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先生近來一直往返美中兩國之間，對於中國當局捉放蔣彥永他很有些感想，他說：「從這件事看，共產黨的本質是沒變，他不允許有這種反對的聲音，因我剛從中國回來，在中國根本就聽不到這個消息，海外的輿論很重要，對釋放蔣醫生很有幫助。」
陳先生表示，他對共產黨深為瞭解，蔣彥永被關押在海外引起的凡響是空前的，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講，捉和放蔣彥永都是一件平常事，他說：「這個共產黨的做法，他是一貫正確的，從那個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甚至於連打麻雀也還是平反的，蔣醫生這次很幸運，他沒有給他整死，共產黨就是做這樣，先做錯，後來又給你弄回來了，他又是正確的。」
王先生認為，從捉放蔣彥永以及中國官員近來一系列違法行為和中國的百姓越來越有冤無處伸，可以看到中國離法治國家其實是越來越遠了。
王先生：中國政府這次把蔣彥永醫生抓進去又放出來，事實上表明瞭一個，就是抓人、放人是不按法律程序的，純粹可以說就是共產黨哪一個官員，說抓就抓，沒有法律的根據。今天法律的觀念不但在中國的普遍民眾都沒有，但很多受教育的知識份子、年輕人，都沒有以法律至上這麼的一個觀念，反抗的精神也不足，人家不給我權利我就不要，權利是別人給的，而不是我自身自有的。
蔣醫生以年過七十，去年他向境外媒體揭露了中國政府隱瞞薩斯疫情，今年又上書中國最高當局要求為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正名，人們確信中國當局是對蔣醫生採取報復行動，而將他監禁。
周先生是蔣醫生的大學同學，又是多年的朋友，他說：「我對蔣彥永非常瞭解，我對中國非常瞭解，在中國經濟上有一些進步，政治上一點都沒有，動不動就抓人。當蔣彥永被抓進去的時候，記者問外交部，外交部回答說，這是軍隊做的事情我們不知道。請問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都不能代表國家來說我這個人是怎麼回事情，這叫什麼國家？這叫什麼制度？」
最後周先生說，他要對老同學老朋友講兩句話。
周先生：我跟他講，要他保持他的氣節，他的想法很多都跟我一樣的，我們愛的是什麼？我們愛的是民主的中國，我們愛中國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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