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筆者認為，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與元老們的分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較量」，大致可以接受。但是，將其提升為「民主派與專制派的較量」，竊以為過獎了胡趙。所謂民主派，必須是擁護民主政治才配得上這個稱謂。但是究胡趙一生的所為，距離擁護和實行民主政治還十分遙遠。胡趙從來沒有提出過放棄一黨獨裁，從來沒有提出過在中國大陸實行民主政治，他們的所有作為，不過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獨裁專制，而作的小修小補。即使說到趙紫陽先生在八九民運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其實也只不過是在如何處理民運的手法上和鄧小平意見分歧而已。當年的學生運動既沒有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趙紫陽先生更沒有這樣的理念。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兩個土八路出身的農民，對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怎能要求在他們的身上開始實行民主政治呢？對他們作出如此不合實際的評價，不是等於說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找不出一個對民主政治有認識的人？豈不是對全體中國人一個極大的侮辱？
單拿趙紫陽先生來說，五十年代他在廣東曾經是極左派陶鑄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得意的學生。廣東省的「土改」、「鎮反肅反」、「反地方主義」等等曾經給廣大廣東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政治運動，受害者中包括了許許多多無辜的民眾，也包括了許許多多曾經和趙紫陽先生一樣，為共產黨的理想奮鬥犧牲的黨內同志，趙紫陽均難辭其咎。並且正是由於在陶鑄、趙紫陽手上「糾正」了葉劍英、方方等所謂「廣東特殊論」的「右傾路線」，在廣東土改、肅反中大開殺戒，實行所謂「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極左路線，亦即是每條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1951年5月開始，僅粵西區地主自殺已達1165人；1953年「土改複查」時，僅2月3日到3月6日一個月，自殺者又增805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在廣東主持「土改」的恐怖。此外，陶鑄、趙紫陽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二萬餘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六十年代初，毛澤東來廣州，陶鑄、趙紫陽封鎖消息，不讓古大存知道。毛走後，古大存托李富春帶一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事因毛澤東在第七次黨代會上規定中央委員有權直接寫信給他，此信被李富春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前，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當眾羞辱曾經和他們一樣為共產黨奮鬥了大半生的革命同志。由此，兩個人後來才得以踏著廣東千萬無辜受害者的血跡步步高陞的。(詳情請閱楊立先生「古大存沉冤錄」、David Shambaugh博士「趙紫陽的崛起和陷落」等)。
筆者清楚地記得，當年中英會談收回香港，導致香港人心惶惶，各行各業各民眾團體紛紛北上向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反映香港人的憂慮。趙紫陽聽得太多了，有一次不耐煩地公開反問：「我真不明白，你們香港人到底怕什麼？……」，當時我在香港的報刊上看到一篇極具幽默和創意的文章，告訴趙紫陽先生香港人到底怕什麼。文章說，香港人怕香港有一天會變成大陸的城市一樣，人們隨地吐痰、到處亂拋垃圾、隨意橫穿馬路、搭乘公共巴士不排隊，一擁而上、排隊買票打尖、在公眾場合大聲講話，旁若無人、在公園裡脫下鞋子搓腳……；害怕無論辦什麼事都要走後門、害怕住醫院開刀救命要先送紅包、害怕不小心塗污了報紙或者講錯話會被拉去坐牢……。居然一口氣列出了幾十樣香港人害怕的東西，而這些正是在當時的大陸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從趙紫陽先生對香港人的疑問看出，趙先生對這些「中國特色」早已經是見怪不怪，麻木不仁；反倒責怪香港人杞人憂天，少見多怪。由此亦可看出趙紫陽先生對西方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瞭解，更遑論西方民主政治了。如此，又怎能對胡趙這樣的土八路寄予民主改革的厚望呢？又怎能稱他們為「民主派」呢？
至於余傑先生的文章「沒有理由樂觀的「後江時代」」將胡趙與元老派之爭說成是「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們的較量」倒是說對了。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中國社會和當今中共統治五十多年後的中國社會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1,清末康梁的「百日維新」和後來中共胡趙的「改革開放」最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也不敢觸動造成中國數百年來積弱貧窮的腐朽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都□是企圖在維護這種腐朽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自上而下的，對經濟文化教育有限度的變革，實質上是維護這種腐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徹底地推翻這種阻礙社會前進的政治制度。
2,由於他們都是致力於自上而下的改革，過份地侷限和依賴宮廷爭鬥，嚴重地脫離了人民大眾。而光緒帝黨、康梁以及胡趙的「改革派」勢力又比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和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為首的共黨元老勢力小得多，因而注定要失敗。
3,清朝末年和當今的中國社會的吏治腐敗都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龐大的官僚架構中層層依杖權勢而既得利益者，構成了「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的巨大阻力。當年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發下的許多詔書，均被各級官吏束之高閣，拒不執行，成了一紙空文。今天中國的情況大同小異，任憑「中央」發出多少指令，各方諸侯聞風不動，或者經過層層過濾，到了基層早已大大走樣，所謂「宏觀調控」的實施就是一例。再者，任憑「中央」定出多少條例，殺了多少「委員長」、「省長」、「市長」，貪污腐敗不但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見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經行不通。
4,由於「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觸動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雙方力量懸殊，腐朽頑固的保守勢力最終都動用武力，使這種本意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流血收場。光緒皇帝和趙紫陽的被軟禁，為這種百年歷史輪迴的驚人相似，寫下了最沈重的一筆。
正是這沈重的一筆，令筆者對趙紫陽先生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並祝願他早日恢復人身自由。諷刺的是，造成趙紫陽先生被軟禁，失去人身自由的，正是趙紫陽先生為之奮鬥一生並且竭盡全力維護的共產黨獨裁專制政治制度。筆者認為，對趙紫陽先生反對武力鎮壓八九民運，歷史和人民都應該感謝他。但是，不等於說他早期追隨毛澤東、陶鑄的極左路線給廣東人民造成的傷害，就可以一筆勾消。歷史應該公正地記錄下每一個人的是非功罪。筆者認為，由於他並沒有從根本上反對罪惡的，阻礙歷史前進的共產黨獨裁專制，所以歷史亦不能慷慨地給予他名不副實的「民主派」的稱號，更遑論什麼「中國的希望」、「共產黨的奇蹟」、「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等等。
政治是最嚴肅的科學，討論任何嚴肅的政治問題，都必須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容許參雜任何個人情感。吳弘達先生的文章裡指出，對趙紫陽先生的過份頌揚，很多來自於「體制內人士」，如今流亡海外的前趙紫陽先生的「智囊」，「顧問」，他們「基於主僕之誼，鄉土之情獻上敬意」情有可原。但是，筆者覺得如果認為趙紫陽先生當年倡導的有限改革就是中國未來的方向，就大錯特錯了。吳弘達先生認為，「也難怪，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都是御用的，吃皇家的飯，給皇家做事，主子得勢跟著吃香渴辣，主子鬥敗跟著做喪家之犬，當久了奴才，若一時沒了主子，就渾身不自在。……」。這段話雖然刻薄了一些，但卻是魯迅先生多次使用過的語言，對當今某些海外民主人士根深蒂固的「體制內思維」猛喝一聲，未嘗不是好事。筆者也覺得，四十年代那種獨立思考，渴望民主，無所顧忌，批評時政，作國家民族脊骨棟樑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階層，經過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摧殘剿滅以後，今天已經不復存在。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海外，除了個別有良知有理念有原則有水準的之外，已經很難找到像四十年代那樣的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階層。反而，在經歷了一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在英國的民主法治理念下培養出來的知識階層，有比較中國大陸和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原則得多，理智得多的泛民主派，他們黨內領導者之間的關係、黨派之間的協同，對民主法治的尊重，為民主政治獻身的精神，堪稱中國民主運動的楷模。筆者感到如果這些當今的海外民運人士像劉賓雁先生所批評的那樣，一個個變成「小毛澤東」，將來把這種「體制內思維」，把毛時代作風帶回大陸，造成一個沒有共產黨的共產黨社會，實非國人之福，故有此文，歡迎批評。@
24/10/04
(部分內容載於04年11月號「爭鳴」雜誌，此處是全文──筆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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