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歪曲歷史和掩蓋罪惡的紀念鄧小平

發表:2004-08-18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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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標誌著新舊交替的歷史轉折的出現,肯定不是單一力量所能完成的,無論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歷史人物個人所能推動的,無論這歷史人物的個人貢獻多麼傑出。所以,回顧偉大歷史事件也好,紀念偉人也罷,任何把全部功績都獻給一個人的回顧和紀念,即便不是別有用心的惡意,起碼也是不尊重歷史真相和極不公平的。

不可否認,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對後毛時代的黨內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給予充分的尊重,並不意味著鄧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對民間自發動力的故意無視,更不意味著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的作為皆是「偉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也像中共政權主導的所有紀念中共元老活動一樣,仍然重複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

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驅動改革車輪的人物中,「鄧、胡、趙」曾被公認為改革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運動的氾濫。

然而,被神話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肅胡耀邦而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先是通過非程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為八九運動的導火線。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小平又拒絕趙紫陽提出的「在和平與法治的範圍內解決問題」的溫和政策,先是了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匯報,口述了強硬的「四.二六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蔑為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致使運動升級為「5.13」大絕食的抗爭;繼而又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宣布軍事戒嚴,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為徒手民眾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又把「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震驚中外的血腥大屠殺。

現在,雙手沾血的鄧小平卻成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軟禁至今的趙紫陽都不見了。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

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 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吶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楊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為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啟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啟蒙思想的大彙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為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學教師的自發投稿,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的啟蒙運動,而官方打壓民間運動(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由企業改革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中的「個體戶經濟」和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持,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而且,這種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樑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是對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為先知先覺者皆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澤東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持,才開啟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出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僅僅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為改革的正宗繼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殺民間的自發動力對改革的基礎性貢獻,也抹煞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對改革的巨大貢獻。

如果說,真有一種只屬於鄧小平的改革的話,那麼,這樣的改革顯然就是被江澤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叢生和危機四伏的跛足改革。這種改革奠基於鄧小平重掌權力後的1979年,它通過重申「四項基本原則」的獨裁教條,通過「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也通過先後廢除兩任中共總書記的人治手段,更通過鎮壓「八九運動」的血腥屠殺,使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黨獨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權主導下的「強盜資本主義」歧路,小康承諾下的兩極分化、經濟高增長下的腐敗氾濫和生態破壞、大眾文化下的道德墮落和信仰真空……現在的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中共現政權談論的鄧小平改革,既是對歷史的極大歪曲,也是對有功於改革的其他個人和民間努力的極大不公。他說明瞭中共獨裁政權在書寫歷史上的一貫的權力自私:通過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來進行自我標榜,利用話語霸權來壟斷所有功績和推卸所有的罪責。正如毛澤東時代編寫的抗日戰爭史一樣:真抗戰的蔣介石被歪曲為假抗戰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戰的毛澤東卻被塑造成真抗戰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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