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奶奶不顧自家缺少勞動力，又送子參軍，父親鄭玉華成為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批義務兵，現在父親七十多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政府從來沒有過問全家人的死活，母親劉玉蘭因腦血管疾病，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唯一的弟弟鄭子良在十三歲時被人害死，（凶手得到上帝的報應）政權和法律可以袒護罪人，可上帝善惡終有報。
爺爺鄭福亭1939年犧牲，政府1983年發給我們一張烈士證明，後來政府給奶奶每月6元錢的生活費。
2003年10月1日，我被流氓政府眾官員威逼到天安門城樓下自焚未果，被北京天安門分局吳景業等警察扣上法輪功的帽子，連續對我暴施酷刑十幾個小時，政府和公安把我與殺人犯一起關在死囚牢。
10月4日，奶奶在妹妹攙扶下到薊縣人民政府要人，政府辦公室主任李洪業說不知道，叫奶奶去薊縣人民政府信訪辦公室要人，薊縣政府信訪官員告訴奶奶：「鄭明芳是法輪功，是精神病，她在死囚牢裡聚眾煉法輪功，在犯精神病的時候高喊法輪大法好，你孫女鄭明芳不是好人，她還是基督教徒，會念聖經，她入的全都是邪教，你要跟她劃清界限」奶奶和痛苦的妹妹與理力爭，告訴政府官員，我們家世代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跟他們講，全家老弱病殘十口人全靠我一人拚搏創業來養活，實在也沒有時間信仰什麼。政府官員一腳把奶奶踹出門外不管了。
死囚牢裡我受盡摧殘，詳情請看：鄭明芳致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的公開信（附件）
我多次上訪，政府巧取豪奪、背信棄義、肆意踐踏憲法與人權。
2003年12月23日我背著奶奶到國家信訪總局門前，警察搶去烈士證明，毆打奶奶和我，最後把奶奶打的不能站立，小便失禁，棉褲濕透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群眾紛紛譴責：流氓政府、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陸黨國政府是中國人民貢養的豺狼，土匪強盜還有一點人性，共產黨連人性都沒有、喪盡人倫、無恥之極。後來許多警察把我和還有一點氣息的奶奶扔上警車拉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101處106室吳處長（是一個面目猙獰的老太婆）看到我們凶狠的指著我們祖孫二人說：「誰叫你們到後庫告我，有我在，你們的問題永遠也別想解決，你們願上哪告就去哪告吧，我不管了。」儘管我再解釋都沒有用，吳處長與天津的一些官員偷偷盯著我們私語，她把我們交給天津官員和警察。
在全國各地上訪群眾的幫助下，我又把奶奶背出兩辦的大門口倒在地上，一河北民工看到我手中要回的烈士證明，從口袋掏出僅有的2元錢送給奶奶，有兩個北京小孩過來又給奶奶10元錢，一些上訪群眾給我們一些食物。晚上二十一點，有一位出租車司機把我們送到萬壽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接待室，中央軍委首長告訴我們：「軍隊正
準備裁軍，軍隊內也一樣腐敗，軍隊管不著政府，你們走吧。」我怕奶奶凍死在馬路上，就讓奶奶不要出來，我被軍隊首長轟到馬路上，寒冬臘月的深夜，我就要成為安徒生筆下的《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時已凌晨二點多，中央軍委首長把飢寒交迫的我們交給天津薊縣上倉政法書記吳佐仲和上倉派出所警察劉峰押回原籍，從此奶奶一病不起。
雖然我受盡折磨迫害，我仍存一絲幻想，總想政府有一天會實事求是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繼續堅持上訪，政府派警察打罵我，帶著手槍到處追殺我，長期追蹤威脅我的家人，監視圍攻我的住宅 。
天津市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官員經常把我們關在不足4平方米的地下室，不許我們吃喝拉尿休息，他們住在六層套房，每個房間1480元/天的價位，地下室上面是整幢高層建築的排風機，高分貝的噪音把我們的耳朵幾乎震聾。
2004年2月9日，我被關在地下室，高燒39.5度（因春節薊縣政府官員把我打病輸液身體還沒徹底恢復）天津市政府官員限制我們的自由，不許我看病，有的上訪群眾犯心臟病，也一樣被晝夜關押，不管我們死活。
200年4月26日，薊縣人民政府官員張利勇無故給我扣上「痛恨各級政府帽子」叫110警察帶槍對我強制執行，在上訪群眾宋鳳珍、吳秀敏、郭淑華、宋素玲等人堅持陪我一同入獄下，只好把我放了。
從2004年5月15日，政府指派一輛紅色無車牌號碼夏利車多次故意追殺我15歲兒子，2004年5月20日，我在國際網際網路上公開強烈抗議政府慘無人道的行為。
2004年中考，政府再次耍流氓對我兒子進行政治迫害，剝奪我兒子的受教育權，黃大龍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三年級一直是老師同學心目中品學兼優的學生，特別是計算機和數碼產品上更是小有名氣，被周圍人和一些外賓稱為「電腦專家」，各科成績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這次中考薊縣教委強行把市場零售價0.5元一根的木製鉛筆矮賣給考生20
元一跟。
2004年5月24日，薊縣公安局長曹學建，代表縣長接待上訪群眾，我向曹學建討要被沒收的身份證，我在死囚牢裡被敲詐勒索的錢財，我要求為我補發拘捕證和解除拘捕證。我質問曹學建為什麼拘捕我連張紙條都不給我和家屬？為什麼拘捕別人都有拘捕證？曹學建告訴我：「我們已經把你上訪的處理結果上報中央了，你說的一切根本不存在。」從此我對政府的信任徹底沒有了，不再對流氓政府抱任何幻想，也不再上訪。
2004年7月18日，《星期日》上午8點我和兒子黃大龍準備去北京為一位即將回國的美國朋友送行，被政府長期監視的人員追蹤到薊縣客運站，就在公交車準備發車時，便衣特務隊長馬衛等人竄上汽車，命令我下車，我兒子質問他們為什麼侵犯我們的人權？馬衛上前打我兒子，並點了我兒子的穴位使黃大龍不能動彈。大紀元記者趙子法，強希望之聲記者田溪及時現場採訪。11點鐘馬衛和上倉派出所所長張建忠，政府官員付某把我和黃大龍強拉到薊縣糧貿大廈（三星級賓館）209房間軟禁，其他車輛警員已撤回上倉，午飯後，馬衛等人把209房間反鎖，告訴我：「鄭明芳你們母子已經被剝奪人身自由，我們沒有壞心，要有壞心，攥個詞就把你們給辦了，軟禁你們只是不叫你們去北京。你們是對北京治安有嚴重威脅的人。」下午，我和兒子好不容易逃出209房間去縣委縣政府質問罪人，馬衛的轎車在前，張所長的警車在後，把我們夾在中間，我和兒子注意安全，一邊走一邊接受國際社會跟蹤採訪，冒雨來到縣委門前，黃大龍被馬衛打的倒在縣委門前，家住縣委後邊的宋鳳珍回家給我們拿來一小草蓆為黃大龍鋪在身下。縣委沒有一人過問，我假裝去方便又到東院薊縣人民政府縣長辦公樓，辦公室只有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看電視，縣長秘書董亞斌叫小男孩告訴我就說沒人，我對小男孩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董叔叔對你會發火，我自己到二樓找縣長去。」董亞斌聽到我的聲音竄了出來，叫我在辦公室等會兒，他又找來一位秘書瘦小橫絲肉，橫絲肉到前面政府辦公室找主任李洪業，李洪業沒給他們開門，董亞斌他們又打110來倆持槍警察，我怕馬衛等人把我兒子弄失蹤，我跟110警察和董亞斌請假5分鐘說瀉肚，冒雨跑到縣委門前看到馬衛等人還圍著我兒子。我請求一薊縣五百戶鎮上訪群眾帶黃大龍離開速回家。
馬衛等人與我一同回縣政府，馬衛告訴我「做好準備，馬上取筆錄，正式拘捕你。」我高聲喊到：「我抗議，我決不簽字，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迎接政府對我的各種迫害，共產黨是天下最大的邪教，你們把人民政府的招牌換成流氓政府、吃人政府，你們是無產階級，過去掠奪資產階級，現在掠奪自己的人民，殘害自己的同胞，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我現在除了不信共產邪教，什麼我都信,法輪大法好，快轉法輪吧，真主上帝快鏟除惡魔降福人民，使苦難的中國民眾脫離苦海吧！」我口中喊著心中卻想著快逃吧，保住自己的嘴來喚醒更多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頭也不回走出縣長辦公樓，一群政府官員用低級下流的話辱罵我，還有的官員推開窗戶跳出來打罵我。這時葉國柱先生給我打電話正好聽到政府官員下流的漫罵，葉國柱先生電話：010-91627012，政府辦公室主任李洪業聽到打罵聲跑過來，一把拉著我骼膊到他辦公室，李主任告訴我：「明天週一縣長接待日，我到信訪辦公室跟你談話，現在天黑了，你先回去。」我前邊走，馬衛等人在後追我說：「鄭明芳你別走，現在正式拘捕你。」我就當沒聽見一直到宋鳳珍家，宋鳳珍丈夫張建國把門插上，我和宋鳳珍在低矮潮濕的西屋關上門不開燈，這時警察敲門說瀉肚，又問我在沒在他家。張建國說我已經走了，轟了半天才把警察趕走，整夜警察警車把宋鳳珍家團團包圍。
快到天亮的時候，警察偷偷到西屋門外，突然踹開房門，闖入室內，我和宋鳳珍驚醒，我們兩個都身著三點式，我質問便衣警察：「為什麼不敲門？為什麼不出示證件？我們正在休息犯了什麼法？」便衣警察一聲不哼，宋鳳珍的大女兒驚醒後看到退出房門的兩個便衣對我說：「鄭阿姨，他們是城關派出所的警察，他們倆經常到我們家找我媽麻煩。」宋鳳珍電話：022-29031694，這時天還沒亮，我穿好衣服就到對面信訪辦公室，信訪辦已人山人海，上訪群眾夜間過來等待接談，怕來晚了談不上話。我一直等到11點多，李宏業和其他縣領導都沒來，信訪辦太擁擠了。我又到縣委，縣委門前也有幾百人在抗議，正在這時國外媒體又把電話打到我手機，一些群眾上訪團代表要求接受採訪，我把電話給薊縣五百戶鎮二百戶村民代表接受採訪。
上倉鎮高家套村孫秀英在縣委大門內，特殊群體接待室喝巨毒農藥自殺，被縣委辦公室科長劉愛軍，上訪群眾吳秀敏等眾人及時奪下倖免一死，文安街派出所（電話：022-2913778）警察410411從二百戶村民代表手中奪過手機，我追著跟他要手機，當我把手機要回時已經無法使用，410411號警察還誹謗我，說我叫孫秀英到縣委自殺的，孫秀英電話：022-29854123，我質問他們又是誰叫我到天安門自殺的？7月19日文安街到縣委出警的警察有41040於陽生、高立、高文國、郝傑，下午3點薊縣公安局劉某、政府官員付某、於陽生等追蹤我和吳秀敏、孫秀英，他們追蹤我們乘環城公交車繞縣城一週半。
馬衛和上倉派出所張所長告訴我和黃大龍：「你們找聯合國也沒用，聯合國是空殼子，無職無權，每次與會國開完碰頭會就全部解散，政府就是壓迫人民的。」
2004年7月26日，《星期一》，縣長接待日，文安街派出所所長接待日，我冒雨去縣委質問劉愛軍叫警察410411號搶壞我手機：「我沒有去上訪，我的電話也沒有犯共產黨的法，為什麼把電話給搶壞，再次破壞我們的通訊權和憲法保護自有財產權。」劉愛軍向踢球一樣，把我從縣委踢到縣信訪辦又到文安街派出所，我冒雨不知走了多少次來回，在文安街派出所值班室警察410579號杜漢爽，惡狠狠的說：」你認識我和410631號嗎？你欠我們20元錢早該連本帶利還給我們了。我抱歉的解釋說：」我到公安局還錢，治安科長說警察做的這種好事太多了，警察給你的，你不用還了。」我說：「這20元錢是2003年8月我在縣政府，縣長秘書打電話叫來110兩警察，警察看到我的上訪材料，又看我大熱天病的很重，硬塞給我的，雖然當時我感動的千恩萬謝，但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報答的。」這20元錢我一直隨身帶著，時刻準備償還，沒想到警察杜漢爽開警車拿著5連發手槍又追到縣委，跟我要20元錢的利息，告訴我這20元是高利息的高利貸，不給利息不行。杜漢爽的凶暴劉愛軍沒有制止，把我身邊的吳秀敏嚇的渾身哆嗦一句話說不出來，我當時氣的心腦病、高血壓同時發作。想到縣委書記孫振清假裝給我女兒安排工作，多次向我索賄，我給孫振清的是百元大鈔挨著號的，我要向他去討債，我跌跌撞撞衝向孫振清辦公室，許多官員被我討債的叫聲驚動，紛紛探出頭看究竟，只有孫振清沒有出
來，劉愛軍叫公安局督察隊把吳秀敏我們拉到公安局後又分別交給上倉派出所和下倉派出所。
黃大龍一個無辜少年，承受了未成年人不該承的多次政治迫害，看看中國大地林立而起的教學樓，為什麼因為母親是維權異議人士，無辜的孩子就被拒之校門外，被剝奪受教育權。親愛的骨頭，勇敢的承受「共黨」對咱們的一切政治迫害，誓死不妥協，用生命捍衛人權！
我們呼籲人權委員會與會國關注大陸人權嚴重的惡化，並能採取切實措施捍衛人權，制止大陸當局殘酷迫害善良百姓，目前中共人權狀況仍然繼續惡化，對法輪功學員，上訪百姓、異議人士、民運人士和基督教等的嚴重人權侵害，政府當局嚴峻的阻斷網路系統，限制人民網上表達意願自由，鉗制人民言論自由，強烈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譴責大陸之倒行逆施，扼殺人權，我們支持美國和國際社會反對大陸人權，大陸黨國政府慣用伎倆，愚弄人民、愚弄國際社會。
大陸當局阻止拒絕聯合國反酷刑特派員範博芬．鮑文先生來華視察，政府沒準備好，官員又要放長假。中國人民已做好充分思想準備迎接聯合國人權和反酷刑高級專員到大陸視察，政府不接待，中國十三億人民全都願盛情款待遠方賓客。
我們中國人民要質問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先生，收了大陸政府多少賄賂，把奧運的主辦權交給沒有承辦奧運能力的中國大陸承辦，奧運圈地已使千萬人失去家園，流落街頭，奧運將使苦難的大陸人民雪上加霜，大陸人民已經被政府剝奪了生存權。
依《世界人權宣言》人生而自由，人們享有生命、財產、言論、信仰等基本人權，人權是世界自由，正義和平的基礎，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是對人類良心與尊嚴的玷污，全世界人民都在反恐，可大陸當局時刻都在製造恐怖。給世界的發展與繁榮帶來威脅。
懇請國際社會有正義感的國家、教育機構、個人伸出援助之手，幫助黃大龍完成學業，大恩不言謝，黃大龍將用餘生報答恩人，生母鄭明芳願割捨與黃大龍的一切關係。
鄭明芳：
任畹町葉國柱赴薊縣訪問人權-致胡錦濤溫家寶 2004年5月15日
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
國家總理溫家寶先生：
天津市長戴相龍先生：
中共薊縣縣委：
薊縣人民政府：
人權活動家，70年代「中國人權宣言」起草人，獲得羅勃特 肯尼迪國際人權獎的任畹町先生和全國人權活躍人士葉國柱先生等近日來薊縣瞭解民情和人權案件。
任先生葉先生等人訪問了薊縣下倉鎮翟辛莊村拒不賠償結紮致殘的吳秀敏（13132048364），訪問了薊縣東二營鎮南潮河村因房基糾紛遭村幹部和公安毒打至殘的王連成（022-22853619）等人。
我把沉冤六載反遭威脅，薊縣政府巧取豪奪的遭遇告訴了他們。他們痛恨集權政治普遍不良的官吏基礎和政治腐敗，決心維護憲法的人權原則和精神，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是工商業者，今年40歲，出身於革命家庭，祖父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我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為了養活十口之家，我辛勤勞動，合法經營。
可是，98年之後，我不但被薊縣政府屢次違反政府合同，巧借名目，貪污霸佔了我的全部財產不說，還強行核定百萬餘元的貸款，逼迫我在2003年國慶節到天安門自焚被抓，又遭到北京市和薊縣政府的酷刑、毒打，致使流產，打掉一顆牙，身心受到積大傷害和刺激。
89年冬季，政府讓我投資在101國道薊縣上倉鎮填平一處深坑，按五統一要求建成商業店舖325.5平方米。90年春季政府給我一張20年不變的土地有償租賃合同。合同明文規定此房用途只能用作商貿、住宅，嚴禁拆遷。
因有20年的合同，我又投巨資設變壓器和發電機組一套，架設300多米長架空線路，並打深井2眼。在我苦心經營奔上小康生活後，手機、電話、摩托車、汽車，家用電器應有盡有，我又經地方主管部門允許建成132平方米臨時建築，合同剛到7年多，98年3月18日政府無故強行拆毀我變壓器。
98年4月我出去幾個小時，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我家的店舖被政府強行拆毀，再次高價賣給我原來填平的土地，說這次是永久性的，不會有變動了。
按政府的五統一要求，98年底前必須完工，如不完工，強行沒收1萬元押金。我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按期完工。
99年春季，為了多收費，政府收了我兩個土地照的費用，給我和丈夫黃兆元各1張土地照。鎮政府告訴我土地一次收費以後永不再收費，長期使用。
當我看到自己手裡的土地證使用期限40年，發現自己再次遭到地方政府的欺詐。
上倉鎮政府與我再次簽定一張書面協議，告訴我複印後給我一份。可至今，仍沒給我早已簽好的協議。
市政府下撥的拆房補助款被鎮長和土地所所長貪污佔有，分文沒給我。多年來，我一直向各級政府反映。
我再次建築過程中，政府指使電力部門強行多收我2萬元電費，並多次故意給我造成電力事故，給我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89年上倉政府命令我投巨資填平農民取土深坑，90年給我一張政府寫好的所謂土地20年不變租賃合同，合同沒有讓我簽字，98年政府說我89年填平的這塊土地性質是集體的，必須改成國有性質，並再次收我十九萬多元。
2003年8月我被叫到薊縣政府辦公室，要求政府按照國家規定賠償我的經濟損失。主任李宏業說：你一個臭老百姓，沒有資格要求政府做什麼，你只能無條件接受政府對你的要求。
我回答說，你是一個政府幹部，靠人民養活，應該盡公僕的義務。胡錦濤曾慶紅號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共產黨就是這樣叫你們「為人民服務」的嗎？在真正民主的國家，絕沒有你當官的份！聽說，李宏業這樣的幹部要提拔為薊縣縣長。
2003年11月1日，我接到天津市答覆聯合督辦我案件的電子郵件。11月18日，中央信訪辦吳處長接見我，多次給天津市信訪金主任打電話。胡長存代表薊縣人民政府被招到中央信訪辦。
吳處長當我面指令胡長存2003年11月20日前必須克服一切困難，認真解決處理此事。多次強調不許對我施加任何莫須有罪名，絕不允許再激化矛盾。
18日晚，薊縣上倉鎮政府和派出所把我接回家。但至今，無人過問我的事。
今年4月26日，薊縣人民政府縣長接待日，我和許多上訪群眾冒雨等候接談。薊縣值班科長張利勇指著我額頭說我痛恨各級政府。還說：「我叫張利勇，我的電話是022-29142345，鄭明芳你只有告倒我，你的問題才能解決，你們去一起告我張利勇，我等著你們」。
張利勇還叫來警車。（津A-0709）三名警察持槍待命，要強制我。
薊縣政府指派人向我傳話說，你再去上訪，薊縣政府和北京聯手叫你失蹤。
我絕不害怕退縮，再次要求中央政府督辦，賠償我的合法財產和酷刑傷害，嚴厲追究打擊報復，制止恐怖威脅。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鄭明芳 身份證號：120225196307054680
聯繫電話：022-29850918/022-29856058 / 13512297088
郵編：301906
詳細地址：中國天津市薊縣上倉鎮正大培訓中心
鄭明芳電話：0022-29850918
0022-29856058
13512297088
135122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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