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不久前，也就是7月底，就是這個潘岳，以國家環保總局新聞發言人的身份，就淮河特大污染在北京發表講話：淮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超過50％，遠遠超過國際上內陸河合理開發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河道基本喪失生態基流，已不能簡單稱之為河流。枯水季節，死水一潭；洪水季節，毒浪滔天，近萬座水庫閘壩的修建導致河流斷
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劇，生態不斷惡化，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質被徹底改變，淮河基本喪失自淨能力。
淮河治理十年，投資600億，卻污染依舊，其原因一言以蔽之：體制。
淮河污染的最重要來源就是沿河的大企業，對這些企業的治理，本應當成為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然而，據記者調查發現，十年來，淮河兩岸的排污大戶──特大型企業蓮花味精、豐原生化等依然直接排放污水。『十五』建設的污染處理設施平均動工率不到30％。安徽動工率不到10％。而此時生活污水佔淮河污染比重超過60％；半個多世紀
治淮興建的閘壩工程，變成了各地『攔清儲污、伺機下泄』的工具，52家大型企業再次進入污染『黑名單』……
政府的600億，花的是納稅人的錢；治理淮河污染，是為納稅人服務的大型工程，而至今，中國的老百姓卻都不知道這600億是如何花，又是花在哪裡的！僅此一項，淮河污染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能說當局治污的決心不大，畢竟，淮河沿岸自古就是中國重要的產糧區，於國家的穩定舉足輕重，淮河又是中國著名的大河之一。問題在於，當前國內的種種政策，在中共高層的眼皮子底下尚可執行，一到了地方，就完全走了樣。沒有地方勢力的庇護，這些大企業如何敢於明目張膽的排污？
大陸政府將上述的問題歸罪於地方保護，但為什麼美國的地方保護，不僅不會污染環境，反而會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力量？污染問題本來就是政府問題，要解決環境污染，必須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而監督政府行為則必須民主制度。公眾的參與監督，是唯一可以藉以打擊地方勢力的有力武器。
政治制度的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環境污染日益成為大陸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的大背景下，在環保領域先引入民主機製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環保聽證，即將民主監督行為引入了環保領域，又不與現有的中共體制相衝突，於當局，於淮河兩岸的百姓，都是兩全其美的好事。
淮河污染的反彈，為環保聽證的實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如果大陸能夠以次為契機，加塊推進民主化進程，則不僅淮河有救，中國環境有救，中華民族，更是有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