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江南案連續數月成為「九十年代」的重點議題，包括八五年二月發表江南給臺灣情報部門的七封信，我也評論過江南案反映的國共諜報戰。臺北當局在案發後，由蔣經國親自挂帥調查處理，八五年四月即判處三名凶犯陳啟禮、吳敦與軍情局長汪希苓無期徒刑，但江南遺孀崔蓉芝控告臺灣當局的官司，一九九○年才達成庭外和解（臺灣政府支付崔蓉芝一百四十五萬美元）。陳吳汪三刑犯亦於九一年減刑假釋出獄。蔣經國則於一九八八年一月病故。
江南遺孀直指蔣經國是知情人
這個震驚國際的事件是不是已經走進了歷史，煙消雲散？從最近媒體的報導，我們看到，事件餘音未了。江南遺孀提出案犯背後是否還有更高層的主使人？要求臺灣情治部門「給一個說法」，她認為「蔣經國是事先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認為小事一樁吧。」老記者陸鏗也認定，「蔣經國起意殺江南」，江南寫「蔣經國傳」是遠因，寫「吳國禎傳」是近因，陸鏗認為「蔣經國只要當著部下特務頭子罵上兩句，自然有人深體上意，消滅悖逆。」
臺北歷史學者、作家郭冠英，在江南案二十週年之際，披露他十多年前訪問汪希苓的手稿，提供了若干新案情資料，其中關鍵處有二：一是蔣經國曾對汪說，要他為國家扛起責任，並「好好想想對外面的說法」。二是有人證實，命案之後，汪在辦公室畢恭畢敬打電話報告「行動的同志都回來了」。郭冠英說，汪如此致電者，蔣經國之外，無第二人。
陳虎門是當年策劃制裁江南案的軍情局上校，現在曼谷經營餐廳，他接受中時記者訪問，卻持「雙面間諜」的解釋。他說制裁江南根本與江南寫蔣傳、吳傳無關，而是因為江南作為臺灣情報人員，又幫中共做情報，必須「制裁叛逆」。可是，當年在法庭上，他們把「制裁」二字，改為「教訓」。陳虎門說，當時，他們不知道江南還是美國FBI線人，如果知道，他們就會「慎重考慮」了。
這些，就是江南案二十年後透露的新資訊。令人矚目的是，這件跨國殺人的大案究竟是不是臺北最高當權者蔣經國所主使？
柏楊：江南是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現在大約是兩種意見，一種如崔蓉芝、陸鏗所言，蔣經國對殺江南知情，有放縱、暗示之責，但未必正式下令。不少對蔣家威權統治痛恨反感的人都持類似看法。一位中研院學者肯定地說，若無蔣經國的意思，誰敢去美國殺人？國民黨早有陳文成、聞一多這類暗殺前科。
但另一種意見恰好相反，認為蔣經國當然討厭江南，但跑到美國去殺一名已入籍美國的異議作家，那是完全喪失理智的行為，蔣經國不會縱容這種行為，蔣事後確實感到痛心。事件極可能是下面揣摸上意的胡作非為，汪希苓要負責。一位對江南相知頗深的資深北美記者曾向我作過這樣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評論家都極為肯定江南之死，加速了臺灣的民主化。
作家柏楊說，江南奉獻生命與鮮血，「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蔣中正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墮落為赤裸裸的多行不義的權力。」他說，江南沒有發現他的對手，不是一個執政黨，「只是一個黑幫社會的特務統治系統。」「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柏楊說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見「傳記文學」2004年10月號）
中時專欄作家林博文認為，「江南事件改變了臺灣的前途，吹響了蔣家王朝的喪鐘。」蔣經國不只一次把江南事件與美臺斷交相提並論，可見其震撼力。林博文指出，江南事件把蔣經國搞慘了，他的心思為事件所煎熬，痛苦萬分。終於在江南死後「不到四年就咯血而亡」，江南事件衝垮了蔣經國時代。
林博文的說法，讓我聯想到林彪的叛逃導致毛澤東的衰敗與死亡。但是，蔣經國比老毛明智許多，面對國際壓力和黨外的猛烈攻勢，蔣經國暮年以帶病之軀，主持了臺灣劃時代的開放黨禁與報禁，為後來李登輝的全面民主化開闢道路，也改寫了自己的歷史定位。
江南的壓卷之作：越山前進的中國
江南之死，即使蔣經國全不知情，他的責任與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蔣掌控情治系統多年，在進入八十年代國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之際，他的權力機器還是反攻大陸時代的舊系統，沒有更新也無法更新，而江南其人，無論其著作之標新立異，批判權威，還是其多重身份的長袖善舞，都與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息息相關。江南自恃美國公民身份，文革末竟，已在經營大陸關係，他在死前發出的最後一篇文章《越山前進的中國》（刊於「九十年代」八四年七月號）描述他對新時期大陸的現場觀感。
我曾留意到他敘述和中宣部長鄧力群長達四小時的談話，他坦陳香港因鄧主持「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而稱其為「左王」，但他的直覺印象是「這位掌宣傳大纛的旗手，知識豐富，消息靈通。三年前來過美國，看不出他是故步自封的保守官僚。」他最後寫道：
「中國正越山前進，路途很艱辛，也很漫長，照既有成就看，我們似乎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懷疑它終極的勝利。」
江南的文字功力好，有一種簡潔明快不尚賣弄的魅力，那正是一個好記者的標誌。江南之被殺顯然與其自視甚高的個性有關。與江南相熟的傅建中先生告訴我，江南歷練豐富，中英文俱佳，交遊廣闊，洞悉官場是非，寫文章得罪不少人，在美生意也不好做。他有一種遊戲人間的心態，想在中臺美三方耍耍別人。最後出事，非常不幸－－這正是評論江南死因的「玩火論」。江南長久是臺灣的「拒絕往來戶」，八三年他向臺灣提出回國的三個條件是：不發聲明、政府招待全程、蔣經國接見。可見其倨傲心態。
江南和中共的關係
而在和中共交往方面，江南已達到很高境界。據江南欲策反之中共民航幹部崔陣，在江南死後發表在北京人民日報連載四天的文章所述，江南已被視為「正直的愛國者」，因為他既反蔣，又反台獨，而且極為貶斥「中國之春」海外民運。八三年下半年起，江南每週去三藩市中共總領館講課二小時（講政治與社會文化）；並為統戰吳國禎訪北京「做了大量工作」。文章說「江南同我們是自覺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著一致的朋友。」
因此，江南赴大陸受到禮遇（中共中央書記鄧力群接見）；一九九一年五月，獲大陸政府批准，由國台辦主任唐樹備操辦，江南遺骨歸葬安徽黃山龍崗公墓，以「家事家辦」原則，禁外人參加，以防政治渲染－－這些便是可以解讀的事了。
我當年曾指出，崔陣在中共黨報上吹捧江南，惡貶臺灣，肯定激怒臺北當局，江南七函出籠，便是國民黨的對策之一。
按今天觀點看，江南無疑是一名中國情結很深的藍色統派鬥士，而他的死，正如一些評論所言，即使三面間諜也無死罪。臺灣當局殺死江南，是百詞難辯的冷血罪行，是國民黨體制落後時代、走向衰落的預兆，也是蔣經國這位譭譽參半的歷史人物的命運轉捩點。
一名弄潮兒，被大潮捲走
二十年時代風雲，讓我們看到，江南的悲劇，其個人因素並非主流。歷史演變的青黃不接，才是他致死的重要背景。二十年的變遷，他生前能想到嗎？他在美國十六年崇尚並享有的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和人權保障這三項指標，在他大力抨擊的故土臺灣都已實現。迄至九十年代，臺灣已全部清償了二二八事件以來的政治迫害債務，恢復名譽與支付賠償；民選總統已有三屆，並實現了政黨輪替，李登輝從總統變為今日「黨外」，凝聚著一群為臺灣開拓新路的理想主義者，而新聞自由已經達到可以在電視上公然鼓吹中共打臺灣的地步。一位前陸委會官員透露，中共學者說，國台辦曾收到不少臺灣人的攻臺建議書......而中國大陸二十年的演變也很大，甚麼都在變，唯有上述人權、自由、民主三項指標，沒有變。尤其是人人痛恨的（令江南致死的）特務統治，無所不在，已成為中共治國的主要手段。
在「國家認同」出現巨大危機的新時代，價值觀空前混亂，臺灣恐怕不少人做了不利於他們不喜歡的現政府的事。拜倒在紅朝的威勢之下，不乏其人。但再不會有陳啟禮，也不會有汪希苓出來「為國除姦」－－這令江南的作為相形見絀的一切，他地下有知又作何感想？他會不會寫一篇「越山前進的臺灣」？
正如蔣經國晚年深嘆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二十年後再來追討江南案的「真相」，臺北當局雖無人「為尊者諱」，但恐怕只是一場徒然。最近，我請問《蔣經國與章亞若》的作者周玉蔻，江南案和章亞若之死是否有點像？她表示同意。在江西為蔣經國生下章孝慈章孝嚴兄弟的蔣經國情人章亞若的死因，迄今不明，研究者亦有人懷疑是不滿於章的小蔣主謀（無涉老蔣），但並無足信的證據。六十年前的謎，有誰能解開？
當年號召成立江南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加州大學教授王靈智，最近也呼籲陳水扁總統公布江南案的官方檔案。他說當年調委會向美國施壓，支持黨外人士攻擊國民黨，許信良曾說「沒有江南案，就沒有民進黨」，現在當權了，應該公布真相......但是，陳水扁一個槍擊案，藍綠對立，自顧不暇，半年多才成立一個不湯不水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而「真相」何處尋？有誰看好？
歷史有情，歷史也無情。二十年的潮流，有目共睹，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但江南已留下他的足跡：一名弄潮兒，被大潮捲走。
（原題：越山前進的臺灣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於香港）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