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16屆4中全會採訪《開放》雜誌主編

記者：這期發表的一篇文章對中共4中全會做了展望。在4中全會的預告當中，北京宣傳中說，4中全會主要的議題是要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而方方面面都認為，中國現在要推行的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強化統治。我採訪過一個人，他說現在老百姓已經沒有權力了，權力都集中在共產黨手裡，你還要提高他的執政能力，老百姓的權力不是更少了嗎？

金鐘：實際上中國國務院推出行政許可法，讓中央制定什麼紀律處分條例、黨內監督條例，這些東西當然都是行政層面的東西，哪裡是政治改革？實際上還是要提高他們統治的權力，統治的效率。臺灣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時候進行了政治改革，兩個最大的議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開放報禁和開放黨禁，蔣經國先生就這麼做了。其他小修、小改、小革，根本就無傷他們專政的大雅，因此中國談的政治改革，哪怕就是選舉，增加2個或3個百分比的差額，那都是小動作。整個問題可以把他簡化為中國的新聞自由，中國的組黨自由，開不開放，這兩個指標我認為是唯一的考察標準。

記者：你們這期的文章也提到了從胡錦濤智囊班子有5位人士，包括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俞可平，政科院法學所所長夏勇，美國所所長王輯思，農村所所長於建榮，清華大學國際研究室的主任康曉光，這5個人有人偏左，有人偏右一點，但基本上都是保守派。

金鐘：而且胡錦濤現在動不動還要把毛澤東抬出來，北京的政治觀察家說，胡錦濤這麼樣搞下去，他不是今世紀中國政治有希望的領導人，而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記者：在目前江澤民的勢力依然存在，而且滿強大的情況下，會不會是他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法呢？

金鐘：這一點說明他無能嘛！

記者：至於說到陳舊與保守，你們這裡提到了一個小插曲說，江澤民最近到了普陀山與住持談了一個小時，而且燒香拜佛，當然這個消息官方媒體還沒有得到的證實。

金鐘：當然我們相信是有的，因為這個地方好像以前毛澤東都去過，過去唯心主義的傳統非常深厚。

記者：稍微提一下歷史的問題。這一次中共已經開放了一些檔案，包括外交部的檔案，其中提到了總理周恩來1955年要參加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時候，沒有乘坐失事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一般的理解是周恩來避過了一禍（機上的16名乘客，其中包括8名中國官員和記者不幸遇難）。但是現在看來，當時高層是完全知道整個過程的，有人就道德上週恩來這種犧牲別人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甚至批評，你覺得阮宜方（音譯）為什麼要公布這個檔案呢？

金鐘：他對黨務也好，國務也好，他對權力的掌握屬於一種後極權制，他對權力的掌控已經不是像毛澤東那個時代，可以像鐵桶一般的，滴水不露的，他的目標以及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都比過去更加的鬆弛一些，反應在對歷史檔案的管理方面恐怕有這樣一種情形。

記者：最後關於中國的反右，這期有一篇文章探討反右的歷史定位，對右派進行四種類別區分。

金鐘：當時民主黨派、全國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尤其以北京的大學生為代表的、還有共產黨內的一批異見份子。這四個方面對共產黨的批評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強度，而且這麼多年來，從1957年一直到現在，他們批評的尖銳，批評的深刻，可以說是後來很多運動都達不到的，因此我覺得應該把它定性為一個很了不起的民主運動。當然它的一個特色是由中共高層毛澤東本人來推動的。英國的大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個條目「建設和中國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的時候說，章伯鈞、羅隆基他們是向共產黨爭取民主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一個運動，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在當時就可以有這樣一個觀察，但是我們中國人往往看問題就沒看的那麼高，把反右看成是個冤案，是中了毛澤東的陽謀詭計，就要求平反。

記者：當時一個右派，在當時不出名，後來出了名，就是朱鎔基，他最後被中共中央一個領導小組的組長--鄧小平，提名為中國的總理，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金鐘：當時的右派官方說有五十多萬，學者的研究，右派、不戴帽的右派、中右份子等等，加起來一百萬是肯定有的，這中間大部分並沒有非常尖銳的政治的批評，甚至有些是誤會的，而且有些大家都知到他都是湊比例，完全是冤枉的，假設80%都這樣，還有20%，二十萬是有非常有意識的，當然有的批評是比較膚淺，有的是比較深入，但他們是有代表性的。朱鎔基也好，王謀也好，雖然他們也是右派，我認為他們不是當時反右鬥爭的代表人物，不代表當時反右鬥爭的主流市場，他們有才能，後來共產黨可以再度的重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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