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振俠：還行，就是頭難受，心慌，這是一定的，絕食不可能舒服。
記者： 多少天了？
白振俠：今天第九天了。
記者： 你是剛從國內過來嗎？
白振俠：我過來一年零九個月了。
記者： 你怎麼想到在聯合國前面絕食，而不是在中國大使館前面？
白振俠：聯合國是地球上的一個國際社會，我來到這是想求得國際社會的一種關注，我最終的目的是想看看這個地球上所謂的同情、公正是否還存在？想尋找一點公正。不管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公正是一個根本的主題，多一份公正就少一份冤獄，但是到現在我沒找到，至少現在還沒看到希望，可能個人的事情對於這個世界來講太微不足道了，像一粒塵埃，但是這個世界是由每一粒塵埃組成，如果每一粒塵埃的公正不存在，這個世界的公正在哪裡？
記者： 對，沒錯。
白振俠：如果找不到這種東西，我們不知道出路在哪兒？
記者： 我們感到中國的不公正的東西太多，這種塵埃現在還沒有彙集起來，有很多人還不知道，我也是一位朋友跟我講了，我才知道，好幾天了，也沒有反映。
白振俠：只有《世界日報》做了一個簡要報導，《多維》做的報導多些，他們的網站上每天都有。
記者： 你能不能具體講一下你的背景情況怎麼回事？
白振俠：總的說來是因為強制拆遷，區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對我實行強制拆遷，強制剝奪公民財產的權力，作為一個行政機關，從法律意義上講是不合法的，因為他沒有行使強制的權力，還動用警察的力量對我家進行包圍，這種包圍和封鎖，我認為本身就是非法的，在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前提下，我沒有違反任何一條法律條文，對我的住所進行包圍，嚴禁我的家人出入，這也是違法的，然後逼迫我妥協，在逼迫我妥協之後對我實行拘留，這種拘留本身也是強詞奪理的，所謂的「妨礙公務」，而這種公務本身就是違法的，今天的拆遷條文和法律之所以進行了修改，就是因為他們知道過去的拆遷是野蠻的。他們還要求我今後永遠不能回西城區居住，這一點在法律意義上來講都是荒謬的，一個行政官員隨意的剝奪我的居住權，這無異於將我流放，只有在古代才出現過這種情況。
記者： 他是以什麼名義幹這些事，是否與奧運會有關係？
白振俠：這種拆遷跟奧運會的關係不應該是直接的關係，奧運拆遷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辦不辦奧運，他們都會對舊房進行拆遷，開發商要得到這筆利潤。
記者： 現在在國內，據我所知，這種情況還是比較普遍的，一般他們通常會用什麼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
白振俠：我看到的只是我身邊的鄰居，有些我也沒有看到。在我之前有幾家鄰居也是被強迫拆遷，因為他們覺得不可能抗拒這種壓力，所以就妥協了，每個人心中也是一種很無奈的心情，如果不妥協，無論是從家庭、財產、身體都要受到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看到的情況，其他情況我沒有看到就不好隨便說，當然肯定還有一些更嚴重的事情。
記者：絕食完之後，你還有其他的打算嗎？
白振俠：我到這來絕食，因為我已經等了一年零九個月，我通過使領館，儘可能的通過有關部門把我的事情傳達給高層官員，想能夠給我一個公正的解決，一切都是在無奈和絕望下才採取這種破不得已的方法，這也是一種對身心傷害的方法，我們也是不得以而為之，實在也是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想把心中的冤屈讓世人知道，讓有同情心的人，讓高層領導知道，我不知道還有其他途徑可想、
記者： 你是否考慮到和其他的遭到類似迫害的人聯合起來，彙集成強有力的聲音？
白振俠：這我沒有想到，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我也無法讓別人對不同的情況做出同樣的選擇，對於我自身來講，我有我自身情況的範圍，我是出於維護我自身的權力，維護我做人的的尊嚴才來做這事情，這麼做都不能有好的希望的話，我們很難指望有別的東西。
記者： 你到美國已經一年零九個月，你對美國社會瞭解得多嗎？
白振俠：我對美國社會的瞭解也不太透徹。
記者： 你覺得像你這樣的遭遇在美國社會可能發生 嗎？
白振俠：我的英文不太好，主要是通過中文報紙來瞭解，而這種瞭解很有限，我接觸的人也是很有限的範圍，自己能夠捕捉到的事實也很少，所以對這種東西無法進行一個準確的判斷，自己走馬觀花的看了看唐人街，浮光略影的瞭解一點，實質的瞭解也是沒有的。
記者： 從中國的法律條文上講，對你在中國的迫害是否是違法的呢？
白振俠：這是肯定的。從當時的法律條文上來講，他們也是濫用職權，本身就是違法的，只是這種違法沒有得到糾正，我們不太清楚這種行為是一種公認的默許還是幾極個別的官員的一種行為？我們只能從本身受重視的程度或別的冤案受重視的程度來推斷這種行為，假如說我們所有的要求都被漠視，都得不到伸張，那我們可以推斷，這種行為得到了上層的許可，是一種共同的集體行為。
記者： 你是否通過法律的途徑，比如找律師等尋求解決的方法？
白振俠：那是不太可能的。中國畢竟是個人治的社會，一個區長，正法委書記管著法院，管著許多行政部門，我們不可能到他下屬的部門去起訴他，就算你去起訴了也不會有人受理，在《中國新聞週刊》的一篇報導中，唐建光已經說了這個問題，當時高等法院對此的批文就是「凡是對強制拆遷不服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這是他們的內部規定。
記者： 你可否談一下你就此都做過哪些努力？
白振俠：我去過中國法學院，找過一個博士生導師，是起草中國行政法的一個教授，我出來以後曾經跟他探討過從法律途徑解決的可能性，他說這種可能性很小，幾乎是不可能。
記者： 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白振俠：大概是我從看守所出來以後，2002年2月份。
記者：你是否可以具體講講你所遭遇的過程？
白振俠：2001年9月我們那開始貼公告通知根據市政府的一個十九號文件要拆遷，然後拆遷辦去各戶發通知，讓各戶到拆遷辦去算該補給房主多少錢，或者房子應該怎麼給。按他們的規定，我只能得到七萬塊錢，不允許回遷。我跟他們說「我在這個地區從事摩托車修理已經快20年了，從經營的特點，我的客戶來源來講，決定了我不可能到郊區去做生意，我的一切都在這個地區，我請他們考慮我的實際困難，即使你給我一間一居室的使用權，可我的行業就沒法從事了，對別人來講拆遷有平房變成樓房，是件好事，但對我來講是個打擊，我以前衣食無愁，過著一種富足的生活，因為你們的拆遷，我從此就斷了生路」，拆遷辦的意思是這個我們管不著，就是這種規定，能不能接受是你的事情，我告訴他們這個沒法接受，他們說「不接受，最後就強制拆遷」。我說「你要強制的話，我就讓你強制不了」，他們說「我就不信，成千上萬的人都搬了，就你接受不了」，我又說「如果你們強制，我就採取什麼方法」，他們說「你愛怎麼辦怎麼辦，上吊的、自殺的、服毒的，我們見多了，我們不怕，傷不著我們一根毫毛，你跟拆遷辦對著幹，就是跟政府對抗，絕沒好下場」。這樣一來，他們根本也沒跟我談判，直接由西城區房管局給我下一個裁決書，沒幾天又由區政府下了一個強制拆遷的通知書，限制我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搬走，就這麼霸道，就給你一天時機讓你搬走，我沒理他，他們又直接給我貼了一個公告，還是限定一天內搬走，否則強制執行，我在這期間做了一件鐵甲衣服，上面弄了幾百個鋼釘，屋子也佈置了，然後拿一鐵鏈子給自己雜在裡面，晚上又寫了一份絕命書，讓片警交給分局領導，我告訴他們我沒有違法任何法律，我在己的家裡居住，你們如果強行拆遷，你們就是在違法。如果你用傷害我的生命為前題，我將用合法的手段保護我生命的權益，直到生命的完結。他們派了兩輛警車，派了十多個警察跟保安給我們家包圍了，斷電斷水，那時正是冬天，在包圍期間還不斷的逼我妥協，那意思是如果你不妥協就讓你熬死在屋裡，讓你沒吃沒喝，暈死在裡面，然後給你抬出去，你愛上哪告，上哪告去。我那時身體已經頂不住了，最後不得不接受他們的條件，他們把錢由7萬加到25萬。當時拆遷辦的姓陶的一副總跟片警已經同意讓我自己搬走就完了，但第二天回來跟我說「不行，區長要拘留你，說這事區長太窩火，非出這口氣不可」，我問他「如果非拒留不可的話，能不能走個形式？」，他們說「不行」，我又說「少拘留兩天行不行？」，他們說「那也不行，至少得拘留十天半個月的，要不然沒有意義，而且還說了，你出來後永遠不能回西城區了」，我說這個條件不能接受，他們說不能接受別的沒法談，隔了一天他們說就這條件，最後我也只好接受。在看守所裡讓我寫了兩次保證書，悔過書，其中包括了永遠不回西城區居住，保證不找新聞媒體，保證不做不利於拆遷辦的宣傳，保證不把給我多少錢的錢數說出去。當時有一個姓張的局長親自過來跟我說：「當時完全可以一槍打死你，你不要認為你沒事，你知道你犯的什麼罪嗎？你這是威害公告安全，判你幾年也很正常，這件事不算完，你出去以後掂量了點，少給大家填亂，只要你敢添亂，新帳舊賬一塊跟你算，隨便哪條道都能收拾你」。到第十天的時候，臨放我的那天，主管預審的一個處長把這話又重複了一次。
記者： 你具體要求是什麼呢？
白振俠：我具體的要求一就是追究事件當中主要負責人的責任，第二，給我身體和精神造成的傷害予以補償，第三，撤銷拘留的決定，跟我當面道歉，第四，對我的疾病進行治療，對我將來的生活予以安置。
記者：你對拆遷賠償的費用有什麼要求？
白振俠：如果單純從錢的角度來講，多少錢都彌補不了對我的傷害，我只要求他們按照中國的法律應該賠我多少就賠多少。
記者： 如果這種行為不是國家的一種政策，你向高層反映，應該能解決問題。
白振俠：這也正是我想探知的結果，如果我們反映的結果能受到重視，那也許是地方官員濫用職權的一種行為，如果我們的反映沒有任何結果，那這也許就是一重共同的行為。
記者： 據我們在這邊的瞭解，發生這種拆遷的糾紛到處都有，北京也非常多，我們從這些現象中判斷，它不是一種區域性的，是整個國家的行為，熱縵笪頤強吹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