是一個過來人從對自身理性體會中得出的經驗：是洗禮了的還是混雜不清的理性，對於行為的價值是相別十萬八千里的。同一句「今是而昨非」，一個大學生的見解與一個過一來人的品咂實在有天壤之別。一個民族所以陷入危機，一個社會所以陷於的矛盾，其實都是理性含混不清的後果，人與理性是服從與運用的雙重聯繫，對此感覺卻不能分辨，人不到不惑之年是不會有自我懷疑發生的，糾紛裡的人從不懷疑自己的正確性，為什麼自知之明是貴有呢？就因人得對自已取反觀而後才有自明。就眼下中國社會的秩序來看，行為已不根據什麼標準，人不再倫理了，怎麼會陷於這個局面的？說句公正話：滾刀肉江澤民也沒有要破壞倫理的自覺，他還不知倫理是個什麼東西，就無從去談他有破壞的要求。他只是從利害來發動行為----他是一塊滾刀肉，不是「要做」滾刀肉，他沒有要顛覆中華文化的故意，但他只顧用行為滿足利害，他哪裡知道行為在做為一種謀取利益的手段發生作用的同時，還做為倫理的原則輻射國民，規定觀念----只要滿足我就行，不管你什麼在不在理。當大家都做「滾刀肉」時就動搖了我中華用五千年時間才形成，培植起來的倫理。
記得有兩個人（可能就是起訴趙忠祥《歲月隨想》的那兩位中學教員），舉出一天的《人民日報》有一千（還是二千）多條錯誤----這是中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呀！時代已被共產黨敗壞到何等浮躁的地步，我們是處在何等的危機中，就可見一斑了。
我們民族當前的主要的任務是推進民主，可民主的本身就是理性的正當運用，假如我們只從要求的角度去努力，不注重建設，那麼就可能再墜舊路：在要求民主上好像初創的共產黨也不是虛心假意吧，這幾年有不少可敬仰的師長舉出共產黨建政前毛澤東關於民主的一些很好的言論，我不說這種質問有什麼錯，我要說這樣的質問背後掩蓋了理性的混淆：毛澤東講話時共產黨還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政黨----不管它自身意識到與否，它在客觀上處在政黨機制聯繫中，他所在的那個背景裡有對等力量，它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局部，民族裡還有別的局部，那時的共產黨是整體背景中的局部對局部，在這種條件下毛澤東也的確具有代表意義----他代表共產黨。他能夠代表不是由他想代表這個單一願望成就的，還得依賴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對等力量的存在；客觀上還有另一力量與它的代表，那時的共產黨只是槓桿上的一極，它是從一極的立場來說話。可四九年之後的共產黨，已不是一個政黨，它實際是政權佔有者的組織形式----它不再是背景中的力量，是併吞背景的力量，不是槓桿上的一極，是槓桿的操縱者，已不處在機制聯繫中，而是機制的操手。在這裡就不是我們所批判的「一黨專政」這個問題，而是「共產」就是個「唯一」，把任何東西「共」起來，都使「多」成為「一」，使複雜成為一統；所以「共產」就是「一產」，「共產黨」就是「一產黨」，「唯一黨」。呼籲「一產黨」「唯一黨」實行多黨制不是指望中山狼當保姆嗎？呼籲「一產黨」「唯一黨」黨內先民主起來，不就是在籠子裡使勁地飛嗎？請務必注意政改的本質就是在籠子裡翱翔。你再怎麼改能改瓦小籠子外去？可高天就在籠子外，真理不在共產黨黨內，怎麼能靠黨內先民主起來喚來民主呢？又怎麼可能在黨內建成民主呢？若完成了對「共產」的澄明，你就不會要求共產黨開放黨禁，要求它放棄一黨專政，不會寄望於黨內政治改革。就會把目標訂在如何推翻共產上。完成了理性的澄明，我們就不會把活動只注重鬥爭，輕視理性清理，就會從共產黨是壞人當道這個誤判裡跳出來，認清它的根本癥結不是人的善惡而是「共產」一詞是歪道邪理。
趙忠祥的知名度使這個案子的關注率達到空前，藉著關注興趣我們對他暴露在案件環節中的馬腳做出指認，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我們不是把矛頭對準趙忠祥，是要借這一批判完成對共產主義的批判。
並藉此呼籲民主陣營的朋友們對此有所重視。不要認為自已活動在反專制道路上，其方向是對共產黨的，就自覺價值沒有問題。凡反共產黨的行為都應受肯定，卻不是說反共產黨者都是好人。逃出牢籠的彭明反共產黨，可他也把那套方略用在陣營以內，如果社會由他來影響，國民生活的質量不會與江賊民政權有質的區分，至多有程度上的差別。我們能接受蔣彥永，鄭恩寵，但不可能接受彭明。要保證自己活動的方向，還要保證活動邏輯值的正確。
如果有甲對乙說：你的話有某個錯誤。甲在這裡要表達的就是：你是有公眾影響力的，你就不只要保證攻擊方向正確，還要保證方法論的正確，因為方法論也在實踐中發揮作用。假如乙回答甲是：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