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造謊言下對私人財產的巧取豪奪
不久前記者採訪到他們，徐文傑先生告訴記者：
我出身在一個殷實的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上世紀上海有一定名望的建築商，外祖父周瑞庭與國家領導人宋慶齡、張聞天等同為上世紀上海浦東地區出身的社會名人之一（見浦東檔案館資料和浦東民俗館陳列室）。
上世紀初我的祖輩為上海的建設作了努力，修路、建橋、筑碼頭，承建楊樹浦發電廠、蘇聯駐滬領事館等重大工程，還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同善樂義堂等慈善機構，為上海的建設和社會的穩定、繁榮作出貢獻，而且身後留下了較多的房地產。
據薛映暉（原靜安區人大常委付主任）、何仁初（原靜安區政協秘書長）披露：徐文傑的祖輩是滬上有一定聲望的建築營造商，上世紀20年代在原江寧區三樂裡、普陀區藥水弄、曹家渡西灘等地建造了一大批工房（有數千平方米之多）。同時，在淮安路建造了一幢花園住宅（有七、八百平方米）。
不幸的是，1956年政府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高潮中，原本為徐家擁有的三樂裡、藥水弄、西灘的房屋全部公私合營（名為合營實為非法佔有私人財產），淮安路花園住宅二分之一即東側也參加公私合營，留下西側自住。1958年政府又將西側自住房超過200平方米的一部分（100多平方米）進行社會主義補改造。
徐文傑說：前輩身後留下的房地產，大部分於1956年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由政府出資贖買，只留下了自住的住宅。1958年自住住宅中一部分房子，也被房管部門代理經租。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成家立業，自立門戶，住房發生困難，得不到合理解決。
動遷政府部門出爾反爾使我失去住房
到了1998年上海市靜安區教育局最後一次福利分房，我們向單位提出了申請。經江寧中學領導和靜安區政協領導與靜安區房地局聯繫後，同意我住進一間長期空關的代理經租房（此房原係我家房產，1958年後由房管部門代理經租），解決了我們的住房問題。
但當時房地部門沒有同我辦理任何手續，五年來房地部門也沒有與我有任何交涉。去年八月份，當得悉我們居住的房屋將要動遷，我及時寫信向上海市人民政府諮詢。九月下旬得到靜安區江寧路房管辦的答覆，明確此房作為落實政策發還給我，今年三月份又有動遷組提供了一份拆遷總面積的圖紙給我。
可是到簽訂動遷協定時，卻又否認了此房已落實政策，剝奪了我們住房安置的權利。連同我原來居住使用的閣樓、晒臺搭建一併被沒收，我們成了一無所有的無房戶。
祖宅上興建「國家工程」
2004年上海首個固體廢棄物流轉中心已在靜安區試運轉，這一項重點實事工程，設備先進，外觀優美，國內首屈一指，世界上也為數不多。參觀過固體廢棄物流轉中心的離退休老領導帶回了現場拍攝的照片給我觀看，讚揚我為重點實事工程作出了奉獻，我心情激動，感到高興和自豪。
我們居住了七十多年的祖宅就建在這塊土地上，八十年前，我的祖輩在這裡建造了一幢花園豪宅，佔了目前工地近一半的面積，當年這幢豪宅建成只為我們家屬少數人享受。八十年後，拆除了這幢精良的建築，建起了一座國內首屈一指的固體廢棄物流轉中心，為全社會服務，這是時代的進步。
一個世紀後，我們後代顧全大局為上海的建設不做「釘子戶」，在住房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的情況下，主動提早搬離工地，保障了工程的順利建設。
垂暮之年何處是我家
動遷後，我們兄弟姐妹十戶人口，五戶擠住在一套工房內，我和殘疾的弟弟至今還沒有安定的住處。現實的殘酷，使我們流離失所。無奈只得在近郊租借房屋臨時居住。房租費、醫藥費的開支，使我們入不敷出。房價的不斷猛漲，生活的不順利，弄得我倆心力交瘁，疾病纏身，使我們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困境。
徐文傑還提到動遷對他們權益的損害和侵犯。據薛映暉、何仁初披露：淮安路建造垃圾中轉站之前，徐家11個成年人（7戶）就住在這幢沒有析過產的私房內。在這11人中有9人是退休老人，1人（徐文雄）雖然只有55歲，但他是下崗的殘疾人，只有一個侄女在工作。在動遷之前，這11人雖然住得並不寬敞，但還能安居，每人都有房居住。
洋房花園成「舊式裡弄」貶值
徐文傑告訴記者：我們的租宅是一坐工藝精緻，選料講究的獨立花園住宅。可是，動遷估價時房屋類型卻定為了「舊式裡弄」，評估單價只值3905元。當初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上世紀有一定名望的建築承建商。這是一幢自建的私人住宅，當年參照了親戚潘家建在長壽路170號（現為普陀區婦嬰保健院）的住宅，請同一位建築設計師設計，歷時三年建成的一幢優秀建築。到了評估師的眼裡確變成「舊裡」，目的是壓低價。
代理經租房屋是私產應給予補償
由於同幢房屋內既有自住房屋又有代理經租房，又沒有辦理產權證，因此在動遷時整幢房屋由靜安區房地產交易中心進行測繪，認定徐文傑名下面積為222.03平方米，其餘面積為代理經租房屋面積。當我們提出代理經租房屋，動遷時應給予補償，動遷公司和房地局都不作答覆。反而將已經認定的自住房屋的面積由222.03平方米，縮減到了194.84平方米，不明不白的扣除了27.19平方米面積。
卑劣手段逼遷
由於我們對動遷中房屋類型認定、代理經租房的拆遷補償問題，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所以遲遲沒有簽署動遷協議。動遷公司和靜安區房地局不是正視問題，合理解決，而是拖延、推諉，不作答覆，採取擾亂居民生活，挖牆洞，扒屋頂，切斷電信通訊、有線電視線路。環境遭破壞，我們生活不能安寧，動遷指揮部用盡了各種卑劣手段迫使居民搬遷。最後圍牆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依法動遷」的大紅橫幅標語下，被推倒了。
房屋安置？貨幣安置？強逼簽定「霸王協議」
我是一家之長房屋產權代表人，也是我們十個兄弟姐妹共同推舉的統一處理內外事務的受託人。我們認為動遷以房屋安置為主。
2003年4月2日最後一次裁決調解會上，動遷公司和房地局給我們二個選擇。一、房屋安置：環林西路房屋三套，再需支付223,917元人民幣給動遷公司；二、貨幣安置：120萬元人民幣。我們都是些退休人員哪裡拿得出20餘萬元錢？而且三套房子也難以安排七戶11個成年人的居住。這分明是在強逼我們選擇貨幣安置。
4月2日晚上接到動遷指揮部的電話，再加5萬元，馬上簽約。動遷指揮部乾脆避開我，與無受權委託的大弟徐文龍直接商定在4月3日下午簽定了協議。在動遷公司軟硬兼施下，由於動遷工作倉促粗糙，造成我們家庭內部矛盾。我和徐文雄成了動遷的「新生無房戶」。
「啞巴吃黃連」
儘管動遷協議書我不予認可，但為了顧全大局，不影響「靜安區生活垃圾中轉站」工程建設，在住房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的情況下，我們先克服困難租房過度。
我不斷地向各部門反映投訴，惹來了麻煩，製造新的冤案，反陷我強佔公房，無理取鬧。靜安區的動遷主管領導批示：徐文傑動遷安置問題已解決。並將材料送往公安部門，請他們協助處理。2003年10月23日民警傳喚我到派出所談話。並告示我，領導已作出了批示，你的動遷安置問題已經解決，再寫信反映也是沒用的。動遷協議書已經簽了，圖章都已蓋上，辦事要講法律程式，就是吃虧了也只能「啞巴吃黃連」。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一年來我不斷上訪申訴，但是，遇到的是對公民的信訪採取漠然置之的官僚主義。申訴了一年也毫無頭緒。
這種有去無回的信訪，對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危害，該如何懲治。希望我們的政府也能採取有力措施，抵制和懲治腐敗。否則豈非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封建社會。這種嚴重損害群眾利益事件，發生在國際大都市上海的中心城區靜安區，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一個高度文明、法制健全的社會發生這類事件是對文明的褻瀆，對法律的褻瀆。望能得到政府重視，立案查處。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