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因犯故意傷害罪，於2001年2月被南開區人民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三年。在2001年4月來天津市李港監獄進行服刑改造，於2003年6月8日提前釋放，獲得減刑4個月。
本人因在李港監獄服刑期間身體遭受了殘酷的虐待和傷害，身體至今未能恢復，不僅身心健康受到了極大的創傷，而且在精神上的創傷，而且在精神上的創傷更是嚴重。基於上述原因至今未能成家，對生活失去信心，整日意志低沉，愁眉不展，憂心忡忡，心境苦悶，悲觀絕望，有時存在自殺念頭。今年曾經去過山西五臺山，準備出家，可是一想到曾經殘酷虐待我的壬陟、張萬成兩位隊長還逍遙法外，當時我又改變了主意，又從五臺山重新來到北京繼續上訪，滯留在京，長期上訪，仍得不到解決時，有時產生了過激行為，闖過人民大會堂，「五一」那天下跪國旗，7月1日那天衝入國旗警戒線，7月2日上午9點多，上了中央組織部大樓，8月4日 9點多，到了美國大使館尋求人權（朝陽分局將我拘束留15天）。地方政府把我接回後，李港監獄來了幾位負責人，當問我有什麼要求時，我說：第一是要求監獄領導從嚴懲治壬陟、張萬成兩位隊長，第二要求是給我一定的經濟賠償。李港監獄領導以證據不足，無法查證為由，無法追究兩位隊長的責任，只能給我一定的困難資助費。既然證據不足，無法查證，為什麼要給我6萬元的困難資助呢？從李港監獄釋放的人不計其數，為什麼別人連一分錢的困難資助費都沒有呢？證據不足，無法查證的電擊事實不攻自破，顯而易見。假如兩位隊長電擊的事實不存在，我在釋放前，也就是在2003年5月8日下午，當著張萬成的面，我向楊監獄長和壬政委流著眼淚訴說壬陟、張萬成兩位隊長電壞了我的小便，使我失去了一個做男人的尊嚴。我出獄後一定要控告張萬成、壬陟兩位隊長。在2002年5月16日下午對我進行的殘酷虐待和造成的人身傷害，當時張萬成為什麼連話都不敢說呢？假如電擊的事實不存在，我都告到北京，張萬成、壬陡為什麼不向檢察院起訴我誣陷誹謗罪呢？假如電擊的事實不存在，我出獄後為什麼跑遍天津的各個上訪部門，以及後來發展到北京，當知道北京信訪部門無實權，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時，先後去過中南海多次，玉泉山、釣魚臺國賓館、中紀委、司法部、天安門廣場，闖人民大會堂，上過中央組織部大樓，以至後來到五一下跪國旗，美國大使館尋求人權，冒著極大的風險，可以說早已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充分說明瞭我受到期非常殘酷的虐待，無論從電擊的時間上和手段上，在中國監獄乃至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也是比較罕見的。
我為了上訪，在外面的露天不知睡過多少個難忘的夜晚，光花費就近兩萬元，以後連一分錢都借不出來，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吃的苦和受的罪惡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李港監獄想用6萬元的生活困難資助費後，讓我抄寫監獄早已擬訂好的保證書。，當時我真想不抄寫保證書，因為在談話時的第一條就是監獄領導要從嚴懲治兩位隊長，第二條才是經濟賠償問題，也就是說賠償是以嚴懲兩位隊長為前提，為條件，否則賠償就失去意義。而李港監獄在這件事上卻本末倒置，意思是賠償完後，要求我不要追究兩位隊長的任何責任。顯然，監獄方面是有意包庇兩位隊長的罪行，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讓我追究兩位隊長的刑事責任。李港監獄的領導這是在執法犯法。我知道不按李港監獄的要求去做，他們也不會把錢給我，雖然距我要的20萬元還相差甚遠，我想錢先拿到手再說。於是我就極不情願的抄寫那份李港監獄早已擬好的保證書。兩位隊長給我來來就特別困難的生活如同雪上加霜，而且又給國家的經濟造成一定的損失。由於我上訪有時的過激行為，給北京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是多少金錢都無法挽回的，與這兩位隊長直接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是世界警察，常常在電視上看到在聯合國和一些世界大會上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我們這些人在美國大使館前打條幅，朗讀詩詞，中國的人權問題又一次在美國使館前曝光。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弱勢群體中的普通一員，我以實事求的態度向黨中央領導控訴地方行政，司法腐敗官員侵犯我們上訪人的合法權益的不法行為，拯救冤民是上訪人向黨中央發自內心的呼喚，依法給予公正處理問題是上訪人堅強不屈，永無休止的信念，能否實現是上訪者對黨中央的渴望和期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行政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款、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的第十七條規定，我向李港監獄提出的經濟賠償是完全合理的，依照國家有關最新《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總是的解釋》的條文來提出來年，是完全符合實際的最低標準。而李港監獄負責人以生活救濟為名，以兩萬元底價和我進行討價還價，還說什麼我出口要20萬元是獅子大開口。我家雖然經濟特別困難，但我想如果不發生電擊之事，我完全可以用勤勞的雙手，辛勤的勞動會逐步改善生活狀況，過上美滿幸福生活，而壬陟、李萬成兩位隊長對我進行慘無人道的虐待和傷害，使我至今未能成家，身體存在許多病症，使我今後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可以說給我的人知道路設下了重重障礙，是多少金錢都不能挽回的，雖主國家還未設青春損失費這方面的問題，我想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家會逐步健全完善原來法律所不具備的條款，所以我著重重申，檢查部門一定要抓緊時間調查我的受害材料，追究兩位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作為一名嚴管隊長也就是目擊證人之一的金大亮，一執法犯，二是在那樣場面，完全能夠制止壬陟、張萬成的殘酷虐待，為什麼不加以制止呢，假如金大亮當時能夠勸說、阻止壬陟、張萬成兩位隊長，也許就不會出現那樣的殘暴局面。目擊證人之二陳健國，天津紅橋區人，因為是監獄某領導的門子，幹上了嚴管隊的雜役。由於在2002年農曆臘月29日上午，由於我連續報告有病，身體不舒服，一個星期都未解大便，他進來後對我就時行毆打，由於我忍無可忍，回手打了他嘴角一下，當時他嘴角確實流血了，當時獄政科防暴隊的不少隊長正在警衛室開會，從監控上看到了我與陳健國在打架，進屋後把我拉出來立即帶上戒具這時陳健國過來就要打我，獄政科薄科長把他給攔住了緊接著過來幾個防暴隊長，各拿著警棍對我頭部進行了電擊，電擊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後來我就說可憐我吧，長期無人接見。我不斷重複這句話，一位防暴隊長問我家裡都有什麼人，我說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就這樣我帶著手銬被關進了禁閉室。那時的禁閉室特別陰冷，晚上只給我一個小薄被，我躺在冰涼的床上蓋上薄被凍得我直發顫。第二天是金大亮值班，金大亮拿著警棍想進禁閉室電擊我，我說：「你要是敢電擊我，我就把頭向鐵門撞去。」叫我這麼一說，他沒敢用電棍電擊我。原來每天給我三個窩頭，中午兩個，晚上一個。那天金大亮說，關了一個月還那麼有勁，這回每天給他兩個窩頭。當時我想不通，看到中午只給我一個窩頭，我就沒吃，金大亮知道我不吃飯後，對陳健國說；「不吃好辦，過幾天給他灌面粥。」我想他們說得到，辦得到，我還是吃吧，最好能活著出去。就這樣，我天天從早6點一直坐到晚9點，中午都不讓我休息，吃完飯後就讓我坐板，解大便時，陳健國開始就給我一條二寸見方的報紙，後來乾脆連報紙都不給，讓我水洗。春節時從初一到初五每天給我一個饅頭，給點咸菜。陳健國對我說，過節了政府一天給你一個饅頭，一次你還是分兩次，我說一次都給我吧。初五以後每天還是給我兩個窩頭。記得有一天，楊監獄長和其他領導視察禁閉室時，我哀求楊監每天再給我加一個窩頭，楊監語氣非常強硬的說，不行！我在那樣的環境裡手銬腳鐐帶了18天後，把我從禁閉室轉到集訓隊。在集訓隊又呆了半個月才把我放出去。春節過後，張萬成領著幾個犯人去禁閉室裡幹活，我說張隊過年好，張萬成用手指著我說，陳作亮出去我饒不了你。所以說，壬陟、張萬成對我的殘酷虐待的兩個目擊證人能否說實話，不言而喻。
根據《刑法學》中談到的刑事責任問題：刑事責任的功能中明確提到一個人犯罪，只要他的刑事責任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司法機關就有權隨時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從而給他以刑法處罰。壬陟、張萬成對我的殘酷虐待完全觸犯了我國的有關法律，虐待被監管人員罪。
由於我的上訪，我的養女（嚴明花，19歲，吉林省舒蘭市小城鎮）的學業也迫於停止，去哈爾濱打工，家裡只剩下年邁體弱多病的岳母大人，自己過著艱難的生活，靠外孫女寄來的錢，進行治病和生存。我的兒子讓我弟弟撫養，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這場無休止的上訪。所以我一定要追究兩位隊長的刑事責任。
控告人：陳作亮
2004年9月2日
該份控訴材料包括七頁附件：
1、卷宗（人民調解委員會）；2、人民調解文書格式調解申請書；3、民間糾紛受理調解登記表編號：04，08，2號）；4、人民調解協議書；5、人民調解協議書附頁；6、保證書；7、收條。現以掃瞄形式發送其中兩頁（6、7頁）
另發一份陳亮寫的《中國冤民在吶喊》的控告書一份。
陳作亮的聯繫電話：手機 13820755817，歡迎媒體採訪。
天津陳作亮冤案證據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