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先生曾以《一群仙鶴飛過》為題，把章詒和筆下的右派們喻為一群潔白、飄逸的仙鶴，「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穿過歲月的風風雨雨，當我們回眸那一群在時代命運中飛翔、掙扎而垂落的仙鶴時，除了讚賞、同情和哀嘆之外，還能發掘出哪些有價值的歷史內涵，作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參照呢？
追究仙鶴們的悲劇根源，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將責任歸咎於共產黨制度，譴責這個非人的專制制度迫害中華民族的優秀菁英。但是，作為受害者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也可以面對自身做一些反省？
在權力盛宴上放棄獨立性
民盟前輩都有一段曲折的求學和從政歷史。早在「新月」時期，羅隆基就撰寫過十幾篇論述人權的重要文章，後來匯印成書，題為《人權論集》。這些文章奠定了羅隆基作為人權理論家的地位，也使他同時遭到來自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攻擊。羅隆基反對當時國民黨一黨「黨治」，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因此被國民黨視為「人言反動」，有「共黨嫌疑」。在論共產主義的文章中，羅隆基對馬克思有關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學說提出批駁，把馬克思主義斥為「無邏輯的、愚呆的主義」，因此被中共視為「反動」。
如果羅隆基繼續保持他的書生本色，繼續他的人權理論和運動，那麼，即使被國共兩方視為眼中釘，他還可以保持獨立人格，中國那塊人文主義貧瘠的土壤裡，也許就誕生出一個真正為人權抗爭的知識份子來。然而，人權和民主理念，對這些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只是留洋帶回來的舶來品，一件漂亮的理論外衣（可以隨時拋棄）。他們可以侃侃而談這些理念，卻未必在心靈上扎根，遠遠不是像西方知識份子那樣，使理念成為融進血液裡的東西。
在中國傳統的權力文化爛泥坑裡翻滾，這批沐浴過西風的仙鶴也未能免俗。由於一心「求仕進」，熱衷於「做官」，章羅們也玩起了政治權謀。在國共兩黨激烈交戰的年代，民盟作為第三方面的代表，和中共互相配合。中共利用民盟這些一言論旗手的影響，對國民黨實行「文攻」；民盟主要負責人則借共產黨的武功，在新政府裡分得一杯羹。羅隆基當上了森林工業部部長和政務委員，章伯鈞擁有交通部長、政協副主席等幾個頭銜。他們終於在權力的盛宴上佔據了一席位置，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物質生活的優裕，可謂「貴族」。
謝泳在《寫一本學術性的民盟史》中，談到他閱讀五十年代《盟訊》的一個感覺：「民盟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放棄得太快太早，有些不合情理。」如一九五O年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他的「總體外交」「亞洲政策」和「美蘇關係」三篇演講，被認為是很有遠見的，但當時民盟的羅隆基、章伯鈞諸公發表奉命之作，嚴厲批駁艾奇遜，其文風「不但沒有邏輯，而且基本都是強詞奪理」，讓人感到他們扮演的「是一個傳聲筒的角色」。
如果不維護失敗者的人權
在民盟諸公最愜意的日子裡，那些曾經和他們合作過的國民黨人的境況慘不忍睹，有的逃亡，有的被殺，有的挨鬥，有的被監禁，他們的親屬子女也遭受連累，被迫害、被歧視，被剝奪財產權和受教育的權利。中共對國民黨殘部和，不顧他們已經放下武器的事實，仍然實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被「關管殺」的國民黨人多達三百萬，還有幾百萬地主富農被鎮壓，受牽連的親友不計其數。
筆者孤陋寡聞，翻閱這段腥風血雨的歷史，沒有看到民盟諸公──紅朝高官，提請政府注意一下人權問題，例如，對國民黨俘虜的人權保護、對追隨國民黨的知識份子的人身、財產權利和言論自由的捍衛。羅隆基曾經在國民黨時期被捕過幾個小時，因此大罵國民黨黨高於法「不保障人權」，此時卻成王敗寇，他似乎不認為那些在屠刀下戰慄的失敗者，也需要一點基本的人權保障。
自此，羅隆基否定自己作為人權理論家的過去，把西方法律稱之為「受資本主義毒害」。直到一九五六年當局號召百家爭鳴的時期，羅隆基才抓住機會，談了對知識份子肅反問題的看法和言論自由的問題，體現了一點自由主義精神。此後，章羅們的表現也有一些可圈可點之處，章誥和及其他人已有敘及，不再贅述。
在幻覺之中拋棄自由主義
西方人是善於反省的。一個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談到：當納粹抓猶太人、共產黨人和貿易工會主義者時，因為事不關己，他一次又一次地保持沉默，結果是：「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替我說話了。」這段話，也是中國著名右派們的命運的寫照。
在筆者讀到的有關《往事並不如煙》一書的評論中，劉自立的《死水大波瀾── 與章詒和先生商榷》，可以說是最具歷史反思價值的。
劉自立不客氣地指出，那些「一度興高采烈地信步踏進中南海」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羅隆基、章伯鈞等人，對他們「與共產黨為伍」的非理性選擇，要負一種「思想傾向上的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要對自己負責，要對歷史負責，做為知識份子，要對老百姓負責。」
為甚麼這些傑出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會選擇共產黨，選擇社會主義？劉自立分析了那個時代崇尚蘇俄與社會主義的時髦，共產黨鼓吹自由民主的表演，使章羅們產生巨大幻覺，而被共產黨所吸引。悲劇還源自於中國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幼稚和脆弱，他們居然不瞭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水火不容的。「在舉國狂熱之時，他們忘記了西方政治學裡的基本教條。忘記了那些揭露斯大林政權虛偽，殘暴的報導和書籍……他們只是以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苟合共產黨人的節日。而這正是他們走進悲劇的序幕。」
但劉自立仍然尊稱章羅們為「勇士」。他的文章，是在和九泉之下的仙鶴們做一次披肝瀝膽的心靈對話。他似乎是在況：你們已經失敗，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將要何處去？我們無權苛求前人，但不能不對自己做出回答。
我們有一百個理由慨嘆中國民主人士當年的錯誤選擇、命運的捉弄和中共的無情，但我們更有一千個理由檢討中國知識份子自身，除了個別人，可以夠得上魯迅提出的「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的標準，其他民盟諸公大都有獨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輕理念等問題。說他們是「仙鶴」也好，是「貴族」也好，事實卻是，中國鮮見真正擁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貴族，也鮮有敢於戰鬥和犧牲的自由主義者，這是中國莫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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