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公僕」二字，我就不由得想起詩人馬凡陀於1945年寫的一首題為《主人要辭職》的「山歌」：
我親愛的公僕大人！
蒙你賜我主人翁的名稱，
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你在尋開心！
明明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你發命令，我來拚命。
倒說你是公僕，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你住廳堂，
我吃骨頭，你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僕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你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一行。
我想辭職，你看怎樣？
主人翁的台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你騎，理所應當；
我給你踢，理所應當；
我給你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
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你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你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
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馬凡陀諷刺的是舊時的假民主和假公僕，同時也勾勒出一副懼怕公僕的奴才相。時過半個世紀，我們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中所形成的新的、平等的官兵關係、干群關係，在新
中國成立後，又得到了發揚光大。人民當家作了主人，對各級政權實行監督；同時，也湧現出一大批焦裕祿、孔繁森式的好幹部。但也毋庸諱言，那種缺乏獨立人格和主人意識的「怕公僕」現象，依然在一些國民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尤其是在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廣大農村地區。
中原地區有個縣的交通局局長 應該算得上「公僕」了，年輕時當司機橫行鄉里，就被當地的老百姓稱為「中霸天」，後來卻由車隊隊長一直當到了縣交通局局長。
這個「中霸天」當了公僕後，非但不思收斂，反而越發猖狂，將一幫地痞流氓、勞改勞教釋放人員糾集在自己周圍為其充當打手，有九名骨幹分子還被安排到交通局所屬部門。這九人中，有四人是當地的地痞；還有四人是勞改勞教釋放人員，其中一人曾因盜竊被勞教三年，後又因搶劫被判刑五年。
幾年來，這夥人經常挑釁滋事，勒索錢財。僅被他們毆打過的無辜群眾就有100多人，其中被打傷的31人；受傷者中，肋骨及其他部位骨折十人，精神失常三人，喪失勞動能力二人。
俗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可這位交通局長卻對自己的下屬也不放過，稍有不從或不恭，輕則親自打罵，重則把打手叫來毆打。交通局下屬搬運公司的副經理和他是小時的同學，有一次開會時僅僅因為叫了一聲他的小名 這個小名還並不難聽，就惹怒了他。這位交通局長立即宣布「會不開了」，用電話召來兩名打手，當場把這位副經理打得大小便失禁，昏死過去；待其甦醒後，又強迫他在當天下午的會議上做檢討。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劣跡昭彰的惡勢力團夥，直到最近才被公安部門「破獲」。而尤其發人深思的是，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竟沒有一個人舉報，哪怕是一封匿名信！
如果說，農民兄弟「沒文化」、「不懂法」、「好欺負」，那麼，遭無故毆打者中的44名幹部職工，總該是有一定素養的國民吧，他們為何也會懼怕到這種程度？！而且，有的人被打後都不敢到醫院去治療，還有四名公司職工被打後嚇得自動離了職。
說來也巧 1974年，我在西北某建築公司擔任施工技術員時，在秦嶺山區施工；曾和來自這個縣的100多名民工打了一個多月的交道；他們的能吃苦和「怕公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這些民工承擔開挖一幢樓房基槽的工程任務。由於樓房的基礎座落在河床邊緣，即便是枯水時，挖到約一米深處地下水就滲出來了。他們挽起褲管站在水裡操作，許多人腿上的皮膚都發炎、潰爛了，也不叫一聲苦。本來十天左右時間就可完成基槽開挖任務，但兩次都是快要挖好時下起了大雨，河水漲起後淹住了基槽，河水再落下去基槽便又被沙石漫平了，於是，只好重新在老地方開挖，等於白干，但從未聽到他們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話。
我深深為這些民工的吃苦精神和忍耐精神所感動，除了從醫務室給他們拿來了紫藥水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在計算基槽開挖的工程量時，把他們的實際工作量都算了進去。但在此時，我又深深為這些民工的膽小怕事和麻木不仁而惱怒。他們大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應該是血氣方剛，敢說敢做，而事實卻不是這樣 他們對自己的「工頭」(是一位公社的領導幹部，也算是公僕)，可以說已馴服到俯首帖耳的地步，聽任其驅使訓斥，甚至拳打腳踢，低著頭一聲也不吭。我每次到工地後，只要和工頭一說話，他們便像一群木偶突然被拉動了一下，齊刷刷地停下手中的活計，直愣愣地朝著我們觀望，直到工頭看見後喊一聲「看什麼？！」，他們這才又像被突然拉動的木偶一樣，齊刷刷地低下頭開始幹活。有時，我到工地後，工頭不在，需要問什麼事時，他們十有八九是茫然地搖搖頭，或不安地東張西望，估計是看工頭在不在，我只好哭笑不得地離開。
當我看到關於這個縣交通局長的報導材料時，頓時沉浸在對20多年前那一幕幕往事的回憶之中。
20多年了！中國的大地上已經發生了一次次深刻的變革，包括農村。應該說，這些變革都從不同的方面對提高國民人格素質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但又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樹立起自己的獨立人格呢？
我敢說，這個縣的老百姓如果能再稍稍壯大一點膽子，也不會讓以交通局長為首的惡勢力團夥橫行霸道這麼多年！
除了我國選拔政府官員的體制的原因，比如缺少民選舉、輿論監督，再就是那些奴性未除的「主人」，造就了這個肆無忌憚的「公僕」。
遠在宋代，有潑皮牛二，還有楊志；有鎮關西，還有魯提轄。為何到了現在，在那塊土地上居然就沒有一個人敢做一下小小的反抗呢？！
這種「怕公僕」的現象，並非只在這個縣有；僅僅從新聞媒介裡，我就知道還有「南霸天」、「北霸天」等之類騎在人民頭上的假公僕；在他們周圍，自然也有著缺乏獨立人格和民主意識的國民。我在西北工作時，曾聽到當地人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為人處事的「格言」：「吃好些，穿爛些，閒話少說走慢些」 這哪裡有點當家做主的氣魄呢？
美國當代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就人格問題曾提出過「需要層梯說」，認為人的需要是分為不同層次的，而不同層次需要的追求與滿足又與人格的形成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他把人的需要分為以下五個層次：
生理需要 飲食、睡眠、性慾等。
安全需要 住宅、工作場地等。
歸屬需要 愛情、友誼等。
尊重需要 地位、角色等。
自我實現需要 理想、價值等。
其中，前兩個層次屬於低層次的、物質方面的需要，後三個層次屬於高層次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低層次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滿足，才能依次產生出高層次的需要，並表現出不同的人格。
馬斯洛在提出這一學說的同時還指出：「剝奪高級需要不像剝奪低級需要那樣引起如此瘋狂的抵禦和緊急的反應。」
然而，那個縣裡被歐打過的100多名無辜的「主人」，即便被「公僕」打得骨折、昏迷、喪失了勞動力，也就是說，屬於低級需要的人身安全已被剝奪，別說「瘋狂的抵禦和緊急的反應」，就連一封匿名的告狀信都不敢寫，實在是太可悲了！
孫中山先生1917年在《建國方略》中曾講過：「中國四萬萬之人民，由遠祖初生以來，素為專制君主之奴隸，向來多有不識為主人、不敢為主人、不能為主人者。」
我們的國民已當了幾千年的奴隸，如今好不容易當了家，名正言順地做了主人，就應理直氣壯地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選舉出能為自己服務的公僕，並對他們進行監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主人意識在我們國民的頭腦裡實在是太淡漠了，以至於人們在口頭上都想不到或不願意提「公僕」這個字眼，而代之以「父母官」 不僅老百姓如此，連公僕本人也是如此。從詞義上講，「公僕」與「父母官」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公僕是指為公眾服務的人，須接受公眾的監督，是民主共和政體的產物；父母官則是指舊時凌駕於「子民」之上的「父母」，只為他更高一層的主子服務，是封建專制政體的產物。這雖然是個簡單的稱謂問題，有時還難免有戲謔之意，卻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國民的民主意識。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最近也對「父母官」的稱謂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是「濃厚的封建意識在當前市場經濟開始發育的變動時期沉滓泛起的一種表現」。他說；「我們幹部只是人民的兒子，為人民做事是應當的，怎麼能稱為人民的『父母』呢？」
據《文匯報》載，有一位國內的新聞界人士在訪問美國時，對美國新聞界的朋友提了一個問題：「你們的法律不是禁止揭露人們的穩私嗎，為什麼你們傳播媒介熱衷於揭露首腦人物的隱私呢？」對方回答說：「首腦人物不只是『私人』，更重要的是『公人』，他的穩私自然包含『隱公』的意義。一般人的道理品質如果不好，對公眾事務影響很少；而首腦人物個人的道德品質如果不好，直接關係到他的行政威信和行政能力，甚至關係到國家和社會的安危和人民的利弊。」 這段話從一個方面對「公僕」一詞做了註解。
要有主人意識，不要面對「主人」二字怎麼也想不到它就代表著自己。
要有主人氣魄，不要在公僕面前「坐著不舒服，站著倒自在」。
要有主人智慧，懂得如何選舉出優秀的公僕去為大家服務。
要有主人膽量，不要在「中霸天」那種公僕面前退縮！
也許有人會說，像「中霸天」那樣的公僕要打倒又談何容易，弄不好還會遭他報復；不然，為何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非但沒有一個人舉報，連有的受害者都不敢去醫院治療，甚至會自動離職呢？
在這裡，我們對國民性中「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劣根性權且不談，只用最低的標準來要求一下我們的國民 能否在「不吃眼前虧」的情況下，做一條好漢。
我們仍還以「中霸天」為例。
「中霸天」之所以能從一名司機，步步爬上縣交通局長的位子，又橫行霸道多年，從外部尋找原因，固然有上一級公僕的失察(是否有包庇就不敢說了)，但也與主人們的選舉有關。因為，就是這樣一個民憤極大的惡棍，居然還是縣人大代表。
眾所周知，我國縣級和縣級以下的人民代表是由公民直接選舉的。如果在「中霸天「所在的選區裡，主人們稍微能珍惜一下自己的民主權利，稍微挪動一下自己手中的筆，在絕不會遭受報復的情況下，完全可以使這位「中霸天」落選。可是，結果卻並非如此，選舉這一關未能有效地阻攔他進入公僕隊伍。
投了「中霸天」票的公民中，也許還有不瞭解其真實面目的人，但一定有相當多的人抱
了一種應付選舉的態度 你說選誰就選誰。另外，一定還有人由於種種原因，連參加都不參加。
試想，如果我們的公民對「中霸天」這種人懼怕到如此程度，還要把他選為自己的代表，讓他參政議政，再由他去投票選舉更高一級的公僕，這豈不是太可悲了嗎？！
然而，這一切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如果說，「中霸天」被選為縣人大代表有著種種的偶然因素，那麼，我們不妨再看看對選舉的抽樣調查。
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年前曾從事過一項重點科研課題的研究，名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為了進行這一課題，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調查。調查內容之一，就是公民對待選舉的態度。
選舉，可以說是公民行使主人權利的最重要參與行為。各國政治學家都把選舉看成是衡量公民參與積極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他們有的甚至覺得這個指標是普遍適用的，可以用來衡量不同國家公民的參與積極性，並在他們之間進行比較。
這次調查的結果顯示：
把選舉看做是一件對社會和自己都有益的事情的，佔總數的21.7%；
對選舉並不關心，只不過是盡公民責任而投票的，佔總數的35.4%；
投一票應付應付督促他們參加選舉的本單位領導或居委會幹部之類組織者的，佔總數的32.7%；
……
從上述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只有五分之一的公民是在認真投票。
需要指出的是，這項調查僅僅是在城市進行。作為一份冠以「中國公民」的調查報告，如果缺少了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部分，應該說，是一個不可原諒的缺陷。但面對中國農民這樣一個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且參差不齊，許多人甚至根本難以理解問卷內容的群體，要採用現代抽樣和問卷調查的技術，非常之困難。調查者在進行了若干次試調查，包括採用訪談方式之後，終於放棄了這一部分本不該放棄的人群。
幸喜的是，調查者運用種種盡量科學的方法推算出；以10分為滿分，中國城市公民政治素質的得分為4.9分，中國農村公民的政治素質得分為3.1分。若以此為根據，我們則不難推算出在農村(包括了縣和縣以下的公職人員)，也只不過有百分之十幾的人選舉時是在認真投票，故而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像「中霸天」那樣的惡棍會被選為縣人大代表。
可以斷言，我們的國民在投票選舉行使當家做主人權利這一最重要參與過程中，只要大多數人都能態度認真一點 這實在無需花費什麼成本，更無遭打擊報復之虞 就會使許許多多的「中霸天」落選。
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不是老埋怨民主不夠麼，不妨先問一問自己，有沒有珍惜手中的一票？如果一面在埋怨民主不夠，一面又將選舉當兒戲，那就無異於放棄了做主人的權利。少數人放棄尚不可怕，可怕的是多數人都放棄了。
還有，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不是對為自己服務的公僕不滿意麼，也不妨先問一問自己，有沒有珍惜手中的一票？如果一面對服務於自己的公僕不滿意，一面又在選舉時不認真對待手中的一票，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不滿意呢？
不要說我一個人珍惜了手中的選票有什麼用，如果你、我、他，大家人人都珍惜了，哪怕是大多數人珍惜了，就必然有用！近年來，不是已有身居高位者，儘管名字已上了選票，結果也落選的先例麼？
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國民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群體。歷史上長期的封建專制，使得國民從未真正品嚐過民主的滋味。在社會主義的民主政體下，如果國民仍然缺乏民主意識，那麼，合理的制度也會成為一紙空文。只有大多數國民，乃至全體國民都能夠具備主人意識，珍惜手中這神聖的一票，才能真正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也才能從根本上沒有必要再去「怕公僕」。
摘自：《中國國民素質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