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7時，湖南省湘潭市雙扶煤礦運輸系統進行提升時，因電纜折斷，造成電纜短路起火，導致井筒木支架著火燃燒，使當時正在井下作業的95名礦工被困。
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緊急組織救援，有92人被抬出礦井，其中18人被送往醫院救治，6人已確認死亡。
因井下情況惡化，17日搜救工作被迫停止，尚困在井下的3名礦工生還希望渺茫。
專家稱，如果下去搜救就必須越過火災區域，但大火已使通往井下600米的井洞處充滿了大量有毒氣體，其中一氧化碳超標達兩百倍。
目前，正在醫院治療的礦工中有6人因在井下被困超過10個小時，現在仍處於昏迷狀態，情況較為危急。
近年來，礦難事故頻仍，記者在網上搜索「礦難」一詞，顯示188000條相關網頁。
今年春季，《瞭望》新聞週刊發表文章稱，中國已經進入安全生產事故的多發期。文章說，通過對一些國家安全生產形勢的分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約合8.25元人民幣)這個區間，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發期。中國目前正處在這個階段。這篇文章說：「事實好像也印證了這一點」。
另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數據，2004年1∼5月，全國共發生各類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礦商貿企業共發生傷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發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頻發的導致重大傷亡的災難，看上去似乎並不相關，但它們在本質上是有聯繫的，共同預示著一個高風險社會的來臨。」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如是說。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路路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中國對社會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長，但應對風險的機制不健全、應對風險的能力不足
「一個小村莊被山洪沖了，沒有多少人知道，但城市與村莊不一樣……以前停電，點上蠟燭就行了，可現在停電就意味著停水、停地鐵、停電梯等等。人們已很難想像一個沒有電的城市會是什麼樣子。」李路路教授說。
他認為，城市的社會公共安全包括衛生、交通、通訊、環境、日常生活、商品供應、社會抗爭活動、破壞社會秩序等多方面，這些都可能會威脅到城市公共安全，進而加大城市社會風險。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呂斌說，中國正在進入「高風險社會」，這是城市化帶來的。
從1990年到2002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從18.96%提高到39.10%。從總體上看，我國城市化水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經進入「加速階段」。
世界銀行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在未來的二十年中，就中國繼續發展而言，中國的城市發展將是最為主要的政策之一」。
洪大用教授把中國目前的城市擴張比喻成「攤大餅」。他說，中國正處於城市化加速時期，城市社會內部發展、失衡和社會分裂，以及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使得城市發展面臨整體性風險。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正在成為落後鄉村包圍著的「孤島」，而且，這個「孤島」內部缺乏有機的整合。這種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失衡」對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脅。
他分析說，從總體上看，中國城市社會的風險具有人為風險特徵，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現是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最根本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城市作為人工環境，本身有很強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隱患；第二，城市規模迅速擴大與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管理水平之間的差距很大。經濟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動了城市發展，但是，城市管理與規劃部門對於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準備不足。
2003年11月3日、2004年4月13日，湖南省衡陽市發生衡州大廈特大火災坍塌事故、衡州大市場失火。半年之內的兩場大火燒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設中的「欠賬」：市規劃局對建築消防通道安全隱患進行了地毯式清查，共查出301處隱患，需要開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築7.1萬多平方米，圍牆3029米。
某直轄市消防總隊統計，該市至少要配套108個消防站，但實際的消防站建設率只有5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為，城市人口大規模集中，基礎設施總量不足，是城市發展中存在的根本問題之一，但城市在行政管理上也存在問題。有了設施還不行，還必須有政府進行協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能認為，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安全問題，是凸顯我國社會整體安全狀況的一個縮影。
劉能列舉了城市化過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會安全問題：貧富分化加劇，眾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會尊嚴安全受到威脅；社會治安狀況惡化；食品質量降低，眾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脅；SARS、愛滋病、性病等高強度傳染病暴發和流行；生態惡化及災害應對機制落後；危機預警和監控機制欠缺，行政執法監控出現漏洞，以及危機處理操作不當而導致的人為社會安全危機。
專家們認為，「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諸多安全隱患，但確保社會安全的準備並不充分，從而加大了風險威脅」。
負責危機處理的機構分割嚴重，配合生疏，很難協同作戰，信息共享
在SARS暴發期間，北京曾出臺一項措施，就是不讓農民工回家。這對農民工數量有限的大企業來說或許能貫徹執行，但對眾多的中小企業如飯館、髮廊、小賣部等來說則很難，因為那裡沒人管農民工，也沒人能夠管得住。
李路路教授據此分析說，從SARS暴發看，中國城市社會還沒有有效的應對辦法，因為中國整個社會的基礎已經改變了，過去那種非常嚴密的控制體系已經失靈。簡單地說，過去的辦法不行了，而新辦法還沒有。這就是中國城市在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上存在的根本問題。他說，就拿北京這次強降雨導致交通癱瘓來說，難道人們不知道要下雨嗎？知道。但是，人們事先並不知道雨後是什麼樣子。
李路路教授認為，一方面，城市既是一個有組織、高效率的社會，也是一個很脆弱的社會。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賴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個部門相互緊密聯繫。假如哪個環節有問題，就會導致整個城市的癱瘓；假如城市人口分散居住，城市的社會公共安全相對就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城市社會裏的很多風險原本就已經存在，但一個成熟的社會，都應有一套相應的應對風險的機制。可是，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是，從控制論的角度來說，一方面，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已經實效，而新的控制體系和應對危機的能力都尚未建立起來。這本身就是對城市社會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脅。比如，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死了那麼多人，整個社會仍然能夠被有效控制，但去年和今年的兩次SARS危機則非常明確地表明，中國原有的社會控制系統已經失效。
公安部消防局的一位負責人說，我國處於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各種火災隱患還未得到有效控制，必須加快健全火災救護的應急機制，才能為經濟建設和群眾生活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芬蘭的緊急響應機制，可以在半個小時內讓全國的人鑽入地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火災預警機制還相當落後。
呂斌教授認為，城市越大越脆弱。從公共安全的角度來說，在對城市要求越來越高效率、高精確率情況下，一個小螺絲可以導致整個體系崩潰。一方面，城市擴張得很快，大規模的人口集聚，在開發物業的同時，基礎設施沒有跟上，在中國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很大一片住宅小區沒有排水系統的現象，開發商只管蓋房子，不管配套設施，這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即使配備了基礎設施，還需要考慮其負荷能力。房子蓋多了，積水往地下滲透的能力就會減少，這樣就會出現安全問題。
洪大用教授說，「不負責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設的急功近利心態是城市風險防範失靈的根本原因。這樣管理城市，必然要使中國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會資本、社會正義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巨大損失。
在談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暴雨危機處理時，劉能副教授認為，「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合理的危機監控和處理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其知識儲備也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在處理危機時，我國負責社會危機處理的整個國家行政機構，相互之間分割嚴重，配合生疏，部門利益保護傾向嚴重，很難達到危機處理所需要的協同作戰和信息共享程度。
據瞭解，去年底開縣發生井噴事故時，有些群眾不是緊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裡看熱鬧，感覺不舒服時，想跑已經跑不動了。這個建在村莊周邊的氣井，並沒有制訂出現事故時如何應對、如何組織群眾撤離的預案。
記者還瞭解到，某市近年來頻頻引發火災的以街為市、堵塞消防通道的問題，在整改時各職能部門往往相互推諉。去年8月發生火災時，救火的有關部門都到了場，卻很難形成整體效應，僅調運一個消防泵就花了半天時間。還有一些易燃易爆的高危行業，幾乎所有的審批環節都有單位管理，但到了火災預防階段卻沒有部門落實。
劉能總結說，中國的危機處理系統跟不上危機爆發的腳步。他認為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共安全，目前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面臨重重危機，但危機處理機制卻不盡完善，危機對應策略的生產仍舊處在跟不上危機發展腳步的態勢之中。
公共安全事務絕不是政府單方面的事情，政府和民眾都有責任
洪大用教授說，社會安全問題具有突發性特點，不容易預測，但容易引起傷害，但城市的安全風險是可以降低的。那種簡單地在城市裡劃分商業區、生活區、生產區，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把人們的居住、購物、就業等盡量放在一個區域，這樣就可以減少城市流量、降低城市社會風險。
呂斌教授還就城市安全問題提出四大建議：第一，在城市設計規劃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安全因素，要在關鍵節點上增加安全係數，如果多花錢能確保整個系統的安全，是值得的。第二，城市化的規模、速度要理性。現在很多問題都與城市發展速度太快有關。第三，中國城市開發商一定要分擔基礎設施建設，不能靠政府單方面投入。第四，加強平時對安全系統的管理、維護和建設。
呂教授說，中國城市化在急劇發展，這讓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現在康鰲翱蒲У姆⒄構邸筆怯械覽淼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