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制同神經中樞起的作用一樣：無論事務大小，中央都會向地方發號施令。隨著國家的發展，事務愈加煩雜，中央分身乏術，難以做到事必躬親，部分權力也就下放給了地方。這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拔河」也就開賽了；中央害怕失去對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則希望更多的自治。
中央依然成功地保持著對地方的有效控制。在過去的2000年裡，「城頭頻換大王旗」。除了短暫的幾個歷史時期外，在這片各方利益不斷衝突的土地上，中央集權制並未瓦解。其中的秘訣只有四個字，即「黨同伐異」。該策略可謂千百年來屢試不爽，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不過，在21世紀的今天，「黨同伐異」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不靈驗了。面對中央的三令五申，一些地方官員竟敢抗「旨」不遵了，這說明中央集權製麵對的威脅已不容忽視。
近兩年來，鋼鐵、水泥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大量投資，造成了能源和交通環節的不堪負荷。同時，銀行的壞帳不斷攀升。面對失控的經濟，中央去年年底採取了對過熱產業叫停的「降溫」措施。但是地方並不理會中央的這些宏觀調控措施。資金繼續流向叫停的產業，導致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在第一季增長了47％。涉及違規審批和違法佔地的江蘇鐵本鋼鐵項目撞在了槍口上；中央政府拿出了「殺雞嚇猴」這一招：多位涉及的官員被降職，解雇。
5月29日，官方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不顧中央宏觀調控的大環境，繼續支持在過熱產業投資的官員進行大肆「筆伐」。
在以往，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就該以各級官員、各類報紙紛紛稱頌中央決策英明，當機立斷而落幕了。但是，世道不同了。一些新聞媒體發表言論，反過來批評中央的決策屬亡羊補牢之舉，指責中央過於武斷，單純。
《中華工商時報》（China Business Daily）5月9日報導，由於受中央即將採取宏觀措施的謠言引起股市恐慌，滬市17個交易日下挫200點。像銅、橡膠、大豆等期貨商品的價格也大幅縮水。香港恆生指數受此影響，跌至12000點以下。該報導繼而引用東北財經大學（Northeast Finance University）金融學院院長的話，聲稱中央所採取的宏觀調控這劑猛藥不合時宜，因為國企改革正處於關鍵時刻，而且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國銀行進行國內金融研究的黃錦勞（音譯）博士認為應該盡量避免行政干預，因為銀行對投資方向有自主決定權，政府對此不宜干涉。
地方政府也通過媒體來表達自己的聲音。一位吉林省官員告訴《經濟》雜誌（Economy Magazine）說，中央官員高高在上，對基層的情況不是很瞭解，出臺的一些政策自然不合理。生活在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人士對該雜誌表示，這裡的經濟發展已遠落後國內其他省份，要迎頭趕上只有靠吸引投資；而且「我們省的投資遠未到過熱的地步」。
中央的對經濟採取「急殺車」，也招致了中國企業聯合會的批評。它強調了行政干預的兩個缺點（1.該舉措有倒回「計畫經濟」時代之嫌，與如火如荼的市場經濟改革不符；2. 政府干預將會損害經濟發展中的健康部分，增加不穩定因素）；同時希望政府對此引起足夠重視。
《瞭望》半月刊指出，旨在調整經濟發展速度的宏觀調控措施「治標不治本」，因為加快或者減慢都只是速率的問題，無助於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和效能。
一般來講，科學、經濟、特別是政治問題都是容易引起爭議的。沒有政府會站出來堅稱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但在中央集權的國家，異議沒有絲毫的生存空間，而且公眾的義務就是毫不動搖地相信領導人的智慧。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報紙上充斥著著名科學家的「證詞」：糧食每畝年增產90倍不成問題，畝產都可以上萬斤，甚至幾十萬斤。更滑稽的是，昔日喊著「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官員，在鄧小平上臺後，又開始痛批文革。
隨時與中央合拍，是升遷的關鍵，更是安身立命的要訣。凡是與中央唱反調的，幾乎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就把他的兩個國防部長（彭德懷、賀龍）和一個國家主席（劉少奇）迫害致死；瘋狂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鄧小平，因黨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六四而將其軟禁在家；江澤民以法輪功嚴重威脅了中共統治為由宣布其為邪教。
這些敢與中央叫板的媒體或官員，都應該說充滿了「革命的大無畏」精神，目前中央政府還未有回擊，要求「絕對服從」。
敢於持有異議，卻還未遭到政府迫害或因此而喪命。這讓更多人敢於爭取經濟自治和政治自由。受到更多「異議人士」挑戰的中央政府將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行政干預，以維持它搖搖欲墜的上層建築。除非市場經濟完全確立，而且一個明確定義權力與義務的「聯邦法」得到廣泛實施，否則中央與地方的摩擦只會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