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帶著這個想法，近日走訪了青年學者劉軍寧博士。從八十年代末開始，記者一直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劉軍寧對公正、人性、法治、民主、憲政等諸多問題的研究和評論。有人說，一個世俗性、功利性色彩日益濃重的轉型中的社會，迫切需要一批"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知識份子。我想，劉軍寧大概應該算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
記者：在北京大學建校一百週年時，您在一次演講中認為，北大傳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對北大傳統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北大傳統與自由主義的比較中，人們更為關注的還是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現實意義，請您談一談這方面的問題。
劉軍寧：自由主義並不是一些人理解的不講原則、無組織、無紀律的生活態度和工作作風。它是一種以追求和捍衛自由為根本宗旨的政治思潮和社會制度。
自由主義在中國是一個陳舊的新話題，它的傳入已經有一百來年了。自由主義雖然並不是起源於中國本土，但其立足點則是人在本性上的共通之處。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他們都會追求自由，都珍惜自己的人權，珍惜自己的財產和言論自由。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成為必然的選擇的時候，自由主義的復興也就是大勢所趨了。當然我們也應當承認，中國過去幾千年都是在沒有自由主義的狀態下度過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從未特別發達過，更沒有深入過中國的本土社會，而只是在中國過去受過良好教育的部分人中有一定的影響。自由主義在本質上畢竟是關於"實踐"的主義，今天我們重新正視它，正是因為中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自由和權利，正是為了實現自由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建與發展。
記：自由主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劉：如果把自由主義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就要求我們不但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突破，而且還要進行政治精神的改革。目前在中國僅僅說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遠遠不夠了，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還是八十年代的說法，屬於體制內的探索。進入九十年代後，我們在計畫經濟和所有制兩個方面突破了傳統的經濟體制，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不再是八十年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是政治體制上的突破。隨著經濟體制的突破，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再也關不上了。
對固有經濟體制的突破必然要導致對固有的政治體制的突破。否則，市場經濟若失去相應的新型政治體制的依托，不過是隨時可能倒塌並帶來災難性後果的空中樓閣。政治體制的滯後導致經濟環境惡化的後果（如腐敗、不公平競爭、壟斷、欺詐以及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分配不公）已經顯現出來，並已導致一些人對市場經濟改革的懷疑。
此外，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僅僅是政治改革中比較剛性的部分，如機構改革、實行公務員制度、黨政分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這些方面的內容雖然是必需的，但並不能概括政治改革的全貌。在中國目前比較迫切的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突破，而且是一種政治精神的改革，一種政治價值觀的改革和轉變。可惜的是，中國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已近20年了，但對政治精神的轉換問題一直未予應有的注意。我們可以拿兩種精神作一下簡單的比較：
一種政治精神是排斥性的，即把一部分人僅僅由於政治原因被排除在政治體制之外，不讓他們得不到合法存在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階級鬥爭理論，按這種理論，一部分人是敵人，另一部分人是同志和朋友。在這種政治精神的支配下，社會的各個家庭、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之間必然會發生衝突，在人們中間造成不應有的裂痕和創傷，給社會的發展埋下不安定的隱患。另外一種政治精神是包容精神，即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在一個社會中可以和平共處，他們都有表達自己觀點和立場的機會。這種政治精神可以實現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要想使我們社會的發展、民主的發展有一個大的進步，必須對舊的政治精神進行徹底的清理。沒有成功的政治精神的變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政治體制的變革。
記：上面所講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突破，政治精神的轉變顯然都是以政治自由主義為依托的。與政治自由主義相比，經濟自由主義處於何種地位呢？
劉：經濟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的基礎和保障，並為其它自由的擴展提供了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徑。凡是損害經濟自由的，最終也必將損害到其它自由。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一開始就是從經濟角度（財產權與經濟自由）切入自由主義的。
也正是因為失去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內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才導致中國的早期自由主義事業半途而廢。有鑒於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自覺地去補上被先輩們漏掉的古典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那一課。在這方面，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例如，我國《憲法》中對財產權的保障就是相當不充分的。《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財產的所有權。"這一條款沒有明確規定財產權是每個公民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而且它優先保護的是公民的生活資料，最後保護的才是公民的生產資料。這種狀況應該盡早改變。當然，對經濟自由和財產權利的伸張也意味著必然要求對政府的權力、政府的行為方式和規模作出限制。政府不能與民爭利，不能黨政不分、黨軍不分、軍商不分，不能政企不分、政商不分、政法不分，不能黨政同構、機構臃腫、領導班子疊羅漢。
記：這就是說要實現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變革。
劉：建構市場經濟所必不可少的有限政府，是目前中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從歷史上看，無限政府和治亂循環是密切相關的。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終結無不與政府無限膨脹、普遍的貪污腐敗和嚴重的財政危機聯繫在一起。每一個王朝的政府就像氣球一樣不斷膨脹，一直到炸掉才劃上句號。每一次爆炸都伴隨著巨大的社會動湯，是所謂"亂"；重建的新政府由於其最初的小規模，給社會造成的負擔和壓力不大，從而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是所謂"治"。這種從小政府到因無限膨脹而崩潰、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現的過程被視為治亂循環。
有一些王朝的統治者比較明智，在政府膨脹到一定規模時，感到事情不妙，於是銳意改革，主動延緩或局部扭轉政府膨脹的趨勢，是所謂"中興"。當然與每個王朝一樣，在最後結局上並無二致。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是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持久的擺脫無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就無法跳出"治"與"亂"的惡性循環。在目前的中國，市場經濟的出現為我們實現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過渡提供了契機。如果我們把握住了市場經濟的契機，找到了限制政府無限膨脹的、可行而有效的制度安排，那麼中國將從此擺脫過去的歷史所呈現的災難性的循環。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基於數千年的無限政府的傳統及其對民生的荼毒，對有限政府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沒有有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政府。
記：這些限制政府的制度安排到底包括那些內容呢？
劉：我們可以從經濟、法律、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等多個方面遏制政府的權力及其無限膨脹的勢頭。這一點我在《學問中國》中的那篇文章有詳細的說明，《公共論叢》中也有許多文章涉及這一內容。在這裡我想強調一下公民意識方面的問題。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先生就指出，中國人只期待仁慈的領袖而不關心構建捍衛其權利與自由的制度，以致於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裡噙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在這種公民意識下，是出現不了有限政府的。
記：最後我想問一個現實操作方面的問題。現在社會上對基層民主的呼聲很高，國家目前也正在重新審議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請問在我國目前的政治權力格局下，基層民主到底有多大的真實性？您如何看待基層民主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劉：基層民主在目前有被誇大的一面。從社會的現底純隹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