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前64學運領袖現赴伊美軍牧師熊焱(一) 談伊戰、民主、信仰

從學運領袖轉而成為美軍牧師的熊焱今年2月底隨他所在的美軍部隊開赴伊拉克。 在伊拉克戰場， 他是不帶槍的神職人員，他的任務是以慈愛的宗教情懷對生者進行激勵，對傷者施以撫慰，對死者家屬給予關懷。最近， 熊焱牧師從伊拉克乘坐軍用飛機輾轉五天五夜回到美國德州度假半個月，與家人小聚。本報記者電話採訪了熊焱牧師。

記者：熊先生原來是為中國民運奮鬥的學生領袖，現在成了基督徒，是不是會離您原來的理念遠了。

熊焱：其實不是，比如就基督徒的讚美上帝來說，從我到了西方之後的瞭解，是基督徒更應該從事社會的改造和改革運動，而非相反。我更應該出來改變中國的制度， 改變不民主、腐敗的現狀。基督徒的行為準則方式，實際上和我以前對中國的理想不矛盾，只不過我現在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方式與以前有不同。

記者：您以前是中國公民，擔當美軍牧師您要入美國籍，入籍的前提就是要效忠美國政府。這和您對中國的期望和您對中國的感情和理念是不是很矛盾？

熊焱：我過去是北大學生，為了反腐敗，在中國建立民主和法制社會，走在了社會前列。在6.4見證了屠殺，在秦城監獄坐過牢。到美國，92年以後就和美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我開始掙紮了很久，不想入籍。心裏想得是改變中國，但我知道要很長時間。到了美國後我加入美國軍隊，去鍛練，學習，希望將來這段軍旅歷程可能為我的理想有用武之地。但是戰爭爆發了，這種機會人的一生裡不多，我想試一試參加是什麼滋味，只好加入了美國籍。我的確宣誓效忠美國政府，但人是多面的，我是美國公民，但我也是是中國人，在美國的很多華人也關心中國大陸，這不矛盾，將來我希望有機會回國來服務中國大陸。

記者：您在美國社會的傳道中有沒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

熊焱：我在美國有7，8年的讀書生活，在中國的時候也瞭解中國和美國文化的差異。兩種文化的確有很多差異，但我現在的工作，生活中，這兩者不會引起衝突。我沒有感到文化的對立，現在慢慢地融入了他們的生活。

記者：那在美軍中您如何工作？

熊焱：我是一個營的軍牧，美軍一個營有一個牧師，服務５６０個人，作為一個部隊單位。牧師要講道，唱讚美詩，給士兵洗禮，職責基本上就像地方的牧師。我每天還要抽出兩小時，給戰士們作心理輔導，還有一定時間去探望他們，握手，聊天，出發之前要給士兵送行，替他們禱告。同時還有軍官的職責，要參加戰場的軍事行動會議。同時也是參謀軍官，其間也要服務伊拉克的平民。

記者：您喜歡您的工作嗎？

熊焱：一次我們要深更半夜執行任務，任務很危險，知道有埋伏。當時的場合十分嚴肅，指揮官講完以後氣氛很緊張。講完以後我為士兵禱告，講我們是相信上帝的人 ，神的智慧大過我們，我們一定平安的回來。士兵們說，聽指揮官講話緊張，牧師講過就安寧了。我在給士兵們作心理輔導時，士兵們進來時滿臉怒氣，有各種問題 ，經過輔導以後，他們自己就找到癥結。我真的心裏頭感到了成就感，因為牧師講聖經中的真理來鼓舞他們，一切是歸結於上帝的力量，但我的確有服務的很大樂趣。

記者：美國人很多去教堂，很多稱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拋開形式不談，您覺得信仰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真正的比重是多大。

熊焱：美國的民意調查是95％的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當然這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有40-50％的人很嚴肅認真。人的生活平時和平舒適的時候，信仰力量和他們的生活隔得很遠。但是到了人生得重大場合，就會發現信仰力量的突顯。在敵人的炸彈在身邊爆炸時，在那種情況之下，人會仰望更高的力量。你問戰友。戰友都是這樣講。一次幾發炸彈炸在我和戰友前面５０米，我們趴到在地，同時禱告，最後沒問題。真實的講起來的話，美國人卡耐基就說過，沒有戰壕裡的人不禱告，因為要仰望更高的力量。比如你在半夜兩點出動，槍是真的，敵人也是真的，路口也不知道有沒有地雷，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仰望更高的力量是自然的。

記者：美國在武器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有空中優勢，裝甲保護。現在士兵身穿凱夫拉防彈背心和合成頭盔，技術上有這麼大優勢，為什麼信仰還在美軍中有這麼大的力量？

熊焱：當然美國有技術優勢下，防彈衣，頭盔子彈打過來是沒有問題。但現在是戰爭年代，和過去不一樣。傳統的戰爭有前方，後方，現在是四面八方都有。美國是很強盛，完全控制了制空權，伊拉克等於沒有空軍，我們運動的時候不會想到空軍的攻擊，這是好事。雖然現在伊拉克只是偷襲，可也是死人很多，1000多人死掉了。最關鍵的戰爭是氣氛，誰也不知道下５分鐘如何。戰爭是很殘酷的，死亡是一方面，主要還有環境，伊拉克是最熱的地方，戰士們遠離家鄉，環境和美國無法比。每天過的是緊張的生活，不過他們還是很開朗，該開玩笑還是開玩笑。

(待續)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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