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前大陸實行的鐵路和電信聽證不同的是，潘岳說，在中國實行環保聽證具體的條件是：按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實施環境保護行政許可應當組織聽證的；實施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環境保護行政許可，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認為需要聽證的；環境保護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係，申請人、利害關係人依法要求聽證的。
這與前面所說的鐵路與電信由官方隨機舉辦的聽證有本質的不同。有關人士認為，這種政策的出臺不僅與大陸近年來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有莫大的關係，可以視作是高層面對維權行動的主動反映，同時，也是引導維權行為走向有序的一種有效措施。也有人認為，此辦法的施行，最積極的作用在於加強公眾、企業、政府的交流，其目的是防患於未然，將民意提前釋放，以避免建設項目的黑箱操作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筆者在這些論點之外，也有另一種看法，即環保部門借民意來彌補自身執行能力的不足。眾所周知，大陸環境問題的癥結之一就是環保部門執法行為無強力法律作後盾，別說重大建設項目，即使是一般的小型項目，也無決定權；現有法律主要集中在事後治理方面，就算是事後治理，也頂多是罰罰款，通通報而已，對於污染企業的關停處理，也要過地方政府這一關。
而面對各地洶湧的唯經濟發展主義，環保部門要想加強行政權利似乎不是一時半回就能做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訴諸公眾，這樣，環境聽證會就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聽證由來已久，為何環保部門此次先走一步？想來一定與潘岳這個人物有相當的關係。此人名起於政治改革，曾在多個不同的部門提任過高層領導職務，不僅深諳中國現實，更是對現代政治理論亂熟於心，長期以來被看成是大陸政壇年輕一代中的翹楚。此次推出環保聽證制度，也與他在環保領域內多次強調公眾參與的論調的相合。可以視作是公眾參與的具體體現。
話說回來，這一聽證制度雖然頗值得期待，但一旦接觸中國現實，可能在北京還好點，因為在中央眼皮底下，胡來的可能性相對小一些，但到了地方，會有什麼樣的境遇則是值得觀察的。不管怎麼說，這個措施從它推出的這一天起，就成了大陸民主建設的一面鏡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