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民族主義扭曲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首先是對人的本體性價值的優先關注，其次才是對人類社會的工具性價值。「四大自由」的首要意義是個人尊嚴的確立，其次才是作為保障基本人權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工具，進而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抽去了人的本體價值而只在乎工具價值，自由主義便不再是自由主義，而只能淪為其他主義的工具。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洋務派」，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中體西用」，就是技術主義的工具服務於民族主義的目標。現代知識份子學習西方，儘管提出的具體綱領有所不同，但工具主義的態度則與「洋務派」毫無區別。具體而言，西方自由主義的引進，源於遭遇民族大危機之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必然被民族危亡的憂懼所左右，只注重其工具性價值而忽略其本體價值，即不是出於對人的價值和人的解放、特別是作為個體人的關切，而是出於對國家危機和民族振興的關切。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理解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以個人為價值核心的自由主義。
在懷有強烈的民族危亡憂慮的中國讀書人眼中，西方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救國」工具，像「船堅炮利」一樣，完全服從於以民族、國家、群體為核心價值和優先目標的政治取向，服務於強兵富國的民族主義目標，民族的獨立和富強代替了人的解放，國家獨立壓倒了個體自由，一直是中國知識份子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的主流。在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的主導下，即便每天把自由主義掛在嘴邊，實質上也不再是自由主義了。這樣的民族主義目標和自由主義工具的畸形混合，在經歷過二十多年改革後的大陸自由知識界再次抬頭，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開始尋求與提倡「儒家王道」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相結合。
二 被傳統忠君意識淹沒的自由主義
對於那些自稱信奉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他們每天在口頭上叨念的自由主義理念，也無法掩蓋其內心深處的反自由主義的傳統意識。在中國的傳統中，民族、國家、甚至天下等宏大觀念，一旦落實到具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層面，就轉變為以專制權力為核心的制度和禮儀，在古代是皇權的「家天下」等同於民族、國家和百姓，在現、當代是黨權的「黨天下」代替了民族、國家和人民。在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上，歷代不乏為皇權而殺身成仁的忠臣、君子和義士，也從來不缺少幕僚情結和帝王師夢想，卻鮮有殉難於個體自由的先覺者。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無論是傳統的士大夫還是現代知識份子）總是把對民族、國家的忠誠落實到對皇權的效忠上。從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到陳獨秀、李大釗再到當代中國知識界的反抗，皆以尋找開明獨裁者為歸屬。即便是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胡適，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也是偏向於「好人政府」；即便像魯迅這樣的虛無主義者，也想在左翼文藝運動中充當領袖乃至文壇霸主。
也就是說，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上，無論各個時期的知識群體有多大的區別，但從整體上看，對政治強人的服從與效忠則是同一的。區別僅僅在於：古代讀書人效忠於家天下專制，現代讀書人效忠於黨天下獨裁。
三 傳統的文化資源無法支撐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訴求
從傳統上看，中國的讀書人從來沒有過獨立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士」是「吏」和「王」的準備，學習知識僅僅是進入統治集團的敲門磚，政治實用主義左右著讀書人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目標。 「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中，政治上的立功才是他們的優先選擇，而道德上的「立德」和知識上的「立言」僅僅是「立功」的工具。也就是說，道德和知識根本沒有獨立的價值，而只有作為仕途敲門磚的價值。於是，知識人也就成了附於政治權力之皮上的「毛」，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可悲的是，從古至今，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執政集團以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為取向，依附於這些執政集團的知識人，無論他們本身傾向於怎樣的主義，最終也只能作為帝王的工具。帝制被推翻後，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有希望走向自由民主政體的三個時期－－民國初期的共和、北伐戰爭後的統一、抗日結束後的國共和談－－皆因主要政治力量的集權主義而錯過。具有自由主義政治取向的知識群體，既沒有組成自己的有廣泛的社會資源和動員力量的政治組織，也形不成持續的政治反對派和壓力集團，而只能依附於某一有實力的政治集團；也從未擺脫過幕僚和勸諫者的角色，皇權對讀書人的最好獎勵，大概就是「帝王師」的角色。
同時，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人卻大都不能在現實中踐行自由主義，也就無法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普及為大眾常識，更無法動員出大眾化的自由主義運動。事實上，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從未與民眾有過真正的觀念共識和行動共享，更不要說在實踐上對民眾進行社會動員了。對統治者，他們要當「帝王師」；對大眾，他們自奉為先知、代言人或救主，而民眾很難理解傲慢的知識人，也不會跟隨心口不一、言行背離的犬儒化先知。所以，中國知識人的孤掌難鳴的窘境一直延續至今。
四 中國知識份子對自由主義的歪曲理解
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及其政治理念來自西方，中國現代知識人對自由主義的接受帶有很深的東方印記，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就必然陷於歧途：要麼是無法無天的絕對自由，要麼是「人民主權至上的自由」，要麼是「明哲保身的消極自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只注重立憲政體的移植，卻忽略了自由主義對個體價值的關注；「五•四」一代以啟蒙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往往只注重民粹主義的「人民主權論」，也就是「直接民主」，而忽略了任何政治權力都必須得到制衡，帝制下的「君主不會犯錯誤」變成了「人民不會犯錯誤」的偽自由主義。因此，他們對自由主義的基礎理念沒有整體性的深入把握，僅僅從中國的民族危機出發，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許多人把自由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混為一談，最後用馬列主義代替自由主義，用激進的暴力革命代替漸進的和平改良。法國大革命以及盧梭的激進主義與馬列主義的激進革命相互激盪，左右著中國的歷史，也左右著中國知識份子的觀念沉浮。所以，大多數知識人把1949年的中共執政作為自由和民主的實現。加之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觀念的根深蒂固，更使中國人把自由和民主理解為財富分配的絕對平等。
換言之，在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接受西方的自由主義的過程中，最不該原諒的失誤是他們對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的忽略。可以說，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忽略乃是現代知識份子的最大缺憾之一。這顯然與中國傳統中的「公私之辯」密切相關。在中國，永遠是民族高於人，群體高於個體，即使是啟蒙時期亦如此。人的解放和人權的確立的最關鍵的步驟，就是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地位。而在中國現代知識人的眼中，財產私有觀念乃大逆不道，一系列啟蒙的著名人物都對「私」字深惡痛絕，而對「公」字頂禮膜拜。孫中山不是高揚「天下為公」嗎？國人中的最早覺悟者們也沒有意識到，人從專制奴役中解放出來的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變帝制時代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自由經濟的私有制，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是個人權利得以確立的基礎制度。到「五•四」時期，儘管個性主義思潮盛行一時，但在沒有明確意識到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的情況下，任何個性主義、民主、自由的口號，都無法確保個人權利的實現。
也就是說，西方啟蒙以個人主義為目的，其具體措施首先是確立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無論在英國，還是在法國，自由主義運動都是從皇家財產的私有化開始的。而中國的啟蒙以民族主義為目的，其具體措施先是堅甲利兵，繼而是君主立憲共和，最後是「科學與民主」，就是不強調私有財產。所以，中國啟蒙運動中的個性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方面因失去了經濟基礎而變成虛幻的裝飾，另一方面成為民族振興的一個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
與此相關的是對「公有觀念」的維護和對「私有觀念」的仇恨。而民族主義、「天下為公」正是中國封建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像陳獨秀、李大釗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很少談到「私有觀念」的問題，反而，俄國的「十月革命」一勝利，他們便放棄了民主而轉向了「天下為公」的蘇聯，甚至把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對立起來。就連胡適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啟蒙先驅，在經濟上也傾向於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中共的政治綱領之所以對知識人具有誘惑力，不僅是「民族主義的目標」，也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於是，公有製成為執政黨和知識人共同的制度選擇。
2004年11月25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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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