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一直在想，我們見到的「偉大」的斯大林可否是他真正的形象？
被認為是俄羅斯音樂巨人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見過斯大林，也和他談過話。我沒尿過褲子。也沒見他有什麼魔力。他是個貌不驚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頭髮略帶紅色，滿臉的麻子，右手明顯地比左手瘦小，他總是藏著右手。他的相貌同無數畫像上的樣子一點也不像」〔1〕。
肖斯塔科維奇和許多在斯大林時代受過迫害的文化人一樣，一提起斯大林，仇恨之情就溢於言表。我們不能把他的這段對斯大林形象的描述當做「純寫實」相信。那嘲諷、輕視的語氣，憤懣的感情色彩，提醒我們不應該拿這做為斯大林實際形象的樣本。
1935年6月，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應高爾基邀請，訪問蘇聯。從1935年6月28日下午4點10分開始，羅曼．羅蘭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斯大林。這是羅蘭第一次見到斯大林。在當天的日記中，羅蘭寫道：「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畫像上的形象。無論怎麼想像，他既不是個高個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對說來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的粗硬的頭髮已經開始發白。」〔2〕
羅蘭的描寫使用的是中性語言。他說出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他親眼見到的斯大林實際形象，是有別於「畫像」這種平面傳播媒介上的斯大林形象的。
不但羅曼．羅蘭這樣的外國人是通過各種傳播媒介認識斯大林的，就是蘇聯人也很難一睹斯大林的天顏。赫魯曉夫的女婿、曾擔任過蘇聯《消息報》總編輯的阿．阿朱別依在1949年12月21日晚上，「惟一的一次相當近地看到斯大林」，那是為斯大林七十壽辰舉行的慶祝大會上。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當時就坐在斯大林旁邊。赫魯曉夫作為莫斯科市委書記主持晚會（如果不是這個關係，阿朱別依大概也不會有「這惟一的一次」）。斯大林退場時，站在斯大林身後鼓掌的阿朱別依「吃驚地看到他頭頂上有一塊圓圓的禿頂。畫家在畫像上仔細描繪的，修版師在照片上認真加工的，他那人所共知的斑白的髮型，原來是個毛髮稀疏的禿頂。我什麼也沒對拉達（阿朱別依的妻子）說，可能是我為發現了這個超級機密而驚呆了。斯大林緩緩地走下主席臺，沒有停步也沒有同恭敬地讓路的人搭話，他把彎曲的右臂緊緊地貼在腰上，據說，他的這隻手臂已經變得乾癟而縮短了。他本能地彎著骼膊，使人不特別注意這一點」〔3〕。
從銀幕、畫像、書籍、報刊獲得的「領袖的固定形象破滅了」。發呆的阿朱別依說：「當時，一股奇怪的憐憫心使我感到痛心。他（斯大林）在剎那間變成了和我們大家一樣的普通人」。
阿朱別依見到斯大林的時間比羅曼．羅蘭晚了近十五年。「世間公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我們看到，斯大林形象上的歲月痕跡是相當明顯的，但這十五年間，正是斯大林被神化，他的各種媒介形象被創造、接受、固化的時期。
在阿朱別依「一股奇怪的憐憫心使我感痛心」的三年後，1953年2月底的一天，蘇聯克格勃高級情報人員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被叫去「馬上去見上級」。到了斯大林辦公室，他才知道「上級」原來是斯大林。「我所見到的人簡直令我吃驚。那是一個老態龍鐘、顯得疲憊不堪的老人」。「他的頭髮快要掉光了，儘管他說話總是慢條斯理，但現在明顯地感覺他說話已經很吃力，且詞與詞之間的間歇拖得很長」〔4〕。
1953年3月2日夜，斯大林在自己的辦公室突發腦溢血。3月5日晚9時50分，斯大林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在1953年2月底看到的斯大林，實際上是一個行將湍鏡娜恕?p> 儘管這是一些近距離觀察到的斯大林形象，但還是有一種距離感，不過是對於偉人長時間仰視過程中的偶爾一瞥，真切，但匆忙，零碎。如果有誰能像當年俄羅斯巴庫省憲兵廳，保存那位名叫朱加施維裡的年輕革命者的檔案那樣，為我們提供一幅斯大林的形象檔案多好－－
十月革命以前，朱加施維裡一直是個被俄羅斯警察特別關注的人。他或被監視，或被逮捕，「警察司的各個分部都對此人非常熟悉。憲兵機關每次同朱加施維裡打交道時，都要認真給他拍攝正面像和側面像」。比如巴庫省的憲兵廳表格上，就貼著一個身體虛弱蓬頭垢面的年輕人的正面和側面像。照片下的文字中說，朱加施維裡「很瘦」，他的頭髮「又黑又濃」，「沒有鬍鬚，唇髭很細」，臉「有麻點，有天花瘢」，頭「是橢圓形的」，前額「直而不高」，眼眉「是弓形的」，眼睛「深陷，棕色帶黃」，鼻子「很直」，身高「中等，兩俄尺又四點五俄寸（一俄尺等於零點七一米，一俄寸等於四點四厘米）」，體格「一般」，下頦「很尖」，聲音「低沉」，「左耳上方有痣」，「右手痺痿」，左腳上「第二、三趾連在一起」〔5〕。
寫到這裡，我得告訴大家了，「朱加施維裡」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是「鋼鐵」，朱加施維裡是「鋼鐵」的肉身，他是一個不平凡的革命者，但是他的相貌卻連達到平凡的水準都有很大距離。
我們該把斯大林的實際形象的一些特徵歸納一下了：臉上有麻子，而且還有疤斑；個子很矮，一米六四左右，這樣的個頭不要說在歐洲人中間，就是在中國人中間也是矮子；腳趾粘連可以不去管，但右手殘疾卻很要緊，不僅影響外觀，還難討得養家餬口的生計。如果是一個普通人，斯大林生在今天的中國，連對象都難找，哪個女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材「二等殘疾」的麻子啊！
讀了這些非神化的斯大林形象的描寫，我才知道，我們看到的「偉大」的斯大林，不過是書籍，報刊、圖片、影片這些大眾傳播媒介塑造出來的「媒介形象」。
（二）
曾擔任斯大林衛隊長，1938年以「德國間諜」罪被處死的匈牙利人保克爾，是個精明的惡棍兼諂佞之徒。他發現斯大林很愛照鏡子，而且經常整理髮式，尤其特別喜歡撫摸自己的小鬍子。「他從中斷定，領袖絕非那種不注意自己儀錶的人，在這一點上，與凡夫俗子沒有兩樣」。〔6〕
於是，保克爾就在改善領袖形象上動起了心思。他看到斯大林希望「增加」身高，特別喜好穿高跟鞋，便專門為斯大林發明瞭一種特殊的高跟鞋，這種特製的「增高鞋」外皮巧妙地掩著了增高部分的後跟，別人根本看不出來。斯大林穿上這雙靴子，往鏡子前一站，看到自己「高大的」身材，頓時喜形於色。
就是在「魔鬼身材」絕對「牛市」的今天，使用「人體增高器」，服用增高的丸散膏丹，也被譏為俗人傻事。斯大林絕對是世界級的巨人，但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心病，斯大林便常玩「增高」的小把戲。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陪同毛澤東出席簽字儀式的葉子龍「發現一個不引人注意的細節。毛澤東和斯大林以及中蘇雙方其他高級領導人合影時，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下榻處，我向毛澤東提到這一點，毛澤東微微一笑：『這樣就一般高了嘛』!毛澤東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從照片上看，兩人差不多」。（見《葉子龍回憶錄》）師哲在《在歷史巨人身邊》也有同樣的記載：「在簽字儀式上，毛澤東、斯大林站在最中間。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澤東略低，在記者給他們拍照時，斯大林總是要往前移動一兩步。這樣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會顯得比毛澤東矮，或許還略高些。」
每逢節日或慶祝活動，上列寧陵墓檢閱時，保克爾都預先在斯大林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塊墊腳的小方木塊。這些把戲使只能從遠處或報紙的照片上看見斯大林的人產生了一種錯覺，似乎斯大林是個中等身材的人。為了保持這種錯覺，保克爾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擺直到鞋後跟的特長軍大衣，這樣鞋跟和腳下的木塊，就被遮住了。
有人讚揚牛頓推動世界的發現，牛頓自己說，那是因為他站在巨人肩上的緣故，所以別人才覺得他很高大。如果哪個人真的想站在斯大林肩上，那肯定是痴心妄想。斯大林不允許任何人站在他身邊。在集體場合，也是他一個人站著，其他所有高級官員都擠在後面。「如果同海燕似的高爾基併肩站著，斯大林就會顯得滑稽可笑，所以，他們兩個人一起照相時總是坐著照」〔7〕。
在紅場上受閱的只有「群眾」，能與斯大林合影的客人或同僚，也是地地道道的「小眾」，同傳播媒介製造出的「受眾」和「大眾」相比，這些方式的影響面和影響力太微不足道了。斯大林很瞭解當代傳播媒介的功能。據肖斯塔科維奇說，斯大林曾槍決了幾個畫家。因為「斯大林要自己顯得高大，雙手有力，而且兩隻手得一樣大小」。這些畫家被召到克里姆林宮去為領袖畫像，但是沒有使他滿意。但一個叫納爾班迪安的畫家比他們都高明。「在納爾班迪安的畫像裡，斯大林正筆挺地從正面走來，雙手疊放在腹前。畫面取的是仰角，這種角度能使小人國裡的小人也顯得像巨人。納爾班迪安聽從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指點：畫家必須像鴨子望陽臺似的看他要畫的對象。所以納爾班迪安用鴨子的視角畫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滿意，於是每一個機關都掛上了這張畫的複製品，甚至理髮店和蒸氣浴室也挂」。〔8〕
羅曼．羅蘭將列寧和斯大林做過比較：「列寧看到牆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這使我感到厭惡。到處我都看見自己的豬腦袋。』顯然，斯大林沒有感到這種厭惡。」〔9〕
羅曼．羅蘭在蘇聯訪問一個月，蘇聯媒體對於斯大林的狂熱的宣傳，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打開任何一張蘇聯報紙，並閱讀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產國際會議（或者任何其他會議－－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學的，專門討論醫學、或體育、或藝術等）上的發言，你總是能在文章或者發言中找到最後對斯大林的過分頌揚 －－『我們偉大的、我們強有力的同志，我們勇敢的領導人，我們不可戰勝的英雄』等。這是每一首詩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遊行隊伍中，當著進行檢閱的斯大林的面，他的無數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畫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緩緩地移動……」〔10〕
羅曼．羅蘭在日記中談到了對斯大林製造個人崇拜的疑慮之後，自我安慰道：「不過，他畢竟沒有達到與在他旁邊走過的偶像崇拜者一起歡呼的程度。」
在蘇聯走馬觀花一個月的羅曼．羅蘭錯了。斯大林還真有自我欣賞、自我歡呼的癖好。
肖斯塔科維奇說斯大林「喜歡看《難忘的1919》，在這部電影裡，他手持軍刀站在裝甲列車的腳踏板上疾駛而過。當然這個幻想的畫面與現實毫無關係。然而斯大林一面看一面感嘆：『當年的斯大林多麼年輕漂亮啊，斯大林當年多麼漂亮。』他對自己用第三人稱，而且對自己的扮相發表評論，積極的評論」 〔11〕。
在斯大林時代，電視尚未被廣泛地應用於信息傳播，但對畫面形象的塑造，斯大林有著無師自通的天分。蘇德簽訂瓜分波蘭的秘密協議時，斯大林「自己導演了簽字儀式上最好的一張照片的拍攝」。他向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的副官理查德．舒爾茲招手，要他與眾人一起照相。但年輕的舒爾茲不敢想像斯大林是在叫他。最後斯大林抓著舒爾茲的骼膊，把他塞進拍照的行列。他是有意要為照片增添一些青春的氣息。同納粹官員個個正襟危坐相反，拍照時，斯大林叼起了他那著名的「大鼻子菸斗」。
然而，對於這些照片，希特勒卻搖頭了：「簽約儀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著一支香菸怎好出席這個儀式。」他說完便命令攝影師霍夫曼把各張照片裡的香菸都塗掉，然後再向報界發稿〔12〕。
真是夏蟲不可語冰，可惜了斯大林的創意。
前蘇聯導演亞歷山大．多夫任科戰時製作了一記錄片，不知怎麼有點忽略了斯大林。斯大林氣得臉都青了，他把多夫任科叫了去，對他咆哮：「難道對於我們的領袖連十米膠片都捨不得用？好吧，你會像狗一樣地去死！」由於某種奇蹟，這個多夫任科保住了性命。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曾提到過他，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電影導演」，並說他在斯大林時代「受到很不公正的貶斥」。是不是「對於我們的領袖連十米膠片都捨不得用」造成的，赫魯曉夫沒說。赫魯曉夫卻詳細地記下了這個多夫任科跑到他的辦公室，去打電影《攻克柏林》的導演齊阿烏列裡的小報告的事。
「每個人都願意自己清白，既然新的黎明已經到來。」失勢者證明自己清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得勢之後，不放過從前得勢者。多夫任科是「傑出的導演」，知道怎樣一下點中在他倒霉時得寵的齊阿烏列裡的死穴。他從電影拍攝技巧的角度，向赫魯曉夫介紹了齊阿烏列裡是怎樣在銀幕上塑造斯大林的高大形象的：「他在《攻克柏林》這部電影里特意使斯大林出現在一個極高的大廳裡，沉思默想著軍事戰略－－在他身旁除了中央委員會負責一個『特殊』部門工作的波斯克列貝舍夫將軍外，廳裡別無一人，兩旁是一排空椅子，格外襯托出斯大林的孤獨而偉大。一句話，齊阿烏列裡是一個卑鄙的阿諛逢迎的小人。」
按著打小報告的常理，多夫任科還應當哭述一番自己怎樣因為「對於我們的領袖連十米膠片都捨不得用」而受到斯大林、齊阿烏列裡們政治迫害，幾乎「像狗一樣地去死」的不幸。赫魯曉夫沒有記載，做過多的猜測就沒根據了。但是，基於「齊阿烏列裡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捧出來的」這一共識，赫魯曉夫決定把齊阿烏列裡「送到烏拉爾去」，發配流放了。
政治上的錯對，道德上的是非，有時真的是說不清楚的事情。我們只要從這個故事中知道了斯大林在銀幕上光輝偉大的形象是怎樣加工製作出來的就可以了。齊阿烏列裡的車間是合格的，齊阿烏列裡的技術是過硬的，因為他加工出了讓領袖滿意的形象產品。
美國作家小奧托．普雷斯頓．錢尼在《朱可夫元帥》一書中記載了當時蘇聯報紙對斯大林的宣傳，似乎是在為《攻克柏林》提供現實的輿論背景：
1946年1月5日，《紅星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張斯大林身穿軍服、容光煥發的巨幅照片。在他右邊稍後一點兒，是笑容滿面、喜氣洋洋的朱可夫。斯大林左邊是伏羅希洛夫，兩邊還有羅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瓊尼、鐵木辛哥等人。1月2日，全國各地舉行集會，選舉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報紙的頭版發表了一些文章，使用了這樣一些標題為提名創造適當的氣氛：《斯大林的英明使我們贏得了勝利》、《敬愛的領袖、導師和軍事統帥》，讀者們不應忘記《偉大的斯大林領導我們走向勝利》。
（三）
為斯大林創造了「偉大」的媒介形象先走運後倒霉的，還有一個米哈伊爾．格洛瓦尼。1936年，導演申格拉亞拍攝了一部反映集體農莊的故事片《金色峽谷》，片子中有一個名叫基裡萊的會計。當然，他應該是個反面人物，有一段時間，在我們中國的農村題材電影中，農村會計沒有好東西，不是階級敵人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創作模式可能就是從《金色峽谷》一類老大哥電影那裡學來的。
片子拍得差不多了，電影廠藝術部主任恰烏列科來看樣片。小放映室裡，放映機哢哢轉動，當銀幕上出現基裡萊時，恰烏列科驚恐地叫了起來。他叫人趕緊拉亮了燈，指著導演罵：「你他媽的把基裡萊扮成誰了？」大家不禁一愣，重放了剛才的鏡頭，剎那間人都發現了什麼，但誰也不敢吭聲。他們心裏都在說，太像了。申格拉亞半晌才回過神來，囁嚅道：「這……組鏡頭就算沒拍。」1936年正是大清洗的年代，長期為斯大林做翻譯的費德林回憶說：「我在給斯大林當翻譯時，總是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因為我害怕說不上什麼時候就被『肅清』了。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對我說：『您嚐一嚐這個喬治亞菜，以後就再也吃不到了。』我以為自己已無法活著回家了，面色煞白。」申格拉亞的脖子和費德林一樣，也是肉長的。他為自己的粗心魂飛魄散，若是有人拿這件事下個絆子，小命就完了。
但這個「基裡萊」卻成了格洛瓦尼機緣，過不久，恰烏列科執導大型革命歷史影片《偉大的曙光》，安排斯大林這個角色時，他想到了那個把申格拉亞嚇個半死的「基裡萊」。樣片送到克里姆林宮審查，放映過後，經過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斯大林說話了，他沒說影片，也沒說演員，而是幾乎自言自語地說：「真沒想到，我這個人還是那麼富有魅力。好，很好。」－－從那一刻起，格洛瓦尼成了蘇聯影壇一顆燦爛逼人的當紅影星。1946年，格洛瓦尼在歷史巨片《宣誓》中扮演斯大林，受到斯大林的召見，這部影片偽造歷史，虛構了列寧逝世，斯大林接受臨終囑託，成為列寧正宗嫡傳的情節，格外合斯大林的意。當格洛瓦尼趕到斯大林的別墅時，他那身《宣誓》裡的戲裝－－制服上衣，高腰皮靴、翻毛皮領大衣，把迎在那裡的大小官員們都嚇呆了。但斯大林卻非常賞識他的裝束，他握著格洛瓦尼的手說：「現在，你算把我研究到家了。」在宴會上，斯大林看著格洛瓦尼的臉提議：「為人民領袖斯大林，乾杯！」斯大林和戴高樂一樣，常常用第三人稱談論自己，喜歡把斯大林當做另外一個人，一個存在於自己信念中的形象，向他來表達自己的愛戴與敬慕。他對別人說：「勝任人民領袖斯大林一角的，還得是格洛瓦尼啊！」
因為扮演斯大林，格洛瓦尼四次獲蘇聯文藝界最高獎－－斯大林獎金，一次獲得蘇聯政府最高榮譽獎章－－勞動紅星獎章。1950年，根據斯大林的建議，格洛瓦尼被授予「蘇聯功勛人民演員」的稱號。他飾演的《難忘的1919》、《宣誓》等影片中的斯大林形象，成了斯大林影視媒介形象的經典，他得到的恩寵無以復加。「他有個專門化妝師，這個人的專長是化妝斯大林，別的什麼都不會。格洛瓦尼所穿的斯大林有名的野外茄克收藏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弄虛作假特別保險箱裡，以免落上一粒灰塵。上天保佑，可不能有人報告說斯大林同志的外套髒了，因為這幾乎等於是說斯大林本人是……你知道，是髒的」〔13〕。
和齊阿烏列裡的命運一樣，赫魯曉夫上臺後，格洛瓦尼被清除出銀幕，凡有他扮演斯大林鏡頭的膠片都遭到剪除，他在淒涼的晚年中曾問自己，也問他人：「演斯大林就這樣，要是演希特勒又會怎樣呢？」〔14〕
（四）
《列寧和衛兵》的故事為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熟悉，它曾被選入我們的小學語文課本。但讀了《讀書》1996年第8期發表的藍英年先生的《倒霉的謝拉皮翁兄弟》，我才知道，故事後面還有故事，而且這個故事簡直讓人啼笑皆非。
當然，這也是一個因為斯大林的形象問題有人倒霉的故事。
倒霉的是作家左琴科。因為《列寧和衛兵》的故事後面的故事，他不經意間得罪了斯大林。
《列寧和衛兵》的故事情節我至今還記得：斯莫爾尼宮的一位哨兵特別忠於職守。一天他執勤，列寧因沒帶通行證，他說啥也不讓進去。這時來了一個留著小鬍子的人，對衛兵說，這是列寧同志啊……這個不知分寸、蠻橫粗暴的留小鬍子人，遭到列寧的訓斥；哨兵，受到了列寧的表揚。
《列寧和衛兵》是左琴科創作的《列寧的故事》這組作品當中的一篇。發表前，作者的朋友中有人提出，那個留山羊鬍子的人，容易使人聯想到捷爾任斯基。這個「契卡」的創始人，被稱為「紅色恐怖的教父」，讓人毛骨聳然。《列寧的故事》創作於1940年，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尚有餘波。左琴科被大家「聯想」得膽兒突突地，他委婉地說自己並不想寫具體的人，便把山羊鬍子改成小鬍子。不料，這廂裡躲過了山羊鬍子的捷爾任斯基，卻沒提防還有一位留著小鬍子的斯大林，而且很多人知道，列寧一直認為斯大林「是個粗暴的人」。斯大林對號入座，認為小鬍子是影射他，遂記恨在心。
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小鬍子」斯大林騰出了手，便來算這一筆舊賬。斯大林罵左琴科是「無思想性的傳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諾夫比斯大林的調門還高幾度，罵左琴科是「無原則無良心的文學流氓」、「文壇的渣滓」、「既無廉恥又無良心的醜惡的淫亂的野獸」。
肖斯塔科維奇的《見證》為左琴科「小鬍子」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個版本：「在左琴科的故事裡，這個粗漢有一部大鬍子，審查人員說這鬍子不能要，不然人們會以為他是我們的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他們在匆忙之中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左琴科去掉了大鬍子，但是留下了小鬍子。左琴科的故事裡的這個粗漢留著小鬍子。斯大林看了之後很生氣，他認定這是說他。」〔15〕
兩處版本的情節是一樣的。山羊鬍子、大鬍子都避開了，不想撞上了小鬍子，小鬍子才要命。
阿朱別依曾擔任過《共青團真理報》總編輯。他說，當時的報社曾有專門的帶著放大鏡的值班員。這個值班人的職責是，仔細觀察領袖的照片，防止出現什麼不當的地方，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就要把銅版送回製版廠重做。「因為總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讀者，不斷向編輯部（不止是編輯部）寄來過做過標記的照片」。在那千方百計將領袖「偉大」起來的世風中，最先受到毒化的是那些無聊而又心術不正的人，但受害的卻是所有的人。「文革」時期，因為領袖「寶像」吃苦頭甚至丟了性命該有多少？我到報社工作時「文革」已經結束了，但仍能體會到阿朱別依的謹慎和惶恐決不是危言聳聽。況且，斯大林是一個對於自己的形象有著病態的留意的人。
曾任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高級官員，在1938年逃亡到美國的列夫．費爾德賓在《斯大林肅反秘史》中說，在很長的時間裏，斯大林看上去彷彿從沒認真刮過臉。這是因為他臉上佈滿了痘痕，他用的保險剃刀又難以把那些凹陷處的毛髮剃乾淨，這些殘剩的胡碴反而使他的臉顯得更加凸凹不平。如果讓理髮師使用刮臉刀，又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肯容忍自己這美中不足。他的衛隊長保克爾便親自擔負起給斯大林刮臉的任務－－這個匈牙利人過去幹過理髮師。保克爾成了「第一個獲准把刮臉刀刀刃伸向領袖咽喉的人」。魅力，真是值得冒險的一件事情。
（五）
2000年11月9日的《參考消息》轉載了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介紹了現代主義繪畫大師畢加索。從文章中我知道，畢加索是一名法共黨員，而且也曾因為斯大林畫像惹起一場風波。
很多人請求畢加索為斯大林畫像，這些請求當中有沒有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文章沒有透露。但都被畢加索拒絕了。1949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曾有人請畢加索畫一幅斯大林的畫像獻壽。畢加索以「拿不準斯大林的面部特徵」相辭。他只是畫了幅一隻手舉起的酒杯，酒杯上方是兩行文字：「祝你健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法蘭西文學報》主編阿拉貢決定出一期專號。他約請畢加索畫一幅斯大林肖像，還給他送去了斯大林的照片資料。
畢加索在3月8日就完成了這畫像。3月12日，畫像在專號上刊出。「肖像畫的是年輕的斯大林，頭髮濃密，嘴部被鬍鬚半遮住了。他的眼睛在濃重的眉毛下有一種追夢人的神情，臉部輪廓鮮明」。和納爾班迪安用「鴨子」的視角畫的斯大林完全不同。畢加索對他的情人說，他「想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普通人的人民之子。不要任何軍裝和飾物」。
現代主義繪畫大師畢加索幼稚得像個孩童。影視明星在傳媒平台上瘋舞的時間再長，其媒介形象的極限也無非是轉化為公眾的偶像，多幾個追星族罷了；政治人物大劑量的媒介形象信息注射進受眾的感官，在他們的心理上產生的是圖騰式的崇拜幻覺，其極限是轉化為信仰的、意識形態的、道德的符號。幾十年持續不斷媒介形象的信息攢射，「全世界無產者」的腦海裡只有在「鴨子」視角下製造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偉大」的斯大林，他是「父親」。畢加索畫變形的女人身體畫得太多了，「變形」成癖，竟將人民的「敬愛的父親」變形為「人民之子」。
風波起來了。阿拉貢的妻子回憶說：「從報紙出版的那一刻起，抗議的電話就沒有斷過。」不僅蘇駐法大使提出了抗議，不僅《人道報》登出法共書記處的聲明，表示：「法國共產黨書記處完全不讚同3月12日在《法蘭西文學報》發表畢加索同志所畫的偉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最讓人能夠感受斯大林媒介形象影響之深的，還是那些普通「無產者」的反應。「在千百萬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話中的半人半神」〔16〕。斯大林「就像那只把自己吹得像牛那麼大的青蛙，所不同的只是他周圍的人早就把他看做牛，把他當做牛一樣尊重了」〔17〕。肖斯塔科維奇說對了，媒介形象對於受眾和被傳者自身的致幻作用是同時產生的，他們可能在同時產生眩暈。連斯大林自己都嘖嘖於斯大林的「魅力」，何況痴迷的媒介受眾呢。有讀者寫信認為畢加索筆下的不是斯大林：「不，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臉是那麼堅定，給人信心和力量。」（顯然這位讀者沒看過斯大林那張長滿疤痘的麻臉）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說：「由於害怕被人瞧不起，斯大林不得不為自己塑造一個理想的形象。而這一理想的形象反過來又要求別人對他阿諛諂媚，把他當成一個偉大的政治型領袖，甚至知識型領袖」〔18〕。他還認為：「只要大眾傳播媒介大量報導政界名流，我們中就有大多數人易被這種普遍傾向（偉人決定論）所迷惑」。這兩點他都說對了。有讀者指責：「在這幅畫像裡，我們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銳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還有一位當時被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的安德烈．富歇隆的在信中說： 「我和我的妻子在看到這幅畫像時深感震驚……作為斯大林同志特點的至高無上的善良和高貴通通不見了。」他建議「刊登一幅照片本來要更好些，或者最好刊登一幅蘇聯畫家的忠實的畫像－－幸虧在他的祖國這樣的畫像並不缺乏」。這位安畫家真的內行，不過他指點到斯大林的祖國選「蘇聯畫家的忠實畫像」似無下文。
不過，幸運的畢加索不必擔心被槍決或者坐牢，一則他是西班牙人，當時住在法國；二則這時的斯大林已經死去了一個星期了。他還能忿忿地對情人發牢騷：「我在斯大林畫像的前額上添了一綹頭髮，為的是讓形象具有無產者的氣息，而那些人卻不願意斯大林元帥是一員無產者。」〔19〕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蘇聯訪問的羅曼．羅蘭就認為斯大林利用各媒體製造自己的形象崇拜，是有意而為之：「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可以推翻這種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為笑談。」但他猜測：「……也許，正如某些人所斷言的，他認為這是保持部隊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時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們？」 〔20〕
前蘇聯「解凍」文學代表人物愛倫堡對斯大林成見甚深，一直不那麼恭敬。但他也說：「對於我們的敵人來說，斯大林再也不是一個人了，希特勒或戈倍爾，福萊斯特（美國國防部長，因神經錯亂自殺）或麥卡錫，在談到他的時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21〕「跳大神」雲者肯定是中譯者的創造，俄羅斯語匯中大概沒有「跳大神」一說，說成癲癇發作大概準確一點吧。愛倫堡雖對斯大林並無好感，但他知道，領袖一經塑造出來就是一種主義，一種信仰，一種觀念的化身，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具體化。他的看法是對的。
羅曼．羅蘭、伊利亞．愛倫堡都是具思想家素質的作家。他們對於斯大林媒介形象的政治功能的認識，遠遠勝於那些對「個人崇拜」的單純批判。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羅曼．羅蘭就已經意識到，斯大林的做法「對真誠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手段，它可能在社會上挑起向一個人頂禮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 〔22〕。這無疑是先知的聲音。愛倫堡則認為「斯大林是長期地和有計畫地在製造這種頂禮膜拜」〔23〕。這也是智者之言。
至於畢加索，則自我解嘲：「我帶了一束花來參加葬禮，它不討人喜歡。有時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是通常，人們並不因為花不討人喜歡而責罵送花的人。」〔24〕是啊，當官還不打送禮的，畢加索哪想到，自己拿一張熱臉貼上了個帶刺的冷屁股。
摘自凱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