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人的身家背景
起訴人鄧祖稷出身黃埔軍校，1969年下放回廣西扶綏老家時，發現屋後的一條水溝已被後鄰侵佔，還在上面蓋廚房，導致他家房屋不能排水，牆基常被水泡，每逢下雨就有倒塌的危險。當時正處文革時期，鄧祖稷因為身份問題被冠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所以看了卻不敢說出來。
是什麼樣的身份問題？1937年10月，鄧祖稷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八期，後來曾擔任到國民黨第七軍司令部參謀，1954年從中南軍政大學歸隱廣西南寧。這樣的背景資歷，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卻讓鄧祖稷家門掛上了「歷史反革命」的大招牌，他也在這場文革浩劫中受到迫害。
舊軍人永世不得翻身
那一場令人思之不寒而慄的浩劫，透過身受其害者的描述，更能領略其真實情境於萬一，以下是鄧祖稷女兒鄧彥芳的敘述：
「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就是舊政權的一切人員，尤其舊軍人更是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當時家父被紅衛兵五花大綁，嚴刑毒打，常常被打到遍體鱗傷，口吐鮮血仍不罷休。我們家被抄得慘於土匪洗劫，凡是值錢的東西：衣物、用具、錢財都被洗劫一空，不留收條。」當年鄧彥芳九歲，見此情景都不敢出聲。
「縱觀中國近代史，只有日本鬼子的凶殘曾使兒童哭不出聲，試想當時紅衛兵的凶殘是何等的登峰造極。家父從文革一開始就厄運臨頭，常被毒打，被冠上國民黨殘渣餘孽，掛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黑牌隨街游鬥，在鬥爭會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國家法律已經不把他們這種人當作人來看待。」鄧彥芳道。
種種非人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
對於文化大革命，鄧彥芳不僅目睹了她父親受到的迫害，也看到種種非人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致使多少人受不了而去服毒、跳河、上吊。她不禁由感而發：「那不單單是個人的悲哀，而是社會的悲哀，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悲哀。」
有關國共之爭，鄧彥芳的看法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是一段歷史的進程，身為國民黨軍人爲國家效力，有何過錯呢？何況還直接參與抗日的民族戰爭，多少爲民族的生存出過力。至於後來的國共相爭那是政府的事，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他們要負什麼責任呢？」
文革結束，鄧祖稷的日子還是不得安寧，鄧彥芳描述道：
「1978年文革結束回到南寧，口頭說是給脫帽子，但還繼續勞動改造監督，幹活的報酬比一般貧價農少，在經濟上剝奪如干義務活、當奴隸。動不動拿你來開會，叫你交代反革命的罪行，幹過什麼壞事沒？干農活時有沒有破壞？有沒有偷工減料？有沒有破壞勞動工具。若說都沒有幹過，就是不老實，沒有也得編一些出來。」
十年文革血淚化為烏有
80年代初，因為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共有了所謂的退回或補償文革時所抄的財產措施。鄧祖稷滿懷希望，期待藉此討回本來屬於自己的物品。孰料，他曾經受到誣陷的「歷史反革命」之名，成了他討回公道的障礙。有關單位予以駁回，理由是：他的問題不屬於「處理文革遺留」之例，因為敵對矛盾始終是敵對矛盾。至於抄家，當時也不是政府去抄的。
十年文革的血淚，就這樣幾句話被打發掉了。
房宅產權風波因何而起
1989年，當地政府核發房宅地使用證時，鄧祖稷一家已經回南寧了，沒住在老家。當地政府去量地時沒問過鄧家，是生產隊長跟會計去量，量到壁的都沒通知鄧家，事後他們也公開承認量錯了，因為鄧家沒人，而後鄰那邊通知他們量到哪就哪，也就是把鄧家的水溝地測量給後鄰。
辦證要簽字時，也沒有知會鄧家要簽字一事，而是找人來頂替簽字，這是非法的，辦證過程作廢。法院也知道，但一點都不敢提。
後來鄧家的人去領土地使用證時，發現這條水溝沒了，鄧家就沒領使用證，並跟辦證的人說：「這條水溝是我們家的，是搞錯了。」辦證（辦證是縣政府委託鎮政府辦）的人回答：「有錯馬上改，若有錯可及時校正，拖久了就改不了。」
鄧彥芳說：「現在二牆相近，對方是4米多高水泥砌的牆，且沒有牆基很重的牆，而我們的牆是泥土做的，一下雨我們這房就泡水，隨時有倒塌的可能。」
沒那0.93米水溝地，鄧家就沒法生活，處在危險之中，每逢下雨，房子就泡水。別人出租的房子一間一個月幾百塊錢，鄧家把它租給學生每月60多元，只能拿來做維護費，裡面都不能存放物品，只能晚上睡一覺。
步上了漫漫的訴訟之路
後來怎麼會走上了訴訟之路？
1989年的環境似乎瀰漫著這樣的氛圍：強調法治，保護公民權益。鄧祖稷於是多次找當地的村委會、鎮政府，想討回屬於自己的合法權益，卻都得到不理不睬的回應。在多次鍥而不舍的勤跑之下，鎮政府勉強下了調解書，把0.93米寬的水溝地變爲0.3米，只要求對方拆牆疏通水溝，但水溝地的使用權隻字未提。
多次找了發證部門，鄧祖稷得到的回應是：「這條水溝從前是你的，但是現在你們相爭我就收爲公用，就是只留0.3米爲公用，你不服你去告吧。」因此，從1990年起就走上了一條漫漫的法律訴訟之路。
見識到了司法部門的真面目
1990年4月至5月，七十幾歲的鄧祖稷親自撰寫訴狀，起訴廣西扶綏縣人民法院要求排除房屋險情，歸還宅地水溝使用權。1991年7月向法院送狀子，開始不接不受理，到了11月法庭才受理，1992年2月下受理通知書，9月才開庭，判決連0.3米寬的水溝地都不承認。
鄧祖稷不服判決，上告廣西南寧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辦案人員不予理會。為了討回公道與生命安全，鄧老先生不停的奔波於廣西扶綏與廣西南寧兩地，因為不堪人民法院的腐敗習氣，受到了很大刺激，1993年7月25日，在去找廣西南寧地區扶綏縣人民法院的路上昏倒了，從此永別人間，時年七十八，由鄧彥芳繼續努力她父親未竟之志。
官司有權力介入
1995年6月再次發放的判決書，比第一次更慘，判決書指出0.3米的水溝地判給後鄰，後鄰有合法的使用權，鄧家的上訴是不合理的。
第一次判決只留0.3米公用，第二次判決則把全部地劃給對方。找了律師問，律師說跟政府打官司是不好告的，不可能贏的。
告到中級人民法院後，96年12月鄧家就向南寧中級檢察院抗訴，鄧彥芳把抗訴拿給檢察院民事庭長韋秀結，他看了資料說土地使用證是真的，是符合使用的，又說這官司肯定有權力參與。
等有時間一起去看現場
後來就把這樁案子交給下面的人員辦理，過了幾天，鄧彥芳去找他們問問，有一位姓陸人員說：「你這案我們看過了，肯定有權力參與。不然不會這麼判的，那等有時間一起去看現場。」
又說他們是新單位，沒資金，鄧彥芳就說：「你們沒資金去看現場，那我來付。」他們回答：「你們先回去，等有時間再通知你們一起去看。」結果一等就是二年多。
二年過後，鄧家去找他們問問，卻說這案證據不足。鄧彥芳問他們還需要哪些證據？他們也說不出，所提的問題都被鄧家回答到答不出來。最後他們說：「你們這是小案件，我們剛剛接到通知，案件那麼多，我們只處理大案、要案，處理不了小案，你們這案回中院去找他們重審處理吧！」
那次協調會是由南寧地區審判長梁彥生主持，鄧彥芳說：「你要講清楚，出事誰來負責，出人命的，你怎麼賠償，你要寫清楚簽好字。」後來協調不成立，最後就得到那份判決書，對方怎麼說就怎麼判，鄧家的證據事實一點都不提。
訴訟為何沒有結果
官司打了十幾年都沒有結果，是什麼因素，是因為鄧祖稷的身份嗎？
鄧祖稷的身份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對方有錢有勢，關係網多。「對方是有頭有臉的，那跟那個縣長啊、公安局長啊、法院院長都是關係很好的，就是說我們肯定告不了他們的。」鄧彥芳道。
據理力爭，堅持到底
1998年到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上訴，經歷徹回中院，調解、定調子、等待，到2003年接到通知「不予立案再審」。
目前這案子，律師說只有上北京，去北京來回車資近1000元，可能還得停留一個月以上。鄧彥芳說她現在沒有收入，家裡還要照顧，是去不了北京。就算去了也不怕被抓，因為她有的是事實，又不是捏造的。
是什麼動力讓鄧彥芳持續下去，不想半途而廢放棄掉？
一個是被告沒有說服的道理，而鄧說自己擁有的是證據，是事實。但法院卻是被告怎麼說就怎麼判，原告寫的書面、證據，法院也不敢說是假的。況且那房子是真的危險了，房屋財產時時刻刻遭受毀壞，生命安全時時刻刻遭受威脅，隨時都會有出現人命案的可能。出了事，出了人命要怎樣處理，都沒說。
鄧家要繼續堅持下去這樁訴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嗎？鄧彥芳答道：
「不只是那條水溝地，我們覺得那是生命財產的安全問題。反正我不在乎這場官司的輸贏，我花了那麼多費用，追求的是真理，我不會放棄，我要堅持真理。」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