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觀點是只要是體制就改革不動。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實施不適合這裡的例子，蘇聯和東歐事變的正確描述應是《新思維》顛覆（或替代）了共產主義。這不僅是個實踐事態，而且前後是兩個根本不相隸屬的政體----戈氏的《新思維》閃灼著的是人本主義光輝，是共產主義制度無論如何都不能包含的，因此，從根本上考察是兩種不相容的思想，是兩種學說----在根上就不是一個包含另一個，不是改革，而是替代。雖說戈氏在主觀上沒有顛覆社會主義的故意，但這不能成為評價他《新思維》是否是改革的標準，改革的評價標準應是：新的路線是否是舊概念所能夠包含其於內的。實踐的發展使蘇聯和東歐諸國共產極權體制崩潰，建立了普世價值的體制，是另一類型的體制。因而這裡發生的不是改革而是體制代替體制，可以說成顛覆，其實也可以說成一次革命。
仔細研究我們國家所陷於的困境，就會看出其實是不能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來求得克服的。我的這個論調不適合在「改革還是革命」這對範疇下來說清的。我認為「革命」更多的是一個質量概念，但日常中我們過多地賦予它形式涵義了----只把「使用暴力來奪取」理解為革命，那哥白尼學說引發的觀念顛倒又是什麼？牛頓力學引發的又是什麼？其實革命就是新陳代謝，不管什麼形式，是漸變還是巨變，是文變還是武變，只要所完成的是代謝，是新觀念之進入社會，掃蕩了舊觀念就是革命。
而中國眼下的困境是由共產主義制度的束縛所致成，改革就是革除它的封閉性，可離開了封閉性還有共產主義存身的餘地嗎？
要想實現公開與公正，就不可能在共產主義名義下；
若在共產主義名義之下，則決不可能有公開和公正。
這是說具有封閉性政治體制不可能被改革的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即政治制度或體制並不是它自身的初始，還有用來創立體制的東西----理念，創立政治制度的理念才是制度、體制形態的來源，它才是體制的初始原因。
這裡的意思是具有封閉性的政治制度，其封閉性不是來原於制度，而只是由制度、體制體現出來，它來源於構造制度的理念。
我們應理解----政制制度或體制是成品、結果。它對於社會實踐是處在主動的，支配的地位，屬於原因；可它做為社會功能卻首先要仰仗創建，而後才能成為事實，具備功能性，因而對於創建它的那些要素來說，它卻是被動的，被規定而後方有可能。因此，它在形態上那些頑固症，就不是對制度、體制的動手動腳便可以完成改革的的，要動搖它的排他性、封閉性非更動理念不可。我們得求證「共產主義」這個總目標做為國家的總理念，能不能通過「公開公正的政治決策」來達到呢？學了西方的議會政治，有了言論自由，共產黨還能做為政權的霸有者凌駕社會嗎？因而說「共產主義制度」的那些劣根性，是由「共產」理念提供給它的。「共產」還在學說的階段（根本還沒有制度）就是排他的、封閉的。無論有無「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共產」這個詞都是絕對封閉的，只要共產，就只有一個樣式，排他、反對獨立性、封閉、仰仗暴力。至於各國自已強調的那些特色，是由實踐家們意志的特別賦予，並且也們沒超出封閉性、排他性。因此說是做為理念的「共產」具有封閉性和拒斥性，而不是它成為制度後才具有這些性質的，而封閉性和拒斥性就是----拒絕公開、公正的決策。
「共產」之做為制度只能用力量奪而取之，它的實踐怎麼能允許透明和公開來挑戰呢？階級鬥爭的精義就是：不須討論是與非，只考慮如何納入「階級」這個大套子，而是與非所求取的就是正義，公正，階級概念就是對著人們慣常的倫理道德來的，有了階級說也就不需倫理學了。它就完成了不須通過道理的求證而直接運用武力征伐。試想用西方的議會制度、西方的政治透明、西方的言論自由又怎麼能成為共產主義所能容納的呢？
所以說只要有了公開、透明、公正的決策，就絕沒有共產主義存在的一線機會；只要在共產主義名義下，也絕對沒有公開、公正。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不要把西方的共產黨與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做等量齊觀，西方的共產黨是一個黨，符合政黨以黨為背景這個條件，這裡的共產黨意囑的不是政權，而是制衡政權；而中國共產黨所意囑的只是政權。它們根本不是一碼事。你讓中國共產黨公開和公正，哪它對政權的霸佔還有可能嗎？
共不就是一嗎？共產不就是一產嗎？
離開了鐵幕又怎麼能共呢？所以說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政治體制的改革不是可能的，因為這個體制的要害就是共產黨對政權的佔有，如果公開和公正被引入----前蘇聯不就垮了？東歐的共產制度不就垮了？當然中共也得垮。世界上不可能出現一種公開和公平的共產主義體制。只有在政黨政治的條件下才有公開、公平。
其實我要說的就是----只有救國這一種可能性，不存在救共產黨也救國這種兩全其美。
因此我認為只有批判救國，不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救國。
滅共產，才能救中國。
批判無禁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