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們在起訴狀的《訴前語》中表示：全國人大受全國人民委託行使立法權，監督權力機關行政、執法。全國人大受全國人民監督，對全國人民負責，為全國人民服務。由於全國人大立法缺位，不制約公權；為濫用公權提供了安全空間，使公權這個社會公器在持有者手裡嚴重扭曲，不但不保護守法人權力，反而傷害守法人。公權持有者權力無限，違法合理，犯法免責。在瘋狂濫用公權的時代，弱勢群體無辜受傷害、利益遭侵犯、權力被剝奪，成了餐桌上的羔羊，任人宰割。竟沒有討公道的地方。
起訴狀中提出，根據《憲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全國人大與人民是代理、被代理的關係，全國人大與人民之間有憲法及相關法律約定，法律生效後，雙方必須嚴格執行遵守，違約必須承當責任。但是當我們依約盡了依憲守法和納稅的義務時，與義務對等的法定權益卻並沒有在被告法定的履約設計行動中受到保護。其中尤為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1、對憲法規定的職責盡責不到位，縱容個別地方政府違法行政，隨意侵犯公民權益。
2、對司法機關不盡憲法規定的監督職責，對司法機關製造的冤、假、錯案，未履行及時依憲糾偏的法定職責。
3、對執法機關隨意拘捕、限制公民法定權利的違憲行為不加制止，對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權利不盡保障職責。
4、對各級政府中的腐敗行為、侵吞公民合法財產、變賣侵吞公有資產、對各級政府中的公務員失職、瀆職侵權行為，監督不力，查處不方，制約公權違憲的立法遲遲不出臺，客觀上為假公濟私、營私舞弊的特權法外獲利，提供了安全的枉憲違法空間。
起訴狀還提出，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應該行使「立法」、「監督」職能，而多年來，全國人大給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缺失、製造大量的侵犯人權、侵吞公民合法財產提供可乘之機，農民失去土地，公民房屋被強制拆遷，工人失業，「依法治國」成為一句空話，以「法律為準繩」的判案規則已成一紙空文，無數權益被侵害的公民訴訟權利被非法剝奪、地方各級政府擅自確立的「地方性規章」變成了法院判決的依據，憲法和國家的尊嚴受到嚴重的玷污。公民依法上訪訴訟時卻受到了打擊報復與迫害。所有這些情況的發生都與「全國人大」機構和成員的盡責不到位有直接的關係。
起訴狀中，列舉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分析因為立法沒有把執行違法必究的定性追究制定成法定、剛性的執法程序，為彈性執法、不法執法提供了越法依據，為違法犯罪提供了安全的犯罪空間。
原告們還提出，憲法提出尊重保障人權，兩會期間，將維權公民當做治安管理對象嚴格監管，當我們不得不站在街頭維權時，我們的身邊沒有對「監督憲法的實施」負有法定責任的人大代表，有的只是警察的枉憲作為。
9月1日，北京最高法院一位姓李的官員接待了九位原告代表，他明告各位原告代表：人大是立法機關，人大代表不是你們選出來的，你們不能告！人大是最高權利機構，不受法律約束。這也不在法院職能範圍之內。
原告：這法立錯了，也沒有糾正，人民反映時也不採納，不就沒有辦法糾正了嗎？我們明天到全國高法去告。
9月2日下午一點，全國高法官員李宗（音）接待了六名原告代表，他表示，人大不能作為訴訟主體，法院不能受理，你們到哪裡去告都不會受理。他同北京市高級法院官員一樣，沒有受理起訴，但是留下了代表們起訴狀的複印件。
原告們表示他們將在四中全會前繼續努力將起訴狀郵遞到全國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政府官員以及機構中去。
在起訴狀中籤字的上訪人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電話號碼，他們上訪的案例性質等。他們在起訴狀的最後寫著：我們像渴望陽光一樣渴望憲制環境帶給我們的民主秩序生活，渴望用法制告別人治，告別進行性加重的司法恐怖主義帶給我們的深層傷害，用法制營造一個公務只能追著責任跑的良好環境。我們像保護生命一樣竭力維護著憲法的尊嚴和誠信，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依憲向法庭提出上述訴求，本訴求涉及了立法、行政、司法、社會生活等諸多層面的社會質量問題，對此訴求的滿足，負有此責的全國人大法工委責無旁貸，請法庭以客觀的調查、公正的判決，維護憲法的誠信，即行監督履憲的履責程序，實施不給代理人法定權益的約定。
起訴狀原告：
楊靖；男；1946年9月26日出生；漢族；籍貫：湖北省江陵縣人；無職業；住址：北京市本城區新成胡同93號。
關增禮：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滿族；籍貫：北京；無職業；住址：東城區交北三條37號。
馬捷民：男；1946年3月11日出生；回族；籍貫：北京；已退休；住址：北京市本城區葡萄園四號樓三單元102號。
李曉娜：女；1951年9月2日出生；回族；籍貫：山西省；退休；住址：北京市通縣北苑楊莊8號樓603室。
李蘭：女；1941年2月23日出生；漢族；籍貫：北京；北京市普仁醫院退休醫師；住址：北京市豐臺區蒲黃榆二里8號樓2單元502室。
張振新：男；1956年10月16日出生；漢族；籍貫：北京市人；無職業；北京市西城區天慶胡同32號。
被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職務：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幫國；住址：北京市西城區西交民巷19號。
訴訟要求：（見附件）
《訴前語》
憲法約定：全國人民大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是委託代理人與被代理人關係。
全國人大受全國人民委託行使立法權，監督權力機關行政、執法。全國人大受全國人民監督，對全國人民負責，為全國人民服務。由於全國人大立法缺位，不制約公權；為濫用公權提供了安全空間，使公權這個社會公器在持有者手裡嚴重扭曲，不但不保護守法人權力，反而傷害守法人。公權持有者權力無限，違法合理，犯法免責。在瘋狂濫用公權的時代，弱勢群體無辜受傷害、利益遭侵犯、權力被剝奪，成了餐桌上的羔羊，任人宰割。竟沒有討公道的地方。
法，是代理者與被代理人訂立的文字條約。由於全國人大立法缺位，不依憲法行使監督權，使一些部門職能錯位，上訪部門只登記，不解決問題；公安部門一車車把上訪人員拉去盤問、扣留；法官判案不看案由，不依法條，看領導臉色行事，聽領導口氣裁決。在這個怪圈裡，一錯判受害人只能上訴、沒完沒了的申訴。從一件小事打成多個官司，從一般民事到向公、檢、法討公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一頭烏髮到滿頭銀絲。從小康之家到傾家蕩產，沿街乞討。討公道落得冤上加冤者成千上萬，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訊問、監視、限制人身自由是上訪人的家常便飯。
法不限制濫用公權者，少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只規定百姓應盡的義務，承擔的責任，百姓只享有被制裁權，被動接受。甚至村官也敢說：「法就是我，我就是法」。現在很多地方性法規明顯超越憲法，違反憲法，但無人追究責任。
法生效後，應各自履行職責，由於人大違約，不履責，不支持弱勢群體維權，剝奪了弱勢群體維權的權力，把弱勢群體擠出了法律框架。上訪部門成了一個精神安慰所，不解決問題，他們互相推諉，使受害人成了無娘的孩子，弄張紙寫上受害事實，站在有關部門外的大街馬路上就叫上訪。人們常問，國法有沒有權威？在依法治國的今天，中國人維權為甚麼這麼難？路為甚麼這麼遠？執法部門把違法說成執法成了流行病，他們將國法變成套在弱勢群體脖子上的繩子，隨心所欲拽繩子。公權與憲法脫節，逃脫了憲法制約公權的民主評價制度。當代理人違背被代理人意願，轉向為自身謀利益，對被代理人沒有公正、公開、公平。在無數次侵權後，在屢次維權失敗後，人們深思後才發現，是代理者將公權私化了，公權本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公器，變成利益集團守利工具後而成了準星移位，標尺失衡的私器，法成了任意拉伸的皮筋尺，這樣的代理者為被代理者設計的條款犧牲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反而利用公權大肆斂收錢財，侵吞公共資源成了半公開的事。只要步入權力宮殿，只有功沒有過。
憲法第五條法定了以法治國，依憲立法，依憲執法是公權人的責任。代理人，應建立科學的立法，不可躲開憲法賦予的公權責任，從源頭維護公民與國家的法定利益，使根本大法與公權運作完美吻合，用高質量的立法，杜絕濫用公權給被代理人的痛苦，清除給社會造成的災難。
由於全國人大立法缺制，違約不履職責，不監督公權行政，不保護弱勢群體，滋生了濫用公權現象，出現了犯法不受追究免負刑事責任現象；有人利用公權強佔農民耕地剝奪農民生存的基本條件。強拆城市居民住房，使無數人露宿街頭。搶劫公共資源使大批人下崗失業。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不能不說是人大立法失公正，不履監督職責所造成的。
為在我國早日肅清人治制度，盡快步入法制社會，依據憲法33條，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人大違約致使權益受害公民：（簽名）
李蘭
李曉娜
張振新
馬捷民
關增禮
楊靖
沙裕光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