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令屢遭抵制 既得利益漸集團化？

(亞洲時報記者王楚/撰文) 胡溫上臺以來，面對的一大挑戰就是政令不通的問題。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問題一樣嚴峻。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的官僚體系一來不重視程序公義，二來他們已經形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關係網，所以當他們面對挑戰時，即使這挑戰來自中央高層，他們一權膽敢公然頂撞。有中國專家指出，胡溫現時面對的問題，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有志改革者都曾遭遇的挑戰。

自6月23日國家審計署審計報告發布後已近一月，而圍繞著審計報告的話題並沒有停止，中國公眾關注到，被指存在問題的中央部委，大都不願正面應對；在地方，關於頂風，做假，抵制中央政令的消息一再傳出。在黑龍江省雞西市，就傳來要國務院總理三次批示才得以解決地方上的一個小事情的新聞。

中央和地方官方官員抵制胡溫政令，各有不同原因；不過，其中也不難找出數項較具代表性的問題。其中，中國官僚不重視「程序公義」，可謂是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以被指自1999年以來，動用中國奧會專項資金1.31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來說，該局不單至今沒有在媒體上做檢討，還曾於7月6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作出高調反擊，承認「動用中國奧會資金為總局機關幹部職工建住宅、發放補貼」的事實，但暗示這項補貼2008年奧運會後才會取消。有一種意見就指出，該局官員的情緒不難理解，就是這些款項不涉貪污，都是用在職工或運動員應有的福利上面，所以他們覺得不用做檢討。

不重視「程序公義」的例子，在中國官場可謂比比皆是。李金華的審計報告指，2003年，國家發改委安排中央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304.49億元，年初審批下達228.36億元，預留76.13億元，佔年度預算的25%。在年初審批下達的228.36億元中，含有可研報告尚未批覆和「打捆」項目投資54.96 億元，實際落實到項目的只有173.4億元，僅佔年度預算的57%。部分項目因特殊原因在年度執行中改變投向。應該指出，這些項目資金的流向，不一定都被放進貪官口袋裡，所以發改委對於這些指控一直沒有回應，也不排除跟他們認為「沒有腐敗，不用道歉」的思維有關。

在地方，不重視「程序公義」的問題更普遍，跟腐敗的出現關係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中國雲南賬災工作中出現了救濟補助費遭地方政府無理留置，縣區上報誇大災情套取救災資金，有關部門擠佔挪用救災款項，無理拆遷與建樓房，幹部假公濟私等情況。在黑龍江省雞西市，由於市政府主導的幾項工程多年來無法結清，拖欠著黑龍江省某公司數千萬工程款，結果使農民工領不到工資，企業也陷入了困境，這個問題在2004年年初，引起了溫家寶的高度關注，批示要求認真核查處理，限期解決。然而，雞西市政府有關人員卻隱瞞問題真相，將一份虛假報告送到國辦。

不重視「程序公義」，既有存在私心的可能，也跟中國文化輕視程序，重視結果的觀念有關。現時的問題是，這樣的一群人，集結成為一個利益團體，他們雖然不一定互相認識，但利益卻是一致的，當他們的利益遭遇挑戰，有人要從他們手上拿走某些利益時，反抗自然出現。

有中國專家指出，胡溫現時面對的問題，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有志改革者都曾遭遇的挑戰；要瞭解問題，需從研究中國官僚體系的歷史入手。中國是較早發展官僚體系的古代文明國家之一，中國的官僚，早已發展成一套其內在文化、價值、邏輯。

雖然皇帝貴為九五之尊，但跟官僚體系對抗的主子，幾乎沒有不曾遭遇到抵制。距今大概一千年左右，宋朝的宋神宗，引進王安石推行了「熙寧變法」，結果遭到司馬光為代表的士大夫極力反對；清朝的光緒皇帝，起用康有為推行維新，百日而遭廢，有人把維新失敗的責任推給慈禧太后，但若沒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幫助，一個老太婆又豈能改寫中國歷史？

有專家認為，中國雖然經歷不少改朝換代，但官僚集團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而且中國缺乏民主，輿論等西方社會普遍使用的制衡因素或力量，讓中國官僚體系的素質沒有改良的環境。

又有中國專家指出，在不少西方國家，由於有各種制衡力量，官僚體系於是會盡力把自己的利益跟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尋求最大共識；例如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稅收增加，官僚薪酬也可調整，有能力者甚至可以跳槽商界；相反，現時中國官僚的利益，跟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的交集相對很少，在不少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在這種情況下，光是要求官僚以「道德力量」制衡自己，已經是近乎緣木求魚。

有意見認為，由於沒有制衡力量，中國官僚在掠奪利益方面可謂已經到達「予取予攜」的地步，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就會形成一個集團，而現時中國社會已經出現這個利益集團出現的跡象。在這個緊急關頭，先引進位衡力量，再逼使官僚在自己的利益和國家民眾利益中尋求交接點，已經是決心維持中國長期穩定者的當前急務。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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