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派出多名經驗豐富的記者，四出活動，觀察動向，刺探消息，重點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獲甚微，這兩個地方對人民日報似有防範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時覓得一點蛛絲馬跡，又往往憑主觀願望推斷，得出錯誤結論。
吳冷西仍同往常－樣，表面上看不出什麼變化。他有時突然召開編委會，有時從釣魚臺打個電話過來，傳達一點中央精神，每一次這樣的舉動都在編輯部引起不同凡響：有人說「中央還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說「吳冷西是故作鎮靜」，其實，誰也把握不準。
這個時候，陳伯達、康生、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這段時間對人民日報－－實際上是對中央第一線領導的不滿，給此報設置陷阱：遇事撇開《人民日報)．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別的報上發表，重大決策對報社封鎖。因為這樣，人民日報社一度對政治動向不摸底，對中央領導意圖不清楚，處境十分艱難」。(穆欣《劫後長憶》第99頁)
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經過中央文革小組統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頭指向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明攻「三家村」，實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這兩篇文章雖然不長，但口氣很大，調門很高，充滿殺機，高炬文章題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文章說，「鄧拓是他和吳晗、摩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他們把《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一定不放過他們，一定不放過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何明文章題為《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個調子，都是針對4月16日《北京日報》對「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誣蔑《前線》、《北京日報》批 「三家村」是假批判，說「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是他們一夥的一個頭頭。可是，編者按卻不提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對讀者的欺騙」。
兩天後，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炮製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 <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宣稱《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猖狂地執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喉舌」。文章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為名寫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掃滌「三家村」在「新聞、教育、文化，學術界中」的「讚賞者」和「追隨者」。
北京、上海輿論同時發起對「三家村」的猛烈攻擊，顯然是在配合當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對彭真等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圖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這樣的重大舉動，總是《人民日報》先發社論或文章．其它報紙轉載。現在顛倒過來了，《人民日報》被迫轉載其它報紙的文章和社論。這種怪現象，使編輯部大多數人感到吳冷西大勢已去，《人民日報》已被「開除出局」，黨中央機關 報的地位已不復存在。
2）
面對這種局面，報社人員開始分化，紛紛起來貼大字報，揭發問題，敦促吳冷西作檢查。編委會和黨委會主要領導仍抱幻想，同群眾對立。他們緊鑼密鼓地召開各種會議，組織隊伍，統一思想，施加壓力，搞起所謂「民主運動」，準備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吳冷西。1966年5月18日，陳伯達找副總編輯王揖談話，批評人民日報一潭死水，要王揖「學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消息一傳出，更加速了人民日報內部的分化。
領導層方面．繼續保吳冷西，出了一個有名的 「保旗論」，胡績偉說：「吳冷西是一面旗幟，人民日報在風雨飄搖中要同舟共濟，保護這面旗幟。」黨委會則積極組織抓右派，策劃「民主運動」，提出要抓「四條黑線」：彭真黑線；鄧拓黑線；中宣部黑線：資產階級思想黑線。他們玩「引蛇出洞」老一套花招，估計「民主」一運動起來，有人就要說話，就要行動，那時 「黑線就自然出來了」。
群眾方面．大字報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有的大字報除了批評吳冷西外，還批評編委會的其他成雖，指出編委會中有人不揭發吳冷西．反而散佈揭發吳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語，責問這裡有沒有陰謀，「如果確有策劃這種陰謀的人還站在領導運動的崗位上，就請求中央撤換他們，不讓他們在鬥爭中擋道」。
人民日報這潭「死水」動起來了。陳伯達感到高興．說「大字報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編輯部同志們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論」，並根據大字報點名的情況．提出人民日報有一個吳(冷西)、胡(績偉)、陳(浚)、王(澤民)四大家族．鼓動人們起來把他們打倒。
陳伯達要把「死水」搞成「活水」，並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奪權。所以，陳伯達要繼續對吳冷西施加壓力，直到把他壓垮。此時，陳伯達已擁有很大權力，能夠為自己製造一次次機會，搞得吳冷西寢食難安。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首都幾個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會上，陳伯達當眾宣布，解除吳冷西領導北京各報宣傳大權。
5 月23日，陳伯達又召集首都各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再次嚴厲批評吳冷西。陳伯達衝著吳冷西說，「看來你的思想堡壘不易攻破，總有個鬼在腦子裡沒有挖出來，有個根子沒有挖出來，要發動群眾才能解決問題．不能把問題包起來。要割腦袋，也就是換靈魂，把舊靈魂挖出來，換上新靈魂，不換腦袋，就連人也要換掉」。
5 月31口上午，陳伯達在釣魚臺召集準備進駐人民日報的工作組成員開會．「滔滔不絕地大講『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陳伯達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要從意識形態領域裡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把資產階級奪去的輿論陣地奪回來，『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要奪權，『就要打倒阻擋奪權的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陳伯達在講話中鼓吹要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牛鬼蛇神』，徹底打倒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把所謂『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掃地」。 (《劫後長憶》第104－－105頁)
當天下午，中央在懷仁堂召開北京各報刊負責人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宣布，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決定派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鄧小平說，「最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的宣傳跟不上中央的步調，許多重大問題都先由《解放軍報》報導。外電說現在是軍隊的報紙領導黨中央的報紙，這是極不正常的情況」。他一面批評人民日報，一面又鼓勵吳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鄧小平說，「人民日報跟北京日報不一樣，不要自己把自己置於同北京日報一樣的位置」。「北京日報出了問題好辦，是北京市委出了問題；人民日報出了問題怎麼辦?是中央出了問題」。「首都各新聞單位有好的稿件．要無條件地支援《人民日報》」。還說，人民日報的大字報亂哄哄的，以後只能在幾間小屋子裡面貼。
人民日報編委會成員全都出席了懷仁堂會議：他們當中一些人受鄧小平講話鼓 舞，興奮異常，主動討好吳冷西。W說．「你看吧，那些寫大字報的都要縮回去了」。X則表示，「幸好我只發了一次言，只寫了一張大字報，差一點上當了」。他們只知道鄧小平在講話中保了吳冷西，可是他們怎能知道鄧小平當時的處境呢?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報部門以上幹部在三樓會議室已坐等多時，大家 相對無言，默默地靜候中央工作組的到來。
6 時左右，工作組組長陳伯達帶領王力、關鋒、穆欣以及其他工作組成員和「記者團」來到人民日報，奪了吳冷西和編委會的權，讓吳冷西停職反省，井把他當作「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批鬥，讓印刷廠工人把大字報貼到編輯部樓道上來。陳伯達說：「從現在起，由工作組領導人民日報，原來的領導不得插手。各部門領導也要調整，按巴黎公社原則推選新的負責人，我們不包辦，但要報工作組批准。」吳冷西要發言，剛講兩句，就被陳伯達打斷了。
這時，軍報副總編輯唐平鑄、胡痴也趕到報社同工作組匯合。當天下午，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向新聞界宣布人民日報工作組名單中並無唐平鑄和胡痴名字，他們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兩個「特殊人物」的到來，立刻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相信這是陳伯達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辦報又與軍方保持密切聯繫的人來協助他接管人民日報。從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裡來人民日報上班，深得陳伯達的賞識和器重。
後來唐平鑄當上人民日報代總編，胡痴當上新華社代社長都仰賴於陳伯達的舉薦。唐平鑄當上代總編後，在辦公室裡貼過兩張陳伯達親筆書贈的條幅：「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高名之家，鬼於其室。」據說陳伯達也送過一張條幅給胡痴，上曰：「伯達不達，胡痴不痴。」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陳伯達一舉一動，無不顯示出他與幾個小時前鄧小平講的話針鋒相對。其用意無非是要向報社傳遞這樣的信息：鄧小平救不了吳冷西。人民日報這個輿論陣地從此陷落了。
3）
報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樓，總編輯辦公室、總編室、評論部、值班室等都集中在那裡。事前，報社巳為工作組人員騰出了兩間大辦公室，一間更大些的是總編輯吳冷西的，另一間小一點的是副總編輯胡績偉的。不知何故，陳伯達不進吳冷西那間，選擇了小的。10幾個參與社論修改、定稿的人紮在一起，顯得有些擁擠。工作組另外的一些人，則在大辦公室裡審閱第二天見報的新聞、文章和版面。
從表面看，人民日報好像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內部反而顯得異常平靜，除了二樓走廊上多了幾個陌生人影，工作氣氛比往日緊張、壓抑外，井無什麼特別變化。自從段幕惚ā販⒈懟鍍佬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